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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乱了》是管虎的第一部电影，也是“野心”之作，自然经历了没钱、拍坏重来等倒霉事儿，不过最给他当头一棒的还是电影局的送审回复：“打入冷宫、直接枪毙”，“你这也叫电影？”
深受打击的管虎很长时间都没再碰电影，拍广告、MV，1990年代末电视剧兴起时他拍上了电视剧。《黑洞》、《民工之生存》等都脍炙人口。
“电视剧是特好的一个东西。”再当上电影导演的管虎说，“因为不懂才会瞧不上。其实电视剧能带来很多，如果你够认真的，很多好的电视剧，拍得比电影好。一部电视剧有15个电影的长度，他是一个锻炼综合能力的东西。你好多手段可以在这里面尝试，在电影里你没法尝试啊。剧作的能力，跟别人打交道的能力，甚至还有设备，资源，好的演员苗子，都是在这个平台上搭起来的……”
如今炙手可热的黄渤就跟管虎从电影拍到电视，在电影《上车，走吧！》和电视剧《民工之生存》奠定了“农民工”形象。管虎“复出”后拍的三部电影也都由黄渤主演，从《斗牛》、《杀生》再到《厨子戏子痞子》，《斗牛》还给黄渤挣来他的首个金马影帝头衔。
也是在拍电视剧《沂蒙》的过程中，管虎发现了电影《斗牛》的原始故事——一个老农守着一头老牛几十年，只为还给它的主人“公家”。
《厨子戏子痞子》前后这两年，管虎说他一直很纠结，同时弄了好几个题材，都没有“过审”，这也让原本就感到迷茫的他更加“焦虑”。从电视剧转回拍电影之后，管虎“阴差阳错”拍的都是“年代戏”，但他“其实对现实题材特别感兴趣。”
2014年底就要开拍的《老炮儿》就是他一直琢磨思考的东西，管虎透露，“其实这个都准备两年了，一直是有一些立项上的障碍。”
“我老觉得对今天的社会和人的关注，好象很多人都在缺席似的。尤其是我们，你所谓的第六代的这些人，我觉得我们不能再缺席了。现在，我有话要说了，沉到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在这个结骨眼上，憋到这个时候了，该考试了，该出手了。”
回头再看，前两年的“沉沦”对管虎来说或许是“老天给你一拳”。2014年的上半年对管虎是大悲大喜，6个月一共去了8次火葬场，其中包括好友、也是第六代导演的路学长的葬礼。
“你去面对一个混乱的市场，面对你自己这么不顺，面对一个不知道下一步何去何从的情况，我觉得只有等待。不能说没希望了。”
磨了两年，《老炮儿》终于立项开拍，按照管虎最初的动机，是关注那些被极速前进的时代给抛下的人。这种对时代的困惑，冯小刚、导演管虎倒都有过“拧巴”劲儿，找冯小刚主演倒不难理解。
“我们的社会跑的太快了，这种急速，当然会带来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跑得过快的人会撞倒一些人，这些人就跟不上队伍了。这些人是没人关注的，没跟上这个时代，丢了就丢了。但作为电影，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关注一下，他毕竟是一个生命，这些人的所思所想，他们的生活，他们目前这种岌岌可危的状态，我觉得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都没有勇气，回头看看这些，或者没有勇气自嘲，不是特别有前途的。尤其是现在像我们，有一点点话语权，套句酸词，你多少都有点责任。不是赚那两个钱回家了就完了。”
谈到“第六代”的状况，管虎说，“有的沉沦了，有的跟上快的那波走了。但是大多数，我认为，我熟悉的还是在冷眼看着，他在沉淀，在积累着。”
而对于即将交出的“作业”，如何用自己的电影理念嫁接今天的市场，“人家接受不接受”，管虎仍然不轻松，“难受不说，就是十月怀胎，不生肯定不行了，现在这个阶段，就相当于我们的高考。必须要出手了。”人物
NO.3王小帅：“边缘”是我特别享受的状态
“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包括未来更长一段时间，我都是相对边缘的一个导演。边缘是我特别享受的一种状态。只有在你充满了边缘化，充满了危机感，充满了质疑感的时候，才是对创作有利的。”
2010年贾樟柯发表那篇“煽情”的《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正是在王小帅电影《日照重庆》的国内试映发布会上，那一天，王小帅、娄烨、贾樟柯一同站在台上，以“第六代”的名义。尽管王小帅一直不太认同这种一刀切的“划代”，但那一刻应该有“同舟共济”的悲壮吧。
同一年更早，王小帅曾在戛纳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再不成功，想过干脆就像金基德、杨德昌那样，退出国内市场，做回自己电影最初的样子。”《日照重庆》是王小帅投资最大的电影，有范冰冰和王学圻，投资2000万，但最终国内只收回了300万，可谓惨淡。
