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黄金时代》朱亚文专访：进入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朱亚文

记者：你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许鞍华导演时的情形吗？

朱亚文：记得。那时候我正在上海拍戏，接到剧组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说有这么一部戏，是许鞍华导演的。我就从上海回到北京，跟许鞍华导演在亮马桥饭店的茶餐厅里见面。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她在喝一碗皮蛋瘦肉粥，点了一杯咖啡，第一感觉不像是见导演，而是在见一个隔壁邻居家的阿姨。

记者：之前你一直在演电视剧，那这次有许鞍华导演的电影找到你，是不是特别希望能够参与其中？

朱亚文：其实对于电影来说，我没有那么多的选择机会，更多时候是电影在选择我，我一直跟电影没什么太大关系。而且虽然说我在拍电视剧，或者从事其他演艺工作的时候，会投入像电影创作一样的热情，但因为技术、财力、物力，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因素，出来的效果未必如你想象。

从我接到剧组电话说许鞍华导演想见我的时候，我内心是很忐忑的，从一开始就做了被PASS的准备，我有幸能够见到许鞍华导演，能进行一次两个小时的长谈，可能就这样为止了，没有想过后面。

记者：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吗？

朱亚文：好的东西未必大家都会觉得好。而且我之前接触电视剧比较多，我很担心在我的言语、在我的状态里面，会透露出电视剧创作时的一些习惯，我担心这些习惯可能会让许鞍华导演觉得不是那么的合适。我在准备好的情况下，我很自信的，但如果这件事情我没有看清楚，或者没有经过准备，我还是很忐忑的，尤其是面对许鞍华这样级别的导演。

记者：跟导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聊了什么？

朱亚文：我当时去的时候，想尽量让导演多了解我，而不是我多了解导演。我从我的小时候聊到大学，聊到那几年的创作经历，聊到在这短短的人生经历当中的一些失败，和一点点的小成绩，甚至聊到了一些我认为我在性格上或者情感上、在生活上可能存在的问题。因为我觉得面对许鞍华这样一个第一眼像邻家阿姨的导演，她身上没有任何的做作感，没有任何的压迫感，她需要了解的是演员这个人，所以我希望让她了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记者：你还记得导演当时问了一些什么问题吗？

朱亚文：因为我之前拍过娄烨导演的《浮城迷事》，她就问我对于娄烨导演的看法。我当时对娄烨导演的评价是“诚实”。许鞍华导演还问我习惯性的创作状态是什么，是那种带着设计感进入人物，还是把自己扑向人物，还是完全地就演自己等等。她问了很多的问题，在我自己的创作过程当中可能有思考过一星半点，但从来没有人这么直接地去问过我，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也在反思。

导演还问我爱看什么书，我说好的书我都爱看，不会偏向于、或者趋向于说谁的书或者什么体裁。我觉得有很多流行的书都是写出来骗钱的，只是对大部分人进行了所谓的价值观引导。但看以前的老书会觉得更纯粹一些，情感会表达得让你觉得更加可见。

记者：作为演员经常会跟导演见面，跟许鞍华导演的见面，跟你之前的经历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朱亚文：那天我没有太多的掩饰，没有太多的遮挡。有时候你去一个剧组，面对一些导演、制片人的时候，即便是在友好交谈时，通过他们审视你的眼神，通过他们语言中的潜台词，多多少少会让你感到需要去做一些掩饰。

记者：之前你并不认识许鞍华导演，这么就敢把自己袒露给她看？

朱亚文：因为她是一个没有侵略感的人。她看你的眼神，她开口跟你说的第一句话，包括她的提问，她喝着粥，她喝着咖啡，她所有的状态里都带着“谦和”两个字，这种“谦和”让你感受到她的善良。你面对一个这样善良、这样朴实、这样简单的人时，所有的掩饰、所有答问的技巧都会特别肮脏。而且她60多岁了，比我年长那么多，面对她的时候有点像以前在学校第一次见到老师的感觉。

