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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关键词是荒原。荒原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兆寿所处的兰州，或者说兰州以西的广大西部，是整个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当年曾经是富饶的粮仓，而现在变成了荒漠。这是很怪异的一个现象。整个中国文明从西部不断地转移，最后转到了沿海地区。原来沿海是荒漠，沿海地区就是一片盐碱地，标准的荒漠。上海就是一个荒漠，现在它繁华似锦，但它繁华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西部的历史，光是周朝就有上千年的历史。这是一个文明的倒置。兆寿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是在上海，写完后就回到了西部。他也在这两个地方来回穿梭。所以他写作的这段历程就是不断思考中华文明过去与未来的一个过程。他认为，在西部还保存着很多中国传统的文明，世界几大文明都曾在那里交汇，至今，那里的人们还拥有非常纯正的信仰，甚至一些萨满教的古老文化还隐约存在。他试图想让人们知道，西部虽然是物质上的荒原，但是精神上的高原。我也在想，上海如此繁华，它的内里可能是空的，这就是另一个小说的隐喻，即文化的荒原。这当然并非兆寿第一次提出的，上个世纪中期艾略特等已经发现，西方处于一片精神的荒原，现在我们也一样。越是工业文明繁华的地方，就越是精神荒芜的地方。这也是我一直在说的问题，即中国文化的危机。
这些年来，大家都在讨论一个现象，即读书问题。因为对知识分子的仇视，我们整个民族都有一种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即使后来强调读书，也是“知识就是力量”，是为了脱贫，似乎并不是为了精神。所以，传统中国社会中那种对读书人的崇敬完全丧失，代替这种崇敬的是对政治权力和经商的崇拜。中国人始终没有把读书培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网上有个对中国人读书的数据统计，据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的，是每个人每年0.7本。这是荒漠的一个表现。那么，前面说的每个每年4.6本包括什么呢？应该包括教科书在内，而且读书的大部分是孩子。成人非常焦虑，没有时间去看书。没有时间读书，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来修正自己的行为，改造自己的思想，所以，我们社会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以致最后出现了伦理危机。比如老年人倒在路上谁也不敢去扶。这是文明应该有的景象吗？肯定不是。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文化正在荒漠化。看起来一个都市很繁华，但实际上，从整体上来讲正在荒漠化。这种精神文化的荒原正是这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也是这本书写作的重要精神背景。不理解这个，这本书你就很难理解它。
第三个就是问道。面对荒原，我们怎么办呢？这个小说的结尾很有意思：一个是年轻的教师坐飞机去了希腊，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名义，继续去西方寻找现代文明的曙光。这比“五四”之时的知识分子多了一重意义，前进了一步。而老了的知识分子夏木则跑到荒原里去流浪了。这是老子的方式。这个结尾，其实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选择：是回到你祖先的土地上去寻根呢，还是从西方的现代文明当中找到中国未来的出路？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大是大非的问题。知识分子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小说没有给出最后的结论，但是，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通过这本书，通过自己个人的阅历，通过对生活的观察，找到自己的答案。
主持人：朱老师将西部的荒原与上海的繁华进行了对调，便形成一个很深刻的见解。下面我们再请复旦大学哲学博士郭晓林来谈谈阅读小说的感受。
郭晓林：心灵史的自我回顾与超越
西北师范大学徐兆寿教授的新著《荒原问道》绝对算是一本带有浓厚学院派风格的“另类”小说，说其另类，已有评论家说徐兆寿本身就是一种另类的写作，事实上，我觉得他的另类来自于他对知识分子心灵史的这种深沉的关注，这在其新作《荒原问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荒原问道》一书中，作者刻画了两代知识分子：建国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夏好问（夏木、夏忠）和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陈子兴（陈十三）。两人经历的时代变幻，从八十年代开始重合，于是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构成了建国后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对于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这七十年历史，民众的认知来自于历史书籍、影视作品、以及自我的亲历，但是对于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那种心路历程，大众可能带着观看者常有的“揣摩”的心态，并不能“体味”“过中三味”，因为知识分子是一个由于经历曲折，思想冲撞又兼具时代、人文关怀的特殊群体，他们内心的那种波澜壮阔，并不比任何河流来得平静。