如今，面对风云变化的中国市场，王小帅和管虎一样，既小心翼翼地靠近、又保持着警惕。王小帅在是在《闯入者》“闯”戛纳前接受的采访，在他位于北京的工作室，谈《闯入者》，谈逆潮流的历史“反思”和他所处的创作阶段。
“看我的电影，还是不能按照一般的类型片来看。”新片《闯入者》被包装上“悬疑”色彩，但仍然有“老三线”的影子。上海出生几个月就随母亲到贵阳老三线工厂成长到13岁，成年以后的王小帅不断地回看这段历史，《青红》、《我11》都有王小帅的童年回忆。《闯入者》则从今天的老人视角进行回顾、因果交织地反思历史。
电影英文名“红色失忆”，王小帅称灵感来自他的母亲。“母亲那代经历了中国变迁和中国的特别历史。他们既是历史的受害者却又是历史的缔造者，是很特别的一代。”影片中所呈现出老知青老邓强势的性格，深深的恐惧感，老一代想控制年轻一代的欲望，“因为他们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被控制。”
《闯入者》灵感来自王小帅母亲
王小帅透露，《闯入者》在拍《日照重庆》和《我11》的时候就开始酝酿，“基本的动机就是，在经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形态。”
“就我个人来说，这是不得不做的一个事情。等于这么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放在你的手上，你有责任把它做出来，再困难也要做出来。”
王小帅注意到，去年已经有几个红卫兵、当年的“造反派”，站出来在媒体上公开道歉，进行“赎罪”，但这件事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很可惜”。
对于这种反“潮流”的历史反思，王小帅称：“不光是我个人，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全社会都不得不思考的地步了。这几年的这种非理性的发展，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已经全面显现了。”
其实在做《青红》和《我11》的时候，王小帅已经是逆时代潮流而行，“那个时候的时代潮流已经是市场化了，商业化了，现代化了。”
面对一片叫好、新人涌现的中国电影，王小帅称“这当然是非常好的现象”，但他也担心过度娱乐“是不是在造成中国思想上的继续懒惰”。“如果有一些警惕性的、思想性的电影或者是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给它们一点点空间，其实可能会为未来留一粒种子吧。”
比起如今的“落伍”，第六代曾经率先记录改革开放后变革时代的人的困惑，是那个时候的“先锋”。他们从“自己”出发开始拍电影，也因此曾被批评过于“自我”、“狭窄”。第四代导演谢飞就曾评价第六代，“虽然比第五代更有现实主义精神，但关注的现实不如第四代宽广和厚重。”
王小帅却认为这正是第六代的“突破”：“谢飞老师他们这一代人，在那个时期，诗人、画家、电影导演，都在被集体灌输着一种思想，就是他们只是拿他们的手段要去表现工农兵的生活，自己的生活是要排除在外的。所以我们做电影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无意识地突破这个坎。把自己也当成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不是我们只拍自己，我们希望透露出来的一种信息是，我们关注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在这个社会的浪潮里面，是躲避不开的。”
因此，王小帅和同伴们总将眼光投向社会现象中最普通甚至“边缘”的个人。拍《十七岁的单车》，其实就缘于他关注到了一种社会新鲜事物——快递。通过同一辆“单车”，城市和农村的少年命运被奇妙地构建在一起，城乡的区别逐渐被磨平。
“这个电影拍了十几年了，直到今天，已经到了2014年，才有新闻出来说，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差别。说明其实你只要从一个人性的根本角度切入去搞创作，多多少少都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王小帅工作室案头摆着一份报纸，当天的头条就是“我国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区别”。
《十七岁的单车》用一辆单车联接城乡两个少年的命运