记者：还记得是什么时候接到剧组确认的信息吗？

朱亚文：过了好久，差不多有半年吧，我都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那天我回去以后，因为朋友们都很关心我跟许鞍华导演的这次见面，就都来问我情况，我说见面聊得很多，聊了两个多小时，但是未必会用我，我确确实实是这么说的。因为我可能跟剧组很多其他演员不太一样，我真的觉得电影离我很远，虽然我的心很向往电影。两个月以后，我就从那种小小的盼望状态里面彻底出来了。

到九月初，拍完一部电视剧，剧组再一次给我打电话，问我下面的档期有没有定，我说还没有定。他说能不能先等一等，我说等什么？他说可能要给我安排角色。我当时想可能里面会有一个很小的客串角色，我说：“没关系，只要有，你愿意找我，我就愿意去。”

结果那天又去见许鞍华导演的时候，她告诉我说：“角色定下来了，让你演端木蕻良。”我真的愣了很长时间，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不是特别行，我可能不是特别合适，我可能能量不是那么大，但是导演选择了我。有一点天上掉馅饼，而且馅饼有点大，把我砸趴了的感觉。对，那天就是这种感觉。

记者：那之后有没有跟身边的亲友分享这种喜悦？

朱亚文：没有，仅仅因为参与这个创作就来庆祝的话，好像不是我的风格。平稳地结束创作的过程后，我可能会庆祝一下。但那天拿着剧本出来的时候，在我朋友的眼里，我神情是有一些恍惚的，有点如临大敌、不知道从何入手的感觉。因为可能其他演员一直在这个状态里面，我中间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剧组有任何联系，完全是抽离了这个状态，那天再回到这个环境里的时候，不是紧张，也不是慌张，特别复杂，有点像考试进入三试的感觉，你可以进入下一轮的考核了，但等待你的是一个很漫长、很苛刻、很严厉的过程。你需要调整自己所有的精力去面对这个过程。

【剧本与角色】

记者：你第一次看剧本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

朱亚文：剧本我看了两天，剧本的73场以前都在描述萧红和萧军的情感，73场以后我这个人物才逐渐进入。剧本结构也非常特殊，在你快要被情节、人物带入一个漩涡的时候，会适当地让你抽离，而不是让你去看一个纯粹的关于情感的电影，似乎在情感以外，还有更多需要理性思考的东西，是非常好的剧本。而且这个剧本里面让你觉得做作、刻意的点是数得过来的，不像有的剧本是数不过来的。每一个角色都有很大的表演空间，给了演员流畅自如的剧情，每个演员在完成角色的时候都会更像一个自然人。这里面的角色大部分都是文学家，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像堡垒一样坚定，如果大家在塑造自己角色的同时，可以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精神力量，出来之后会很可怕。

记者：你之前认识李樯老师吗？

朱亚文：我第一次见李樯老师是在《致青春》剧组选演员的时候，剧组找到我，我就去了。当时李樯老师很低调，一直在离我很远的位置上，也不怎么说话，只是很礼貌地笑了一下，那个戏后来就擦肩而过。过了一段时间后，《黄金时代》剧组联系我，李樯老师跟我通过一个电话，他说《致青春》没有合作很遗憾。我说这种遗憾我经常体会，所以不能称之为遗憾了。他说：“这一次不会了，这一次要努力跟大家合作。”

记者：确定合作之后跟李樯老师交流多吗，觉得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朱亚文：跟李樯老师一起聊天的时候我是有压迫感的，他是一个知识面极其广、知识尺度特别深的人。跟他探讨任何形式的情感，任何形式的文学，任何形式的剧作，他都可以作你的老师，真的是让我感到我原来要学的东西有那么多。而且他没有架子，不是用一种俯视的教导，这更可怕，他会让你自惭形秽。

第二次聊天时就发现，原来他又是一个懂得各种情感后会去拿捏和调侃的人，紧张感就又没有了。所以我那个时候跟李樯老师发信息，说我说拍完这个戏，要好好跟他喝顿酒，好好跟他在一起玩一玩。

记者：你怎么理解《黄金时代》这个片名的意思？

朱亚文：之前那个片名《穿越爱情的漫长旅程》第一是偏文艺，偏女性色彩，而且缺少了文人在那个动荡时代骨子里的气质。《黄金时代》让我觉得眼前是一片丰收的景象，有一种茂盛的生命力，但又不光是祥和，在丰收的同时又经历了一些动荡，经历了一些暴雨，经历了一些挫折。这个名字可以把剧作中的每一个任务都囊括进去，不会有排他性。

