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骨头》导演崔健：人生信条 “做事、做事、还是做事”（2）

在乐迷的心中，崔健似乎只有两个形象，一个是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那个一头蓬乱头发，一身旧军装的摇滚歌手；另一个则是后来红五星帽和纯色T恤衫的“真唱运动”发起人。现在的崔健，脸庞和眼袋都因岁月显得比以往更松弛一些，但他的身材依旧维持得非常标准，眼神依然犀利，他不愿谈及过去，只是面对媒体说的话比以前多了很多。   　　

“我认为我的工作就是乐趣，其实这是一个灾难。”崔健说：“我休息的时候，反而觉得有压力，没有把自己最美好的时间留给家人，却远离他们，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像宅男一样。”无论是工作伙伴还是身边好友，崔健身边的人都能证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他越来越刻苦了，越来越拼了，他说，我都50来岁了，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必须要抓紧时间，其实他给身边的人带来了很大压力。”经纪人尤尤眼里的崔健从来没有放松过自己，“每个星期都游泳，跑步，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演出完了都已经11、12点，吃完宵夜了，他可能还要去走一走路，他不会放松自己，那个时间段可能是他自己对今天一个总结，不会像我们吃了，累了不想锻炼了。”《蓝色骨头》的主演尹昉和黄幻都是学舞蹈出身，崔健经常和他们看现代舞演出，讨论舞蹈，这是尹昉第一次接触摇滚音乐人，他压根没想到崔健会邀请他去滑雪而不是喝酒，和崔健认识时间较长的黄幻这么说：“他的生活挺单调的，起床、锻炼、做音乐、睡觉。可能生活真的不如普通人那么丰富，所以他不是普通人。”   　　

从《一无所有》打响中国摇滚第一枪开始，崔健给所有合作伙伴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高标准，这也是他和他人永恒的冲突：1989年，崔健在内地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版，在他一再坚持下，原本只需几天的录音过程反复磨了近一年，到磁带上市时，他又对封面很不满意, 不惜全盘推翻原来花数万元制作的封套, 重新制作, 已发行的磁带全部收回并销毁, 这让投资商目瞪口呆；录制《解决》期间，崔健的前经纪人王晓京与崔健分道扬镳，原因是EMI公司想要为崔健出版1989年他第一场演唱会的现场视频专辑，但崔健对视频拍摄和剪切的效果不满意，拒绝合作。尤尤也曾不止一次感受到崔健要求“永远无法抵达”的完美带来的压力，“比如说，明天有很重要的演出活动，头一天晚上他过来彩排，突然看到舞台比他想象的高度低了5公分或者10公分，他会给你想一个办法，我们说这样大家和工人都要加班，不能睡觉，挺困难的，要不凑合一下吧。他不能，绝对不能凑合。这时候大家心情其实是五味杂陈，觉得挺痛苦的”。    

崔老师“太牛了”

跟着崔健工作，尤尤经常半夜起来要再看一眼手机或者微信，因为“他临时会起念头，已经确定好的方案或者怎么样，他突然有一个新想法，立刻就来改，不管什么时间。我们一直都跟他讲，不可能有完美，但他说我们不试怎么知道呢，我们可以试一试，也许今天晚上是最好的”。《蓝色骨头》的海报做了好几版，崔健说可以，尤尤以为确定了最终版，结果崔健又说还不是最好，怎么就确认了？“这个是让我们最崩溃的，永远无穷无尽的想法，永远追求最完美。”坚持下来的原因？尤尤这么说：“第二天的演出特别成功，特别嗨，你就会觉得昨天一切都特别值得的，很多事情验证了他的坚持。”   　　

实际上，崔健并不是一个喜欢麻烦别人的人，可以单人劳作的音乐如此，多人协作的电影他也是如此。“做长片的之前的两部短片，我取得最大的收获就是一定要控制剪辑，一定要有终剪权”崔健这么说。《蓝色骨头》最终崔健自己亲手剪了两年之久，这段时间里尤尤看到最熟悉的景象是工作室里睡着的崔健，身体依然保持着剪辑时的姿态。崔健说自己的人生信条永远是“做事、做事、做事”，“因为没事做就变成做人，人也没有做成，事也没有做成”。  

性感的老崔   　　

今天的崔健早已财务自由，收入是以往的数十倍；但万年不变的造型和对时尚类服装拍摄的拒绝已经让人忘记这是一个曾引领过时尚风潮的弄潮儿，“物质文明千万不要攀比，看别人生活得好，开着什么车，住着什么房子，就认为生命应该如此。人需要奢侈品是因为人有生活目标，所谓的奢侈品并不是奢侈。”崔健的手上没有戴手表，他有品牌商送给他十几万的名表，不方便时他就摘掉，他展示自己的鞋子，一双像是拖鞋的皮鞋，袜子就露在鞋外，他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他对物质的态度：“你现在要去北大，这时候发现需要一辆车，追求开车乐趣的话，买一辆好车，只想去那儿的话，可以打车去，或者坐公车去。有的人根本不想去那儿，但是想有车，用车来告诉别人我的收获，给我体面，这就是病态。”     　　