经历过与“审查”、“市场”的角逐和较量之后，到了现在，王小帅认为最大的敌人可能是“自己”，“人最难战胜的其实是自己。越到后来可能就越需要沉下来，不可能像年轻时靠荷尔蒙了。这会给创作者提出很大的挑战。”
无论外界多么“热闹”，王小帅说他会保持“警惕”，因为“越娱乐，就越会造成思想上的懒惰，而越懒惰，就会越娱乐。”他说，“边缘是我特别享受的一种状态。只有在你充满了边缘化，充满了危机感，充满了质疑感的时候，才是对创作有利的。”
NO.4阿年：那时就是一帮电影疯子
阿年曾是“电影疯子”
“假如我们第六代今天已经是七老八十了，就真的没机会了。可你现在这个年龄正好赶上了电影市场这么好的环境，你手上还有一杆枪，天空有那么多鸟，只要你想打，总能打下来一只。你得证明自己还是个猎人。”
阿年自称一直是“规规矩矩”人，可还是“命运多舛”，有点“冤”。
1991年、1992年，阿年已经能在杭州拍很大的广告，1994年拍处女作《感光时代》的时候，“马云还在杭州英语角。”
《感光时代》讲1989年大学毕业的青年马一鸣，进了一家体制内报社，有时候不得不面对“假新闻”，而他也同时面临自己的内心困顿，既想要追求真爱，又因为没钱而和富婆纠缠……
第一部电影拍得很顺利，也上映了，还“赚钱了”。“那时候我啊，娄烨啊，小帅啊，要是拿着钱去开公司、做房地产、做广告，早就发财了。可就只想拍电影，就是一帮电影疯子。”
1997年拍的《冬日爱情》是阿年第一部独立制作的电影，因涉及“同居”未能过审，阿年私自拿拷贝去参加国外电影节，被禁止拍片，跟很多第六代的故事一样。“其实现在想想，那时候怎么有这样的胆量。”
《冬日爱情》原名《城市爱情1997》，体现的是生于1960年代的年轻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生于文革这个中国历史上极其特别、极其尴尬的年代，青春期经历改革开放，成熟期又面临商品大潮，整体上他们是没有得到很好发展的一代人。第六代导演就多是1960年代生人。
“那个电影花了130多万，1997年我在大连拍的。那时候7，8万就可以买一套房了，我可以买个十几套。都拿去拍电影了。”阿年回忆起拍片的场景：“我记得是冬天，大连那时候是零下二十几度。雪橇倒着推，衣服扎得很紧。在旅顺拍摄的别墅是沙俄时期留下的，但已经空了。”
在这个电影里，一个女孩被一个富商包养了，但是她爱一个音乐人，所以她跟他同居了，在这个过程中，那个城市过去的一段历史被呈现出来，从民国到抗战到文革……”“包养”、“同居”都是当时的禁忌。而文革的部分就有阿年爷爷的经历，阿年小时候不敢去操场，因为总会看到爷爷被“陪绑”，爷爷是国民党“出身”……
回顾“热血年代”，阿年还有些唏嘘，“其实我们已经没有那么矫情了，要换了过去几年，提起来肯定眼泪哗哗流了。”“那时绝对是理想。”
1999年中影韩三平发起“青年电影工程”项目，用一两百万的资金支持青年导演拍片，路学长，阿年，王小帅，管虎，王全安都被集结起来，想“重振”一下。因为这次受邀，阿年从“被禁”中解放了。不过也又一次“触雷”了。
阿年“复出”的《呼我》以满大街开始流行的“呼机”作为线索，串起几个城市角落里普通人的故事，一个河南民工手捧鲜花而终于没有送出去；一个陕北民工得知自己得了艾滋病后，每天在街上贴纸条：“谁输了我的血，呼我”；一个长时间面对一种声音而喜欢听相声的呼台小姐；一个身患癌症临终前还不忘把笑声留给人间的老相声演员……
其中，“呼我”的小故事踩了“河南艾滋病”的“雷区”，还血气方刚的阿年不愿意删掉这个故事，电影被禁，因而也未能接受戛纳和柏林电影节的邀请。
《呼我》剧照（阿年提供）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人口开始流动，城市“游民”涌现，“第六代”的镜头则对准了这些早期的城市“游民”，其中包括打工仔、艺术青年甚至妓女。“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游民。”阿年说，毕业以后，他离开了浙江厂、王小帅离开了福建厂，纷纷离开体制当起了“北漂”。“现在叫‘北漂’，我们那个时候就叫‘游民’。我也住过地下室，身边吃饭的也都是打工的兄弟。今天来看，我们实际上是游民关注游民。”
电影《呼我》直至2001年才在美国
的“中国新城市一代电影展”得到一次公映。在那以后，阿年从北京回到杭州，有好几年都没有再拍电影。
在北京，2000年之前，阿年经常和一帮“小伙伴”聚会聊天：“娄烨，老虎（管虎），小帅，（路）学长和我。”不过后来“分化”了，也有人为了生活的压力要拍电视剧了。
2011年，阿年时隔多年拍的商业片《堵车》集结了吴镇宇、孙海英等明星，“杂糅”了爱情、动作、奇幻、悬疑和黑色幽默，电影却毁誉参半，被批评为“看不懂”、甚至“烂片”。
老了？跟不上时代了？阿年并不“气馁”，不过他也吸取了教训，不再过于“花哨”，还是回归自己擅长的叙事，“用旧瓶装新酒”，拍这个时代年轻人喜欢的电影。人物