记者：从你拿到剧本到进组差不多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都做了哪些准备？

朱亚文：那段时间真的是在拼命，一个方面是了解端木，一个方面是了解现在的我，我想看看我和端木之间有多大的距离。

记者：以前在塑造角色的时候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朱亚文：我在以前创作过程中，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不健康的经验、心态和创作方法。但看完这个剧本后，你会突然发现如果真的想去塑造这个人物的话，首先要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下来，然后你得承认你不如这个角色，当时我看了端木21岁时写的《科尔沁旗草原》，我就想我21岁的时候在干嘛，你得承认中间的差距，也许是时代造就的，也许是环境造就的，但这个差距是确实存在的。所以当时我跟朋友聊天，说我现在还处在一个笨重的阅读阶段，还没有到灵巧的思考阶段。那时候看萧红的书，看端木的书，看他们的人物传记，基本上一直都是在仰视。

记者：跃过端木的纸背，你读到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朱亚文：端木的内心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和抱负，但是他曾经的经历、曾经的生长环境又给他自身套上了一个枷锁，让他的力量没有办法完全释放出来。端木小时候家境比较殷实，经历也很丰富，读过书、当过兵、流亡等等，但在这些经历面前，他感受到的对生活的痛苦似乎不及萧红和萧军。可能就是因为他曾经在蜜罐子里待过，对生活、对未来不是那么的绝望。他更多的是想在文字中间去展现自己，展现一个男人对时代、对文学的态度。他的文笔很自我，不随大流，不是为了迎合谁而去写，更多是想展现自己而去写。

记者：这是不是就是他会爱上萧红的原因？

朱亚文：我觉得萧红的文笔比他更高级，萧红的文笔也很自我，但是不是强调自我，而是随意地流露自我，让大家去感受自我，但是端木的文笔里会有一种强调自我的意识。我们的剧本里面也有说，端木在没有见到萧红前先读了她的《生死场》，《生死场》是在不经意间思考了一个生命的问题，而不是把生命的问题摆到课桌上去探讨。

记者：端木、萧红、萧军三个人的感情关系你怎么理解？

朱亚文：萧红和萧军的爱情是爱情，端木和萧红的爱情像爱情。

记者：怎么讲？

朱亚文：萧军和萧红的爱都是缘自于本能，缘自于各自的尖锐形状在一起碰撞后产生的火花。但是萧红经历过与萧军的这一轮碰撞后选择了端木，选择了一个和萧军相比更弱势的男人，萧红应着自己的需求，应着自己身体、情感的状况，选择了一个相对合适的人。

记者：那端木和萧红的关系，从你看到的历史资料中，跟我们电影里展现的，有什么不同？

朱亚文：还真是不太一样。在端木的传记里，我看到更多的是他对萧红满满的爱意，满满的遗憾。从萧红的文字里面，看到更多的是对萧军的留恋，与萧军这段情感造成的后遗症波及到了她和端木的生活。而在我们的电影创作中，这两者皆而有之。但两个人的情感，并不是说我怎么理解就能怎么创造，在演戏的时候带着70%的目的进入，还有30%要看结果，大家不要把所有结果早早就写下来。真正进入的时候，有一部分是我，有一部分是端木，有一份是汤唯，有一部分是萧红。

【表演】

记者：事先对于历史资料和人物的理解，会不会有助于你在表演时代入角色？

朱亚文：我觉得真正的代入感，是我在演这场戏的时候不去考虑时空，不去考虑过多的前后因素，所有的一切在之前早已完成，你只是进入这个时空，你进入得多少，你可以忘却多少新时空的东西，决定了这个戏的程度有多深。就是不要有太多的想法、观念和目的性。

记者：能不能说得跟具体一点？

朱亚文：比如书上说，端木把萧红的骨灰分成了两份，有一份埋在了香港。当然用文字去渲染这个行为，会很有意境，但你回到人的角度去想，这是有点神经质的，当然这个神经质并不是贬义，而是一种情感到达了一定的程度。那你怎么去理性地解释这个行为，你给一个答案，有一百个人不满意，只有你满意，他给一个答案，也是一百个人不满意，只有他满意。那与其这样，我忽略答案，忽略结果，最大程度地去完成这个行为就好了。