恰好，徐兆寿教授以其对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两代知识分子的熟识、对历史的亲历、理解和体认为基础，以及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固有的那种对社会、历史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作为去理解、梳理、呈现、剖析这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心路历程的钥匙，试图带领读者一起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一起追寻对文化、信仰、自由和爱等人类共同话题的深切关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没有一部小说能有《荒原问道》这样宏大的视野和旨趣，并且，在语言和叙事架构上，也是极其精彩，比如，作者在小说中信手拈来又是匠心独运的隐喻，不断使得叙事更加灵活而自然，也使得小说的思想更加生动而深邃。下面谈谈我从两个关联性的隐喻中读到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图景。
在夏木和陈子兴的人生经历中，分别有两次阳痿，这两次阳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理病症，而是心灵病症。
夏木的阳痿出现在七十年代末，他因为被一个农村妇女以生命所胁迫，被逼无奈脱掉了裤子准备接受这个农村妇女的“强奸”，但是被妇女的儿子和夏木的老婆秋香所及时发现制止，于是他被自己老婆和所有的村民误解、指责、谩骂，从此以后就阳痿了。事实上，这次阳痿是夏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从被打成“右派”、参与劳动改造、大饥荒逃命、隐姓埋名入赘钟家、变成放羊的夏忠、教书的夏老师、行医的夏大夫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给他精神上的压迫造成的精神上的阳痿。从开始被打成右派，他就失去了发言的权利，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与人格，即便在农村，他一度可以得到农民的信任、崇敬，但那种心灵上的需求并不能获得正确的慰藉，所有的信任和崇敬不是来自于对夏木思想世界的共鸣和理解，而是来自夏木运用知识为大家带来实惠的便利。夏木已经一无所有，他的命运完全被迫地典当了出去，在这个村子里，他必须听从岳父的指令，必须隐藏自己的本真的面目，连自己的老婆和自已也不是一路人，他由内到外已经全部失去了自主性了。到最后，一个寂寞难耐、对白白净净温文尔雅的夏木有着性幻想的农妇，居然在三番五次引诱不成的情况下，选择用命来胁迫夏木，企图用这样的方式去占有夏木的身体。可以说，身体是夏木最后的自留地，他可以自由地选择把它交付给谁、与谁共享，但是现在不行了，他连自己最后的自留地也被威胁了。此事的曝光使得夏木在农村这个小社会里进一步失去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在家庭这个小单元里失去了做女婿、丈夫和父亲的尊严，他最后发现自己阳痿了，这是在隐喻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已经被逼迫到了“无地自容”的境地了。事实上，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和人格，乃至生命，这一代知识分子集体的阳痿就是他们共同的命运。
时代在进步，知识分子也不会永远在各种外力的胁迫中沉沦，夏木马上迎来了新的生命——思想的生命、心灵的重生。他考上了大学，进入了自己曾经工作的学校西远大学，虽然这个结果并不如意，但是随着和彭教授往事的真相逐渐被揭开，夏木又重新回到了二十年前，焕发了一个年轻思想者的光芒。他在众多学生的崇拜中找回了自信和尊严，找回了失散多年的精神伴侣，虽然现实生活中还有山之宽这样的沽名钓誉者和时代帮凶在把持权力，虽然自己的老婆孩子还在农村，但是这些都不能影响他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表达。所以，当一次和自己小姨子偶然的身体遭遇时，夏木发现自己的“阳痿”不治而愈，这难道不是因为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那场思想的狂欢带给知识分子的劫后余生的欣喜和心灵的治愈吗？
显然，这个隐喻是作者精心安排的，他试图说明、表达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他想让这个隐喻成为一个总结这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关键词。那么相比而言，新一代知识分子陈十三的阳痿则在某种意义上与夏木是完全不一样的原因造成的。
陈十三的情感经历是丰富而曲折的，是带有某种心理阴影的，那就是他在十六岁时爱上了自己的英语老师黄美伦，两个相差了十六岁的师生爱得天翻地覆惊天动地，最后自然以一个悲剧收场，黄老师从大家的视野里失踪，陈十三跌跌撞撞地考上了大学，后来读了研究生，去了西远大学，遭逢了夏木教授。
陈十三是一个生活有点混乱的人，总是和女性走不到一起，无论是高中恋人、大学恋人还是工作后遭遇的各色恋人，她们都不是曾经的黄美伦，于是陈十三和自己的第二任妻子正在准备生育计划的时候，偶然碰见了曾经的初恋情人黄老师，就是这个看上去已经人老珠黄、但又身残志坚、找到信仰的黄老师，让陈十三突然之间和自己老婆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预兆地阳痿了。
