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亲爱的》导演陈可辛：我并不是消费社会题材（2）

我并非一个社会问题专家，但是我知道，听说，法律只惩罚那些“人贩子”，却对买孩子的人网开一面。这令我非常忧心，所谓“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道理在此同样适用，这是最大的问题。        

Mtime：你是否认为，这是你个人给予社会现实思考最多的一部作品呢？   　　

陈可辛：我想这是我最关注现实的作品，尽管我尽力让电影看上去更加符合一部类型片。我想，相比故事与情感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作为一个导演，我尝试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电影结构。电影呈现一种对称式的结构。一开始，你让观众跟随者正面主人公的视角，一半过后，你让观众跟着反面主人公的视角。接着，你会通过两种视角，看待同一个故事，你无法做出选择，哪一种立场是所谓“正确”的的。   　　

我无意给观众加入任何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但是，影片中确实有那位养母（赵薇）在车站令人心碎的场景存在。在影片的前半部分，我把主人公夫妇塑造成受害者的形象，突然间，视角变换到养母的身上，你看到一群人对她施加暴力与侮辱的时候，你又觉得那些原本你认为的“好人”是那么不可理喻。你怀疑，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影片之外的真实故事——仍在寻找孩子的父亲与陈可辛的疑惑        

Mtime：你见过影片中的故事原型吗？   　　

陈可辛：我在一开始就见了他们，但是演员们是直到最后才见到的，大概在影片拍摄结束三周之后。        

Mtime：为什么不让演员在一开始就接触他们呢？   　　

陈可辛：我不希望演员被人物形象“束缚”。如果他们见到了角色的原型的话，演员嘛，肯定会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的。        

Mtime：那么，故事里的家庭和扮演他们自己的演员相见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陈可辛：那个场面，很打动人。我其实不知道能为这些父母做些什么。张译扮演的那位父亲，虽然在电影中放弃了，但是在现实里，他至今仍在寻找自己的孩子。我们在电影里最后放了一张他孩子的照片，他对我说：“我能把我的电话写上面吗？万一真的有人会找到他。”       

Mtime：这样的故事也存在一个道德命题：究竟是孩子的生母还是养育孩子成长的人，对于一个孩子，能够主张更多的权利呢？   　　

陈可辛：我觉得是养育孩子长大的人，毫无疑问。在影片最后，当赵薇的角色怀孕了，很多人认为这代表了某种希望。我非常疑惑：“怎么可能？这怎么会是一种希望呢？”我觉得这是一种中国文化里的东西。我不理解。   　　

我虽然是中国人，出生在中国，但是我没有那么中国。我受到的教育是西方的。我非常疑惑，为什么他们认为孩子的生母就对一个孩子拥有无可厚非的自然权利。包括我的一个香港朋友，在看完了影片对我说：“你在设置了一个宽慰的结局。”   　　

我完全无法理解。对我来说，父母的意义在于自己对孩子的付出与时间上的陪伴，与生理上的关系，是两项不相关的事情。        

Mtime：这是你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的亲身感悟吗？   　　

陈可辛：我直到我的女儿三四岁的时候，才开始经常和她在一块。因为我是个父亲，与母亲所承担的职责不一样，所以在她一两岁的时候，没有怎么陪伴她。但是现在，我已经离不开我的女儿了。为什么呢？因为她以前太小了，我没办法和她交流，我们不能像现在这样聊天。        

Mtime：对于为人父母的观众来说，这部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是非常有力的。   　　

陈可辛：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相信我，你会更加吃惊的。我的演员们，所有的演员，在看到了影片后，都惊呆了。因为它让你看到了自己身边随时都在发生的故事。很多人都觉得，孩子被拐卖后，手脚被砍掉然后在街边乞讨，这样的案件很可怕。但是，其实这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更多的孩子被用几万块的价格卖掉，是一个非常大的黑色市场。        

Mtime：影片中的女性角色比男性角色更加出彩，这是你的初衷吗？   　　

陈可辛：我并不知道，应该说是这个故事让她们熠熠生辉。奇怪的是，有的时候，你在拍摄的时候，电影中最强有力的部分自己显露出来了。赵薇的角色，一个农村妇女，在那里她的生育能力也许是她存在的唯一理由。想想看，如果她不能生育，她的生活会如何？因此，在影片的结尾，她发现自己并不是没有生育能力，而是自己的丈夫不行。但是她已经为此被责怪了许多年，还养育了一个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的孩子。天啊，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已经发生几千年了。

Mtime：在你的作品《三更》中，你已经探讨过关于遗失孩子的话题。此次你回归该主题的原因为何?   　　

陈可辛：在拍摄《三更》的时候，我还不是一个父亲。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直到几年前，我都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过，这部电影与我是不是一个父亲没有关系。我也被问过很多次了。我想，就算我不是父亲，我也一样会拍摄这部电影。        

Mtime：在香港导演中，你对多种类型电影的把控能力是令人惊讶的。你是如何在音乐剧、故事片、动作片等类型中自如变换的呢？   　　

陈可辛：需要是创新之母。香港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也是一个自由市场主义奉行的地方。更因为香港的市场很小，因此每一个抉择都事关生存。对我来说，我是一个非常香港的香港人。我出生在香港，在泰国长大，然后去美国，最后在香港电影工业腾飞的时候回到香港。我在好莱坞小试牛刀，然后回到亚太电影圈，现在，我来到中国内地工作。   　　

我一直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生存，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拍摄过电影。我对每一种题材都得心应手或许源于，我不存在一个导演应该拥有的所谓“自我”。我拍摄的电影，市场需要就好，我不需要在乎它是什么题材，我只需要让它迎合观众。   　　

当所有人都拍大制作动作片的时候，我拍了《投名状》。我其实一点不喜欢拍大制作，更不喜欢整天对付故事版这种东西。但是我必须要这么做。为什么？只有这种题材才有投资。   　　

尽管这样，《投名状》还是让三兄弟在一个宏大故事背景下，有一份亲密的真情存在。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我一直能够找到同时让我的个人意愿以及市场需求都满意的题材，以及故事，并且最后拍成电影。所以，对我来说，两者从来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