记者：那你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意识，还是在拍戏的过程中慢慢意识到的？

朱亚文：每一个角色我开始接手的时候，都像一个新生儿，当我进入现场的时候，需要用一些理性的学习去辅助这个角色行动，然后再慢慢地把这些辅助的手段一点点扔掉，让它开始奔跑、跳跃、翻滚。所以刚开始我进入现场的时候，我是推着轮椅进来的，屁股底下坐着的全是资料，当时导演都能感觉得到，我也能感觉得到，但这种创造状态下又是需要这样的。直到有一天拍完了端木跟萧红在延安定情的那场戏。

那场戏我突然发现，我们很多时候试图想去表演角色的情感，但是对不起，角色的情感你真演不了，你可以把你的情感拿出来供导演选择。而且那场戏又特别重，那天也是把自己也逼到一个绝路了，所以要不绝地反击一下，就基本上就完了。如果这个时候我再考虑一些文字的东西，一些目的的东西，这场戏会太假，我自己都会看不了，对汤唯也是极其不负责任。那么如果从现在开始，所有的状态只有我自己，会怎么样呢？而且我相信原来做的功课，不可能完全抛弃，依然会有痕迹，只是跟倾向于自己的真实感受。然后我进现场的时候就跟汤唯说：“今天跟你说话的人不是端木，是我。”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其实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完成了成为端木的过程？

朱亚文：对的。

记者：我的印象里，山西时候的端木太过懦弱了，你会不会感到有压力？

朱亚文：当然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我没有演过这么弱的角色。我原来演的所有角色，只有我欺负人，没有人欺负我。

记者：除了角色上的压力，与其他演员合作是不是也有压力？

朱亚文：表演真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比如说聂绀弩、萧军、丁玲、我、萧红等等一堆人在一起，所有的人都在试水，每一个都在试探对方。我以前拍戏的经验是，如果我跟这个演员不熟，我会在演戏的尺度上过一点，因为要去了解他的底线和力量。但这种方法在我们这个剧组好像不太合适，因为好像大家都会打太极，你的力过去了，一下子就没了。当时山西是刚刚进组，我就想这个距离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得赶紧。

记者：这个距离是指什么？

朱亚文：是指我进入的状况。我不想在现场听到我的心跳，但我能听到我的心跳，这种感觉好久好久都没有了。每次进入现场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东西拴着我，它不会让你不自由，但不允许你放纵。进入创作很早之前就有这种感觉，直到我现在做采访都有这种感觉。

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演员已经忘了委屈自己了，其实你委屈一下自己得来的东西，是你这层硬壳以外的东西，我在这个剧组的整个创作过程，就是一个破壳的过程。这几年拍电视剧，真的养成了一些很多不好的习惯。但这种习惯也许是在那样一个环境里的一种求生法则。但如果说你带着这些带刺的铠甲进入这样的一个团队，去伤害别人，是特别不好的。在开始创作的时候，你就要试着去脱下这些服装，回到一个最原始、最单纯、最真挚的状态，力求做到最准确的表演。

记者：戏里面还会涉及到拍摄照片，整个画面完全遵循历史影像，这个是不是很难？

朱亚文：很难，还原很难。端木在照片的状态也好、情绪也好，你无从猜想，去模仿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但总想试一试，结果头几条拍得不是很舒服，不大满意，我能感觉到导演也不满意。导演就说把机器架好，换四种方式，随便我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就拍了我觉得比较舒服的四种方式。

记者：这部戏用了大量的实景，实景的拍摄对于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

朱亚文：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感受上不一样。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学信任感，要信任对手演员，要信任环境，要信任规定的情景，信任很多东西。在现场能让你信任的东西越多，你传达出来的真实的东西就越多，你信任的东西越少，你传递的真实的东西就会越少。

记者：听说剧组的人都称呼你为“小端木”。

朱亚文：那是汤唯给我起的外号，因为我年龄本身比他们小一些，再一个大家也是希望在生活当中能贴近一点角色，所以就叫我“小端木”。其实按身高、体格来说，我比绍峰要宽，比绍峰要高，所以一开始叫我“小端木”有点接受不了，后来也就习惯了，挺喜欢的。

