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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荒原问道》显出它非凡的意义。这不是一部像大多数莺歌燕舞歌颂“小时代”那样的小说，毋宁说，它是一部在某种意义上“不合时宜”的作品。正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家的心灵是灵敏而细腻的，在大多数人们懵懵懂懂地踏上远离故土的慢慢长途时，他已然率先体验到了一场在未来也无望的返乡之旅的悠愁。就这个意义而言，这本书所蕴含的精神甚至也不仅仅是局限于中国人的，它必定也会引起那些和“土地失联”的文明的哀鸣回音。
文明和大地间的张力已经日趋紧张，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大地是有它自己的法的，只是人们并不去听。人们只听人类自己的法则，所以离大地越来越远了。”荒原问道，那么，道在何方呢？这令笔者想起了德国哲学人类学家M.舍勒的观点，他认为：人的认识力在每一次的所谓“发展”和“进步”中，必定也伴随着衰败。因此，若要对生命有完整的认识，就要重拾每一“进步”阶段中那被隐蔽、被遗弃的“衰败”。本书的作者在一次读书的发布会上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因此他最后安排书中的两位知识分子，一隐遁荒原求道，一远赴希腊（即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解惑。看来，未来的“问道”之路虽然必定漫长，但我们也窥见了一丝曙光：那就是东西方文明各自的自省、碰撞、融合。
讨论之二：我们如何找到精神的归宿
陈瑞瓶：《荒原问道》揭示了这样一种困境：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心中却不免怀着荒原，可我们毕竟还是没有办法到荒原中去生活，还是只能这样纠结着生活。但是，我想未来总归是有一个美好的前景的吧。关于这点，您怎么看？您应该也不完全是一种悲观的想法吧？
徐兆寿：应该说不完全悲观，朱老师在上海这样的都市中生活了多年，您应该有更多的感触吧？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我非常赞成朱老师刚说的，在整个西部，是整个周朝文明的起源地，在高高的昆仑山上诞生了我们的神话。对这段历史，前面我已经讲过了。但是，我们现在忘了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一片精神的高地。不仅仅是上海和东部忘了那里曾经是精神的高地，就连我们西部人也忘了。它仍然需要我们重新发现。我是在四十岁以后才慢慢发现西部的。我觉得西部还非常神奇。为什么现在大家还喜欢到西部，到丝绸之路啊，到西藏啊，到甘南啊，到青海啊，到新疆啊，这些地方去旅游呢？因为那些地方土地非常辽阔，能给我们都市和江南无法给予的一种辽阔之美，能让我们感受到天地之间的那种悲壮的大美。但是大家都是看的表面，没有真正地走进民间，没有体会到那些非常非常具有精神性的东西。我们现在可能不太清楚为什么在通向西藏的道路上，会有很多人在匍匐朝圣，一步一步用身体来丈量大地，去虔诚地信仰。很多人把它称为愚昧的东西。刚才瑞萍说了一句话，现在小孩子为什么更容易信仰，用我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都有知识障，我们很多人被知识障碍了，所以佛陀在入禅定的时候说，当时人们都被知识障碍了，他要重新发现知识，那其实是真理。在我们通向真理的道路上，我们知识的障碍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回头再往西部去看一下，也许我们会找到我们中国人信仰的根。再加上整个世界文明的营养，我觉得我们会找到一种很多的解决的方法。这是我自己的解决之路。朱老师不知道怎么想。
朱大可：关于荒原，到底怎么理解，实际上兆寿刚才讲了，就是西部看起来是一个荒原，但是它却只是表面的荒原化，它的深层却是一个富矿。上海这样的东部城市，看起来非常富有，高大上，但是它的内部非常的贫困，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悖论。
主持人：这个问题就讨论到这里，下面我们请诗人、同济大学哲学硕士郁迪谈谈。
郁迪：《荒原问道》的两大反思
徐教授的这部新作同时处理了两个宏阔的主题。其一是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命运的反思。这体现在小说情节之转折中，是为书中主线。它不仅是知识分子们精神上不断挣扎、迷惘、寻求解脱的内在历史，同时更是在处理一个真实的当代中国特殊文化背景。1957年反右斗争、1978年真理大讨论、1989年海子之死（故事中那位叫黑子的诗人无疑有着太多海子的影子）……这一系列文化大事件使得主人公夏好问与陈十三不再是两个个体，而是当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缩影。借助真实的外部历史，两人的经验完成了从特殊到普遍的转变，每一个问道者都能在其中发现自己。这得益于徐兆寿先生大学教授的身份、对知识分子的了解，但更重要的还是对中国文化当代现实以及未来出路的关切。因而虽说小说的文笔流畅可读来却并不轻松。它所承载的厚重需要不断停留、不断反思，这种阅读形式本身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问道”的方式。
其二是对当代人类文明的整体性思索。如果说前一个主题体现在人世，那么后一个主题则更多地表现于自然。具体而言，在书中就体现在对土地、西北荒漠、古墓文物的态度。以青年夏好问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是一种“利用自然、开发自然”的态度，似乎自然就是外在于我们的对象，它们的意义在于为我所用。这是现代文明“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近代启蒙思想原则的现实表现之一。其背后所蕴含的原则是“主客体对立”的斗争与征服。但恰恰是它构建起了当今世界的主导原则。