NO.5何建军：未来十年会拍出各自的思考
“目前中国的电影现状，大家都想吃肯德基，但我不认为这是我们真正想要的那个结果。我不是特别悲观，我心里觉得，一定是要有机会去发出声音的，一定是这样的。”
何建军的最近一部电影是2009年的《水上人家》，准确的说，是一部纪录片，这是他拿着釜山电影节亚洲电影基金、一笔55万元的奖金完成的作品，只在釜山电影节小范围公映过。
《水上人家》讲一个江苏的打鱼人家，因为环境变化和水污染，从长江转战到陕西的黄河继续捕鱼为生的故事。一艘船就是他们的家，到最近的镇上去要骑摩托车，一家人过着离群索居的水上生活，年轻的一代却向往“上岸”、“打工”的世界。
拍完纪录片，何建军意犹未尽，他写了个剧本大纲，准备再拍一部电影。但是去年11月他再次下去找那家人时，发现“变化太大了，拍不成了”，“原来特别封闭的一家人，讨论的是让孩子继续打鱼还是到外面去打工，可这个船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农家乐了，电影的本体被推翻了。”
何建军曾说自己的电影最关注人的内心，“社会在变，人也会跟着变”，可现在的他似乎有些跟不上“变化”了。
影迷或许并不熟悉“何建军”这个名字，但可能听说过《邮差》这部“禁片”，被写进“新中国十大禁片”民间榜单的这部电影，和《活着》、《爸爸》（王朔导演处女作）、《十七岁的单车》等一起，共“享”了某种殊荣。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部电影参加过20多个国际电影节，曾获得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青年导演金虎奖。
拍这部电影时，主演冯远征还很青涩，濮存昕和梁丹妮都也还没有走红。电影是偷偷拍的，因为何建军还在首部电影《悬恋》被禁期间，因而后期剪辑还被北影厂轰、遭洗印中心赶。电影触及到一些在当年甚至现在都显得禁忌的话题：阴冷寻常的北京胡同里，邮差小豆开始拆封的信件展现了一系列的秘密：通奸、卖淫、同性恋、吸毒，还有小豆对姐姐隐晦的“暗恋”……
《邮差》被禁，2004年发行DVD前，主演都没有看过成片
《纽约时报》曾评价《邮差》“简单的故事里融进了惊人的社会批评意义。描写这些在当今的中国也被认为是极具勇气和胆量的。”
但和其他“第六代”导演一样，何建军并非主动想要扛起“社会批评”的大旗，他们只想“追求真实生活”，却糊里糊涂“触雷”，沦为“地下”电影人。
也和其他“第六代”导演相似，何建军的“地上”摸索并不顺利。2001年的争议最大的《蝴蝶的微笑》是一部惊悚片，主演正是大名鼎鼎的葛大爷。放弃冯小刚的《一声叹息》，选择了一位可能比较有思想的新导演，还是惊悚片，但这次“转型”对葛优来说并不成功。之后他又回到冯小刚身边“没完没了”拍起了贺岁片。每当被再提到这部电影，葛大爷只低调地说是“帮朋友忙”。
何建军解释，第六代导演和明星合作其实也有很多无奈。
“给你的投资，还是原来最小的投资。我《蝴蝶的微笑》才180万。尽管他们把这些人都请来了，但一天说好只拍5个小时，你什么时候弄好了，我什么时候来。制片的压力特别大，就这点钱，要把它拍好，再考虑任何的场景、拍摄的手段等等，都会受到一些限制。”
张元请赵薇、姜文演《绿茶》、娄烨请章子怡、刘烨演《紫蝴蝶》，口碑票房均不如预期。
何建军没有签约电影公司，也没有工作室，他自己出剧本，找投资。写了不少剧本，但不了了之的很多，包括曾在媒体上宣传过的讲甘肃“麦客”的《大丰收》。问题还是出在“钱”上。
“现在的投资人，我认为有很多懂的，但是也有很多不懂的。不懂的话，如果他拿着钱，那么你就要在他旗下当一个奴隶，说怎么弄你就怎么弄。但是像恰恰我们这些人，我们是有底线的。”
何建军也曾给中影“量体裁衣”过一个剧本，讲盲人足球的，他想讲的是关于“残酷环境下人的意志”，但被要求故事得花一点，要加一个女的当花瓶。“那你这个东西被完全破坏了。”这个项目也“流产”了。
当导演前，何建军曾为“第五代”当副导十年
何建军不是“学院”出身，高中毕业后在报社干过，当过建筑工。他曾跟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合作10年，先后做过《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蓝风筝》等多部影片的副导演。自己当导演后，为了“营生”，没有电影拍时，他帮人剪片子，做监制。
“我觉得一定要期待，所谓的第六代，我们的能力还没有全发出来，真的，我们还没爆发呢。我今年才五十几岁，我认为是‘60而立’。未来10年，我们、至少我自己，一定会拍出各自对生活曾经有所思考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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