记者：在表演端木的过程中，你觉得这个角色可以分成哪几个阶段的状态？

朱亚文：他没有说哪个阶段与那个阶段有不一样，而是一个生长式的变化。最初他与萧红、萧军相识，其实我自己的理解端木没有上来就是强烈的粉丝状态，因为他们之前在上海就已经认识了，同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所以他还要把持一些文人的酸腐和自傲，虽然有特定的情节会表现我很仰慕萧红的作品。但那天一上来拍戏，导演就提示去表现这个仰慕，接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稍微有点蒙，让我在现场有点动摇。所以说是紧张也好，陌生也好，生疏也好，那场戏有太多表演的痕迹在，我自己挺不满意的。之后大家生活在一起了，开始逐渐了解，逐渐放松，开始有调侃，这些生活细节上来以后，就没那么文学，没那么做作，那段我还挺喜欢的。

记者：记得有一场你和萧红睡在同一张床上的戏，现场气氛非常喜剧性，你是故意演出这样的效果吗？

朱亚文：我当时正面躺着，萧红睡在里面，端木本身对萧红是有感觉的，这种感觉不是龌龊，你说是小兴奋也好，小紧张也好，他的肢体、气息都会有一些僵硬。但我没想到等我演完，导演会在监视器那里捧腹大笑，我从来没有刻意在这个戏里面传递喜剧的感觉，从来没有。

开机之前导演跟我聊过一次，虽然我们的剧本乍一看像一个文学史诗，但这样一来这个片子责任太大，导演就希望更多有一种轻松的状态。这种轻松不是滑稽，不是搞笑，而是让观众放松。所以潜意识里会有这样的责任感。但绝对没有刻意地去搞笑，只是大家很认真地完成了一件轻松的事，也许整个片子出来，会有苦中作乐的味道。

记者：还有一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戏，就是端木为萧红吸痰的戏。

朱亚文：当时萧红怀着孕而端木接受了她，是一种因爱而生的冲动，有一点不成熟，但到了萧红弥留之际，端木陪在她身边为她吸痰的时候，这个动作直接进入到两个人的情感里去了。所以我非常在意这场戏。我在演这场戏的时候，没有太多地想去表达爱，只是要认真地去完成这个动作。而且我母亲是教护理的，我问了我母亲很多关于这场戏的问题，我真的怕拍不好，然后被剪掉。

我从一开始在设计这个人物的时候，就没有刻意地把这个人往高大全想，我希望让观众看到为什么萧红会选择端木？很多人仰慕萧红的才华，但这种才华如果没有落到一个踏实的生活里来，那这个才华也是很可悲的。我就希望最后能有让大家觉得，端木的这段情感也许不是爱情，但是真实的。

记者：这次的表演跟以往的表演经验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朱亚文：以往拍戏的时候会有俯瞰的感觉，某场戏完成的程度高低，你自己心里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这场戏我从头到尾感受明确的一场都没有，没有一场是拍完感觉酣畅淋漓的，很释放的，永远是忐忑不安的。我以前对复杂性的理解没有这么透彻，这部戏真的理解了。

记者：有没有哪场戏你觉得是自己演得特别好的？

朱亚文：我每次看自己演过的戏，都有种“这是我演的吗？”的感觉，总觉得有些东西呈现出来的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比我想的要好，总会觉得角色高于我。所以我没法说哪场戏让我觉得真的演得好。而且我现在对好与不好已经没那么大的追求，期待的是整体的效果。

这个戏给大家留了很多的记忆和财富，真不是说这戏拍完了马上就能稳稳当当，会有很多现场可能不经意的画面，在你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给你带来莫大的力量和指引。

