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专访：电影让我学会妥协 抗拒拍社会题材

采访陈可辛很省力，一个问题抛出去，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上20分钟，然后停顿一下，示意你可以继续提问。

采访陈可辛也很费力，他的语言和他的思维一样跳跃。有时候，完整的一句话，他会分成好几个小句子蹦出来，你得集中所有注意力，才能跟上他的节奏。

从第一天拍摄电影开始至今，电影教给陈可辛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妥协。

必须有情感

带到今年威尼斯电影节上的《亲爱的》，和陈可辛前几部片子的风格迥然不同。这是一个改编自真实故事的影片，原型来自“寻子父亲”彭高峰。从《甜蜜蜜》开始到《投名状》，再到《中国合伙人》，陈可辛觉得自己并不擅长过于真实的题材，“拍不出第六代导演那样的文艺片”。好在后来，编剧张冀给这部影片增加了很多东西，除了社会思考的情节外，对片中人物也有非常细腻、具体的刻画，颇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其实，我很抗拒拍摄社会题材，我觉得太有社会话题的片子，反而显得说教。”陈可辛说，他拍电影，必须有情感，“我是特别喜欢共鸣的。我以前的电影，不管是武侠片,还是现代片，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戏，是情怀。”

陈可辛喜欢在电影院里哭，喜欢用电影去抒发自己的情绪。比如《中国合伙人》，讲述男人的成长；《甜蜜蜜》，探讨爱情的成长。“成长就是失落童真。你一天天长大了，也一天天丢了很多东西。最美好的事情，是回到小时候。这些情怀在我以前的每部作品里都有体现，而这部片子里完全没有。”

学会了妥协

走到现在，陈可辛学会了妥协，磨去原有的棱角，向市场、向观众妥协。“很多文艺片导演看不起我，觉得我是为市场服务。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不接受，只会更痛苦。”所以，陈可辛每次拍片之前，都会努力尝试把电影和市场融合。导演和制片的双重身份，让他几乎精神分裂，天天自己和自己较劲。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亲爱的》不算是一部大众商业片。这次到威尼斯参加展映，陈可辛的心态很平静，他并不在意奖项，他关注的是观众看完影片后的反应。事实证明，片中的诸多细节不仅打动了中国观众，也令国外观众唏嘘不已。在陈可辛的观念里，电影不分商业不商业：“我觉得文艺片拍得好看，也是商业片。”对于他来说，动人的故事才能夯实一部好电影的根基。

为了拍好故事，他会去找最好的明星，有了明星和他们的粉丝群，才能保证电影有一定的关注度。“我从来都用明星。让你没见过的人演，你不喜欢，我也拍不好。有人觉得，找明星就是妥协，但拍出来的效果好，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陈可辛说，“这就是商业电影运营的方法。”

父亲像哥们

拍摄《亲爱的》这部作品，难免让陈可辛回忆起自己的童年。陈可辛的父亲在他的生命中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我和我爸的感情很好，像哥们儿。爸爸对我非常民主，从小我就可以和他吵架，这是那个年代的父母所不具备的宽容。”陈可辛说，“他很像美国片里的父亲。我常和朋友说‘我是80后’，虽然我1962年出生，但成长的经历和80后很像，没有传统家庭的压抑。”

陈可辛21岁时，大学刚毕业，在香港工作。当时他的家里人都住在泰国，父亲为了看儿子，经常香港、泰国两头跑。“我爸抽烟抽了几十年，我从小就叫他别抽。有一天，我和他一起看完一部电影，走到公车站。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很生气，气他抽烟，于是两人吵起来，我就不和他讲话，上车回家了。第二天他回了泰国，我也没和他通电话。”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父亲查出罹患癌症，这让陈可辛心里非常难过，“我那时想，这是不是最后一次见他了。”那时坐飞机没现在这么方便，等到陈可辛飞到泰国，父亲已经做完手术了，“这是我俩之间发生过的最具戏剧性的一件事，当然，后来他的病医好了。”

女儿来延续

拥有如此开明的父母和如此幸福的童年，陈可辛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以至于他在自己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倾注了对过往时光的留恋之意。父母对他的影响之深，还体现在他对女儿的教育上。女儿小时候，陈可辛无论多忙，都会争取每晚给她念故事书，这一两年，他开始给女儿讲故事。除了童话之外，也讲历史，讲新闻，甚至一些人为的灾难。“比如有次带她去美国，看到9·11纪念碑上的名字，我就跟她说了那天发生了什么事。”陈可辛说，“有时候，君如或者朋友说，那么小别跟她讲那些，我倒觉得无所谓。只要你很正面地去讲，就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禁忌。”

在他看来，亲情来自发自内心的爱，而绝对不是责任。“要是你觉得是责任，那就算了，别做了。”陈可辛觉得，亲情是双向，“父母永远是父母，无论他们身上有多少你觉得讨厌的缺点，只要回头去想，你小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你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对待调皮的你，你就不会再去苛求什么，也不会觉得亲情是包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