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上一部《白日焰火》中人命关天的尖锐矛盾,《少女哪吒》的情节看起来要平缓得多。直白来说,就是更“文艺”了。入围釜山电影节,对于饱含热情的年轻创作者是莫大的鼓舞,对于为项目从找钱到发行都“伤脑筋”的沈旸则有另一重思考。
沈旸
澎湃新闻:《白日焰火》在文艺片里面算是票房非常成功的范例,但是和明星的加盟有很大的关系。这次完全起用新人,对于影片影响力上会不会有所担心?
沈旸:事实上,明星在艺术电影里的功能更倾向于演员,而非具有市场定义的明星作用。《白日焰火》的成功主要是导演以作者的立场主动构建了一个看似佳构剧(well-made play)的电影,而且柏林两个大奖创中国电影纪录,又在一个媒体和产业最需要的时间节点发生,因此这成功是综合性的。对于艺术电影,导演仍然是创作和表达的主体。对于《少女哪吒》,不仅导演是第一次,而且,两位主演、摄影、作曲都是第一次。艺术电影,某种程度就在于呈现“新”的大胆和发现“新”的喜悦。
澎湃新闻:单从独立制片的经验来谈,从第六代导演凭借拍独立电影崛起到现在,其间整个大的环境氛围是否有所改善?尤其电影产业在近5年的飞速发展对独立电影有什么样的影响?
沈旸:2014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不仅为产业带来了高票房数据,也带来了很多新现象:票房大成功的影片在形态上越来越像媒介,已经离传统意义上的电影越来越远。独立电影事实上是一种更尊重电影本体、更保护导演独立创作的融资和生产形式。如今在中国,一些拥有成功市场的导演及其制片人也采用这种方式操盘影片。但今天的环境中,坚持独立制片的艺术电影在这种大环境下一定有其艰难性。
一方面,市场的爆发式增长需要新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在热钱涌入电影行业、市场数字虚高的同时压力同倍增长,市场压力下,大公司对于起用新导演、新演员甚至其他新的专业人才都会更加慎重。事实上,独立电影和艺术电影不仅为艺术形态打开了新的可能,也为产业迎来新的生产力打开了各种可能性。国际上,法国始终对支持艺术影片和新人导演有政策性补贴。我们的电影产业发展越来越需要政策性的机制来鼓励新生产力出现,我们团队在具体运营中,一方面,主动从资金层面寻找与政策鼓励机制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一群志同道合的小投资人,出于对导演才华的信任和未来的期许,组成了一次小范围的众筹。尤其要感谢目前我们影片的这些出品方。
澎湃新闻:这部电影立项于上海,其中不少主创都来自上海,算得上是一部“上海出品”的独立电影。上海近年来在中国电影的创作大潮中基本“缺席”,作为多年的本土电影从业者对这一点如何看待?
沈旸:大家都知道北京做电影占有产业资源和行政资源,这是上世纪80年代大制片厂时代终结后的直接结果,1949年之前上海电影的繁荣,其实也正是占有了产业资源,以及相对宽松的拍摄审查环境,是市场主导机制下的繁荣。这些电影创作的生态都是不可复制的,上海电影要发展,一定得仔细盘整上海现在面临的资源环境和新的区位优势。事实上,上海电影并没有大家想像的那么悲观,至少还占有四大相对特有的资源,关键是如何利用这些独特资源,重新创造新的局面。
所谓四大特有资源优势即融资环境、国际合作的职业基础、最稳定且广泛的文化产品受众市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宣发平台。未来需要加强的是金融创新手段和促进、孵化生产力的机制创新。这种创新不仅是模式创新,也需要政策性创新,所以,是机制创新。我所了解到的信息是,上海市政府及其相关主管单位都正在调研且拟推出系列政策,这些对上海的电影创作都是利好消息,而且,《少女哪吒》作为独立电影,在上海从立项到审批,在政府部门间的通过效率极其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