【剧组和导演】

记者：你第一天进现场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朱亚文：这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剧组，没有人无端地去释放自己的气场，感觉每一个人身上都包了一层塑料膜，但这个塑料膜不是那种质地很差、有响声的，是质地很好的，每个人都是安安静静在做自己的事情。你不去释放自己的气场，就不会引起我的注意，那我可以专心在我的工作里面，我可以认真地听导演说话，仔细地去看机位调度。所有的紧张都来源于自己，没有任何其他人给我造成紧张，这也是我特别开心的一个地方。以往拍戏，你可能会因为一些外界的情况而紧张，但这个剧组没有。我刚才说的紧张也好，创作上碰到的问题也好，都是良性的，没有出现恶性的创作矛盾或人事斗争。而且这个剧本本身就好像一个大锅盖，它真的够大，能把所有人的创作思想都笼罩在里面。没有人想要多演一点，或者恶性地去多表达一点，没有。每个人都很尊重这个剧本，很尊重这个故事。剧组的同仁、环境，所有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态度，对手演员对剧本的拿捏，以及对对手的包容等，所有的一切足够了。进来你只需要思考自己的问题，不需要去寻找别人的问题。

我后来跟剧组其他同仁聊天的时候，我说这个剧组的创作氛围，像一个教学组，很多人的状态都像是一个学生，能感觉到很多人很珍惜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在外面拍戏，很多人不会给我指点，甚至有导演都不愿意给我指点。但在这个剧组，我们的摄影老师，我们的灯光老师，我们的道具老师，甚至于说我们的纪录片老师，都对我有过帮助。大家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只是为了创作本身而去帮助这个年轻的演员。

那天拍完萧红告诉我她怀孕的那场戏，我心还是狂跳的。虽然我知道今天这场戏跟前几天都不一样，但我不敢松气。但有个哥们跟着我一起走到导演的帐篷里，给我比一个手势（竖大拇指），我觉得太及时了，当时特别脆弱，觉得原来我好久没有被人鼓励过了，也许它不是答案，但它也是答案。我现在跟很多人都会说起这一幕，这一幕在我脑子里的画面太深刻了，那是我开始正常表演的一个点，太深刻了。

记者：导演在这样一个剧组的氛围营造中是不是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朱亚文：我不是要夸导演，因为导演够和谐，导演的身上没有太多的争战，所以我们能很平静安乐地创作。

记者：那跟导演的合作一开始就很顺利吗？

朱亚文：其实我跟导演早期交流的时候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我不会说广东话，导演说普通话也很累，所以导演只能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她想要什么，但我有的时候也不太明白，这里面有很多的猜测、有很多的尝试。

记者：那到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交流的障碍？

朱亚文：许鞍华导演是一个你进她退，你不动我不动，你退我进的人。我刚开始跟她探讨剧本的时候，我说得很多，许鞍华导演说得很少。我相信许鞍华导演很清楚，其实我不是在向她表达，即便现在对面坐的不是导演，换一个人我依然会这么说，其实我是在说给自己听。

许鞍华导演跟我的交流很少，拍摄的时候，我还把持着自己的一些想法，我只是不说，但我的眼神，我的行为，都会透露出这些信息。但许鞍华导演不会否定你的表演。后来我更加信任导演之后，她会说她有两个想法。我问导演哪个是她的想法，然后她会告诉我她的想法，我说这个想法可以先扔到一边，先完成另一个想法。她在面前会哈哈大笑，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导演，看到了一个更丰富的导演。我可以感受到她对这场戏的态度，对这场戏的结果是否满意，这样交流会跟简单一些。

记者：你觉得许鞍华导演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朱亚文：每一次进入现场，时空都不一样，每一次的感受都会不一样，那导演如何帮助演员保持状态？如何用最准确的方式去记录演员？这就是许鞍华导演的手段，这个手段可以让一部电影完成从商品到精品，从精品到精粹的转变，但不是说许鞍华导演的强项只在这里。

戏剧冲突强烈的时候，观众看的就是戏剧冲突，基本冲突出来大家都知道结果是什么。但导演希望大家能看到更细节的东西，这个事件只是一个载体，那在这个载体上这群人是如何生活的？在这个环境里是否他踏实下来，是否真实地生活起来？导演会把重心偏向在过场戏的那些细节上。