然而，在书中西北边民钟老汉的身上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态度：自然是我们崇敬的对象，我们能做的只是按其所是的顺应其自身的规律。在自然面前，人类不过是沧海一粟。这正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朴素观念。在我看来，用后一种原则反驳前者并非作者主旨。因为在两种态度中非此即彼地简单站队无疑是肤浅。它们有其各自的合理性，抛开特定时空来空谈抽象原则对我们思想无所助益，这绝不是“问道”应有之态度。相比之下，真实地呈现出来自古今中西不同的思想资源在当代中国人身上真切的撕扯，这才是深刻的，或许也是作者最想要告诉我们的。
讨论之三：关于“文革”的描写
郁迪：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发现，相对于反右斗争和真理大讨论，关于“文革”，您所用的笔墨比较少，我想知道这是因为主人公夏好问经历的缺失导致的呢，还是您有意为之的？
徐兆寿：我原来的小说是58万字，后来删减到了32万字，其中你说的这些内容原来其实挺多的。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因为小说中两个主人公的篇幅要大致一样，所以，不得已就把他这一部分略去了一些。第三，我觉得，当代很多作家在这一块写得已经比较多了，我再重复也就有些无聊。
讨论之四：知识分子的存在
郁迪：第二个问题。现在的知识分子与您书中描写的那两代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区别，那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出场似乎是闪着光的，带有一点神性，不管是陈十三所遇到的中学女教师，还是夏好问到乡村所接受的各种待遇以及他在八十年代所扮演的精神领袖，都像是有层神的光环披在他们的身上。但是知识分子的那种光环当今已经缺失了，那么，今天的知识分子如何定位？如果他自己也放弃了这种光环，那就是一种操守的丧失，但他如果过分强调这一点，似乎他又是不断地在把自己孤立化，那在这问题上我想听听徐老师以及朱老师的看法。
徐兆寿：现在应该说知识分子有一些还是有这样的光环，你比如说朱大可老师，他仍然保持着八十年代的那种理性的精神立场，他在今天很多年轻人的心目中有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那样一种高蹈的形象。
主持人：是的，朱老师在我心目当中是有光环的，我刚才看到朱老师，就觉得总是在媒体上，在《南方周末》，在《财新网》，在《新周刊》里见到的这个文化学者，那么好的文字的书写者和作者突然间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就感觉一个神一样的存在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话筒也是，看到朱老师，看到徐老师就紧张的频频出现声音，看来它们遇到大腕也是跟我一样了。有请徐老师继续。
徐兆寿：所以，我是这样想，可能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太少了，但是他们身上的神性仍然存在，只不过我觉得这个时代太喧哗，太平庸了，我们不需要他们，但事实上社会很需要这样有着神性光辉的知识分子存在。我觉得知识分子首先是自我选择，他自我选择这种神性的存在，然后他就自然带有这样的光芒，他的文字以及他的行为就自然地带有一种光辉。
朱大可：不能说我们有什么神性，首先是，有人性就不错了。在这个时代，你要捍卫人性，捍卫最基本的人性，能够把它保全了，这就不错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代，人性是匮乏的，金钱性、物质性超越了一切，它支配着我们的所有价值，所以呢，真的谈不上神性的问题。八十年代确实有这个问题，因为知识分子还有高度，他在一个启蒙者的状态，民众是被启蒙的。到了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是启蒙者，于是，知识分子的意义价值就被解构了，他的神性就掉下来了。大众的偶像就跌碎了。网上也有很多人在骂我。所以，我在想，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保持神性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的保持我们的人性，保持一个正常的人性，一个善的人性。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能够做到这点，中国就有希望。
结语：一句话推介这部小说
主持人：非常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来宾以及所有专家学者对我们这本书的支持。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专家的发言就到这里。
因为今天是我们的新书发布会，有很多在座的读者还没有看到过这本书，所以你们一旦拿到这本书，看到了中国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之后，肯定会有所感慨，那么最后的时间，我想留给这么多喜欢徐老师的读者。
最后请徐老师和朱老师用一句话来给读者推荐一下这本书。
徐兆寿：
我就不自我吹捧了。
主持人：您觉得这本书您想让读者们最想读懂的是什么？
徐兆寿：我想让人们重新来思考一下自我，自己如何存在，如何幸福。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好的，谢谢徐老师，谢谢您。
朱大可：如果你觉得你面对的是一个荒原的话，那么这本书可以帮助你思考如何走出这个荒原。
主持人：好的，谢谢，谢谢朱老师。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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