对物质诱惑的抗拒，还表现在对品牌代言的拒绝，这令尤尤十分头痛，无论是任何形式的商业代言，崔健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我不想做”，两三个例外都经历了极其困难的说服工作，“他完全是一个去商业化的人，钱、团队的利润等完全不会说服他”。而一旦崔健决定合作，他一定会带上整个乐队，尤尤记得有一次去广告公司听提案，对方把崔健当作明星一样包装，“听到一半他说好了，不用说了，我认为应该怎么拍，变成所有人都在听他讲，完了之后广告公司跟我说，崔老师太牛了”。   　　

固执和坚持并没有让崔健变成一个难以交流的人，恰恰相反，描述起崔健，每个人都首先提到“亲和力”这个词，尹昉和崔健打交道，最开始叫崔健“崔老师”“崔健哥”后来叫“老崔”，最后都不好意思用尊称来叫他，“并不是他刻意让你不去尊称，而是他跟你接触的方式让你觉得如果你再去跟他很有距离地交流，反而辜负了他的这份诚意”。和每一个个体平等对话，是崔健一直以来的坚持，在采访中，崔健特别表示了自己对“代际”等以群体替代个人说法的反对：“把人随便以年代来划分，我觉得对每个年代都不尊重，前两天新闻里的丐帮帮主就是我这个岁数，成天骗人，他能代表我吗？属相、星座，这些东西根本概括不了人的变化，把人的自由，人的灵活，人的重新反应能力放弃掉，没有意思。”   　　

对完美和平等的永恒追求，以及对理想主义的坚持，已经刻在了崔健的骨头里，这一切和健康、积极的生活态度，让崔健成为永远在吸收学习，同时又散发着能量的人。创作危机、抑郁症这些在艺术创作中几乎是必见的词汇在崔健这里只有一句话“从来没有过”，“他知道大家（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因为他而存在。”尤尤这么说崔健；而黄幻则用“性感”来形容崔健：“我觉得其实他挺性感的，他非常尊重女权，这和很多中国传统男性挺不一样，他不是那种喜欢柔弱女性的男人。”   　　

今年底，崔健还将发布自己的新专辑，他说自己还在学习，还在进步，比如说他对女人的认识，“我很自豪有一个女儿”采访的尾声，崔健温柔的笑道：“我从女儿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任何人都多。”  

Q&A

Q:《蓝色骨头》中钟华这个角色让人觉得很英雄主义，和你早期歌里的感觉很像，但《蓝色骨头》这首歌里说了三点，“要吃得好，爱得好，身体好”好像更生活了。

A:我觉得我的摇滚这条旅程，走到一定的时候飞起来，飞起来以后发现天上没有我想要的东西，这时，就回到自己的生活环境里边，去面对自己真正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写了首歌《飞了》，“我想要的东西不在空中，不在别处就在这儿。”    

Q:但是在你歌词里，一个男人很努力地争取生活，争取着争取着却似乎没有力气了。

A:没力气的过程就是这种愿望，觉得自己没有力气，这个愿望不死，就会有力气。我认为努力的人前途无量，前景是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你只要不往前走，就不进则退，人的停顿的状态是一种倒退。  

Q:有没有想过曾经无论是创作还是开演唱会，都影响了很多人的命运，很多人在你的演唱会相识，有很多的故事。

A:我知道很多人，因为我相识，结婚了，后来又离婚了，离婚的时候不赖我啊（笑）。命运都是这样，我们的每一个机遇，每一个十字路口碰到不同的事。你的信息量创造越大，越能给很多人偶然的机会，但是并不能说价值有多大，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看未来，下一步怎么做，我觉得总是看过去做了什么成就，很快就会觉得自己没劲，特别没意思的一种状态，本身就像一种病。  

Q:当年从“单位”走出来，需要很多勇气，也会承受很多，你觉得一个人的勇气，和机遇命运相比哪个更重要？

A:人在某个过程有不同的东西在发力，发力到失去平衡，人趔趄了一下，这是很正常的失衡。所以我认为，当你的命运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也许可能命运在告诉你，在这个方面需要发力，需要补，用另外一方面的才华拿出来平衡这个暂时的失重。我说这个话，可能很多人不会喜欢，人为什么要去骂街，有些人认为骂街的人都是粗俗的人，我觉得就当时而言，骂街的人是诚实的，有太多的东西释放不出来，你只能通过骂，释放内心没有机会去释放的那种压抑。

Q:你对爱情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A:我觉得爱情有三个东西特别重要，荷尔蒙、人格的独立，还有价值观认知，说白了就是信仰。这三个东西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超过另外两个，如果超过了就是病态，爱情有这三个其中任何两个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