【合作演员】

记者：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在一起表演，会有比拼的感觉吗？

朱亚文：其实跟优秀的演员一起合作的时候没那么多的顾虑，大家是在一起完成一个任务，每个角色有每个角色的任务。和优秀的演员合作，彼此会照顾对方，会帮助对方，在台词的交流上、在节奏的把握上、在气息的掌控上都有会宝贵的交流。这种帮助不是刻意的，是很自然的，是很纯粹的，因为他不夹杂任何的私心，任何的杂念。这个东西让我感受最频繁的是跟汤汤和千源哥。

记者：你觉得汤唯演萧红这个角色合适吗？

朱亚文：我从一开始知道是汤唯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合适。我合作过的女演员不多，有非常优秀的，但她们在进入一个阶段后，表演里会有很多市场化的东西，但是汤唯几部作品下来似乎跟市场的关系不是那么大，我觉得她是不是在追寻、在探求一个什么东西。直到我看了《晚秋》，当时她拿了韩国的影后，我看完之后很吃惊，虽然还能看到设计的痕迹，但我看到了在很多女演员身上看不到的雌雄同体的感觉。就是你不要把她定义成是一个女演员，但也不是一个男演员，而是在女演员的基础上赋予了一些男演员的特质，她的气质变得很完整，可以独立地在镜头前表达戏的情感和气质。当她觉得这个对手演员OK，一起表演的时候她就会收，但她觉得你不行的时候，她会自己把这场戏填满，希望汤唯能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其他很多女演员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也许是累了，也许是听的表扬太多了，在表演创作上会缺少一种抗争性。我觉得创作的时候如果没有抗争，就谈不上创作，只能叫临摹。

记者：你私下是怎么跟汤唯沟通的？

朱亚文：我第一天到剧组就跟汤唯聊了三个小时，她很慷慨地向我传递了很多，讲她自己，讲在哈尔滨的拍摄情况，讲导演，讲绍峰，讲所有参加过的演员。大家不用那种无聊的寒喧，就是明白我来干吗，你知道我要什么，她很慷慨地给了我这个答案，这个行为，就已经拉近了距离。

汤汤在这部戏里面是把自己揉碎了放到那个角色里。她很多的时候都让我看到了真实的东西，能够打动我的东西。

我跟汤汤演情感戏很放心，我们会放进去一半的自己，甚至于多于一半的自己，我们尽量不给对方虚假的东西。比如有一场戏是黄轩来到我和萧红在香港的居所向我们道别。当时战事已经爆发，端木想突围出去，但萧红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愿意突围出去，只是想把灾难躲过去。第一遍拍摄时，大家只是出了一点点情绪。第二条的时候，导演说感觉不够强烈，我就试着把动作放大，要走的时候，汤汤一下抓住我的衣角，那个时候我们俩觉得都对了。之后汤汤的情绪一下就爆发了，从开始到结束，她都没有理我，完全对我进入了一种失望和反感的状态。这种状态对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折磨。因为端木并没有要抛弃萧红独自突围，也许有些微的想法，对这个女人还是有牵挂的，这份情感是真实存在的。但萧红出现这种情绪的时候，对端木也是一种刺激，所以当时我内心的烦躁、压抑等负面情绪马上就涌上来了，两个人很明显形成了两种非常强烈的逆向力量体。我们给予对方的东西不是刻意设计的，我们只是在这个空间里做了有可能在这个空间里发生的行为，但对方就能马上接收这个行为。虽然在镜头里面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那个瞬间好过用高音去争吵，就好象是海啸来临之前的平静。所以那场戏我感受非常深，像这样的戏，我和汤汤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比比皆是。

有一天我们在拍医院的戏，剧本里的情节是说大夫告诉她喉咙里有个肿瘤，萧红坚持要动手术，端木不同意动手术，结果萧红自己签了字，签完字后，推进手术室。出来后，她告诉我说，她麻药醒来后听到大夫讲，她的喉咙里没有肿瘤。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脑子里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因为是带着状态进入的，发自内心地感到心疼，觉得这一刀挨得太疼了。我对萧红的爱一瞬间就觉醒了，前面大家可能会看到端木有一些小自私，有一些小软弱，虽然接受了萧红，但不是那么有担当。但那一个瞬间，就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了，就觉得我是真的爱萧红。情感一下子就冲到我脑袋上，那种情感完全无法用语言去表达。冲上来以来，我就知道我失控了，而且我冷静下来后知道可能破坏了画面。然后导演进来安抚了我一下，希望我冷静下来。后来我跟汤汤还在私底下聊过这场戏，汤汤说她当时非常难受，但她必须控制自己，不能表露出点滴的悲伤和痛苦。但那一条可能永远永远地记在我脑子里。