当然这依然是一个隐喻。陈十三的初恋情人黄老师，代表着古希腊传统的西方文化，那种对真理孜孜以求的自由精神，从开始就奠定了陈十三和传统文化的某种疏离。即便他按照考试、毕业、升职等一系列体制内要求，让自己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教授，但是他内心的心路历程却并不平坦。从大学时代的诗歌狂欢到黑子之死，从农村到城市各种生活尴尬，从学生到教师的各种遭遇，从理想到现实的诸多不平衡，都使得陈十三难以在一条可以安静地治学的道路上，寻找自己的“黄老师”。夏木那一代人某种意义上是自我启蒙的结果，而陈十三这一代人又多少带一点被启蒙的意味，毕竟八十年代那场文化的盛宴滋养了他们独立的人格和个性，唤醒了自由和尊严的人性，陈十三是不惮于和那些伪装的亲情、友情、权力“割袍断义”的，他内心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所以，当经济大潮席卷而来，知识分子在这一场社会大变革中似乎还准备不足、立足未稳之际，陈十三的心路历程又一次遭受了严重的冲击。所以，当黄老师出现，他就突然发现，自己和老婆之间，已经隔了一个人，是三个人睡在一起了，这就隐喻了一个思想者在两种文化传统之间的那种选择、纠结和焦虑。陈十三必然要阳痿的，因为，无论他选择哪一种，都是和他的理想已经相去甚远，他们没有共同生活的那片“土地”了。
荒原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隐喻，作者把所有的故事都搬上这片带着诸多色彩的荒原，力图通过一系列的文化隐喻，探究两代知识分子艰难痛苦的心路历程，我认为，他做到了。这是徐兆寿为我们反思知识分子隐秘的内心世界打开的一扇窗户，也是我们自己心灵的窗户，因为我们是那么的需要它。就像夏木要去更远的荒原大地寻根问道、陈十三要去希腊圆梦一样，我们也需要回顾自身，超越自身，这是知识分子应对这个困局所应有的一种态度，无论选择何种方式，我们都应该保持抗争的姿态和努力，这是徐兆寿和真正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心灵和祈愿。
讨论之一：梦境的探讨
郭晓林：我想问一下徐老师，您书中写到一个梦，梦里总是出现一只小羊，一个小村庄，这个梦境在主人公的梦里出现了无数次，我想，这是不是一个隐喻或者是不是折射的是他的迷茫以及曲折的人生当中那种心灵的纠结？
徐兆寿：这个梦，是我以前经常做的一个梦。我经常梦见自己突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村庄，月亮很亮，村庄与树的影子投得很浓很重，但村子里没有一个人，即使有，也仿佛沉睡着，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也没有一个人与我说话。我把这个梦写进了小说。当然，我在书里变成“我”寻找一只羊，然后来到了我常常想见的那个村庄。如果说有象征意义的话，村庄更多的象征我们的东方文明，小羊象征人类，因为人类在西方文化是上帝的羔羊。羔羊迷失了方向，“我”在寻找。
主持人：请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陈瑞瓶谈谈她的感受。
陈瑞瓶：在文明与大地的张力间徘徊
小说《荒原问道》以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为线索，铺陈再现了中国人自建国以来这几十年来的迷茫和探寻。正如主人公夏木的叹息，“文明离大地太远了”，人和土地的关系这一主题一直萦绕在整部著作里，所有人——不管他知不知觉，实际上都在身处在这一张力的网中。
若从世界的大背景来看，我们当发现：近代的历史是西方文明展现它神奇“进步”的历史，自从十九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展以后，整个世界也被迫渐次跟随它的步伐。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产生了一系列连锁的变革：城市化、女性运动、资本累积、科学革命、贫富差距……及至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的思想家已经预先对此感到忧虑，胡塞尔后期写下了《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论的现象学》已示警钟，而海德格尔的那句“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则成了脍炙人口的名言。
这场革命的另一个特征就在于，虽然它是西方文明主导的，但它却必然影响了全球的各类文明。及至今日，这一影响依然如磐石入水，波纹广布。中国的近代史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痛苦地呻吟，这绝非是“无病呻吟”。众所周知，中华文明历来是农耕文明，中国历来是农耕大国，传统的中华文化是一种讲究人和自然和谐互依、能量流转的文化。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互动正是周易和中医等传统文化（乃至民间的风水杂学）的根本核心。而现在，在近代的这个大背景下，中国人和他曾经息息相连的土地已经渐行渐远。在今后日益城镇化的道路上，或许不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一句话，人已经被迫从大地之上拔起了，他进入了熙熙攘攘的城市的文明丛林里。他和他的传统文化之间断离了，这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当我们说，中华文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实则也同时意指：中国人的心灵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和混乱中。辜鸿铭曾在《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里说，中国人具有一种无法言表的温顺之情，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纯粹精神和灵性的生活。然而时至今日，现在谁还相信这样的说辞呢？远离了大地的我们，去哪儿来寻求这滋养之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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