记者：你觉得绍峰是什么样的演员？

朱亚文：我刚开始知道萧军是绍峰演的时候，其实我是心有疑虑的。虽然我看过他演的霸王，但我觉得萧军的那种霸气和霸王身上的霸气是两回事。直到那天要拍我们三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决裂一场戏。那场戏之前两天绍峰就到了，以往我们见面都会打一个招呼什么的，那两天没有打招呼，我明白大家都在等待这场戏。真到那场戏开始了，他一推门进来，那股猛虎出笼的感觉很强烈。他演一条胳膊脱臼了，然后拉我。第一条拍完以后，导演说都很好，再来一条。他第二条的力道完全没有第一条的力道强，好像右臂真的有点脱臼。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可以的。所以说如果说咱导演是个好厨师的话，我觉得这几块料都是好料，拼出来的口味应该是很好的。

记者：那郝蕾呢？

朱亚文：郝蕾姐我们合作过，郝蕾姐变化很大，她已经褪去了所有的青涩，变得比以前更加从容。她演的是当时的文坛巨匠丁玲，我觉得她身上有丁玲的狂傲，这种东西不用掩饰，她身上自然而然就带着。而且她处理这个角色的时候，表演里没有任何的扭捏，有的自由坦率。跟她一起演戏，你会觉得有一座靠山一样。

记者：你跟王千源也有不少的对手戏。

朱亚文：千源哥，我很早很早以前也看过他拍的电视剧，包括他拿影帝的《钢的琴》都看过。

这次聂绀弩这个角色在剧中的功能性很强，一般人在处理功能性角色的时候，很容易被功能这两个字束缚，但千源哥在处理的时候，一定会揉进去人物的状态，也许这个人物的状态，并非真实的聂绀弩，但在那个空间里非常合适。比如有一场戏是聂绀弩和丁玲从延安回到山西，当时端木和萧红已经确定了情感，同时萧军也回到了山西。端木害怕大家很尴尬，很难堪，于是就去找聂绀弩，说如果闹出什么乱子，他一定要帮忙。原剧本里描述聂绀弩对端木是有一点点反感的，但那天拍摄的时候，千源哥完全拧了过来，完全像个大哥一样拿起一把笤帚在我身上轻轻扫了扫，好像再说：你先把自己扫干净了，再去管别人的事。这个动作一出来，我就觉得很亲切，瞬间我就觉得有点跳戏，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后来千源哥就非常客气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解释，他为什么这么设计。他并没有抢戏，但他让这场戏更丰富了。我能看到他是那么在意这个角色，一点一滴都不放过。那天之后，我就拼命盯着他的戏看，我真的发现了，他平时是不爱皱眉的，但在演戏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眉头一直紧锁。而且很多时候他会通过他的表演去帮你修饰你表演上的小问题。如果说千源哥是在陪衬的话，我真的觉得他衬得是最好的。

记者：你对黄轩是怎么评价的？

朱亚文：有一次黄轩跟我聊说，他有一天拍完戏，导演走到他面前跟他说：你演的很好，演得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然后他就蒙了，就很忐忑。导演又说“你这个骆宾基很有型”。  其实我觉得导演其实想表达的，不是说骆宾基很帅，而是此时此刻黄轩传递出来的骆宾基身上的美感在画面里是很舒服的，而不是耍帅的状态。我也曾经想过，黄轩怎么表达对我的反感，我想过很多表演方式，含蓄的，内敛的等等，最后黄轩给出的状态真的就是一个记录者的状态，他想离开这里。也许他强势一点也会很好，但我觉得不及现在这样柔软和舒服。

记者：除了这些演员，你期待其他哪位演员的表演？

朱亚文：我特别期待的看王志文的表演，我跟他没有对手戏，但我在北京试装的时候，咱们造型老师就跟我说：“哇，王志文老师好厉害啊，他准确到让你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