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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良心”这个褒义的标签，很多中国投资人都愿意将之赠予韩国导演。为人谦逊，好沟通，是投资人们对韩国导演的普遍好印象，用中国话来说，就是“不事儿”。除此之外，他们虽然有经验和技术傍身，但却并不会因此在片酬上胡乱开价。范小青告诉记者，在2004年到2007年，电影投资高票房回收不理想，明星的片酬也越来越高，不仅拍片数减少，电影预算也下降了30%，韩国电影市场份额下降到了40%左右。这段韩国短暂的低潮期，从2008年开始进入了复兴阶段，电影明星们也开始主动降低薪酬，包括导演在内的所有主创只拿一小部分酬劳，把大部分的钱节省下来去做制片成本，导演也会与制片方签订分红协议，票房好了他们就越赚越多，自己就是投资人。这份共荣辱的心态，也养成了韩国导演在价码上的“行业良心”前提。
而且，来中国“闯荡”的韩国导演，比起金钱，更看重的是，什么是可以为他们的职业生涯添彩，什么是可以给他们的将来加分。他们并不打算抓住机会，傍一票就消失，因此绝对不会盲目要价。
再者，韩国是个保守的儒教社会，奉儒家传统为教义，信仰天主基督，规范性强，无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他们都将其视作一种投资，对支持自己创作的投资人，他们普遍有一种回报的想法，因此很有责任感，工作起来也够卖力。
与张喆洙导演合作《蜜月酒店》的银润影业总裁徐林就透露，韩国导演在片酬上不一定低，但是性价比好。另外，从专业性职业性上，韩国导演比中国导演更具优势。比如对类型片的理解和运用，以及职业化，“韩国电影比我们在制作上领先，他们的水准已经达到可以直接跟国际市场对接。”
文化壁垒可以解决 投资人更看重成熟创作经验
《绝密跟踪》导演曹义锡对于中国有着很多问号，比如，他就很好奇，为什么之前中国人会请韩国导演郭在容来拍中国的历史故事《杨贵妃》？
令韩国导演们担忧的文化壁垒，在投资人眼里，却远远比不上类型片的创作优势重要，他们认为，文化隔阂可以通过中国编剧的嫁接，让故事落地，而成熟的创作经验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培养和达成的。
新丽传媒的田总看中郭在容导演，与他合作《我的早更女友》，也正是因为他首先是曾经执导过《我的野蛮女友》、《我的机器人女友》这些优秀作品的创作者，他的风格和影像质感与《早更》的气质一脉相承，爱情喜剧类型也一直是他的长项。其次，《早更》的编剧是中国人，故事本身从内地的土壤培育而来，无论戏剧冲突还是台词编排，都不存在接轨问题。
虽然有合作的驱动力和信心，但在中韩两种文化的碰撞中，也不乏让投资人头疼的时刻。张喆洙曾经拍摄过《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他在拍摄犯罪题材上，跟大多数韩国导演一样，尺度很大，体现暴力的表现也很极端，而这显然是中国电影的创作禁区。以他的新片《蜜月酒店》为例，投资人徐林承认，改动最大的地方是暴力和情色的压缩。在剧本修改的过程中，他们会不断送审相关审查部门，根据回复不断修改，这个过程很漫长，而张喆洙透露，他本人也全程参与了这个过程，“是个熟悉审查的好机会”，张喆洙露出讳莫如深的微笑。
制片人模式值得学习 产业水准让投资人“涨姿势”
韩国导演来中国，除了身体力行的工作方式和成熟创作之外，也让中国投资人“涨了见识”——中国的投资人逐渐意识到，一个有执行力控制力及艺术审美的制片人的重要性。
2013年，有一部新导演处女作《恐怖直播》在韩国引起轰动，众所周知，河正宇是韩国最有票房号召力的大明星，这位新人导演金秉宇能在短时间内搞定河正宇，推进电影项目，全有赖于其背后的制片人。韩国能每年走出许多年轻导演，这是各个部门和工种的配合，也是产业化成熟和完善的标志，要知道，去年韩国电影top10里，就有三部导演处女作，《辩护人》，《恐怖直播》和《捉迷藏》，这显然是普遍的产业水准。
价值观有共识 庞大的中国市场让合作更有话语权
在中美合拍如火如荼以大制作夺眼球的同时，无数的中韩合作也在悄然展开，在投资人徐林看来，国际化大片的考虑，是中美合作的基点，但他也坦言，中国和美国合拍，除了对演员及投资比例有要求之外，更强调中国元素或者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中国元素尚且还好解决，主流价值观则很难，“我们以前很多中美合拍片不成功，就是因为很难两方兼顾，如果考虑中国，则美国没市场，如果偏向美国，中国观众也不会认可，价值观差异比较大，找到合拍片共同点挺难的。”徐林也认为，中美合拍需要全球市场，中国对于全球市场的把握，没法跟美国相提并论。
有了庞大的中国市场打底，在合拍中，中国投资人的话语权也会相对更多，不过，在以往很多的中美合拍案例中，美国人都比较强势，谈不拢的话，美国人的态度是这片子我不做，“韩国人不同，他们会觉得，哪怕只有中国大陆市场，也能做。”
范小青也看好中韩合拍更甚于其他文化的对接，“美国太远且多少有些压着中国，与法国文化在情绪上也相差较多，与日本则有着民族情绪上的问题，韩国则在各个方面都很默契，重点是他们普遍的工业水准有目共睹，不太会出现特别大的纰漏。”
▌面对中国审查，韩国导演能否玩得转？▌
三种心态管窥：规避、观望、退守
对中国有很多创作设想，听闻审查，决定先观望考虑
韩国类型片发展之所以优秀作品迭出，首先是严格分级，这就保证了各种影片都有自己的创作空间，得以百花齐放，中国投资人看重的，也正是韩国导演的这些优势，但他们一旦来到中国，面对中国的审查制度，优势反而无法发挥，这个局限性，也是横亘在中国电影市场与韩国导演之间最大的问号，在审查的范畴里，他们难得地，与中国导演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
对于中国的审查制度，韩国导演们都有着怎样的了解？曹义锡这位韩国70后导演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十分痛快地明确表态，愿意对审查做出让步。他执导的《绝密跟踪》前不久作为引进片在中国上映，他非常看好中韩合作的未来，对于审查制度，也是在多来了几次中国之后，接触了很多投资人，几乎每个人都会告诉他审查的问题，也是到今年他才第一次听说，中国电影不能拍鬼片。
问他打算怎么去面对这种审查，他笑说，“拍一些不会被审查，审查肯定会通过的电影。”至于前期怎么去准备，他早已想的很清楚，在拍之前，多跟中国投资人交流，一起去避开这些冒险的东西。他透露，在来中国之前，脑子里有过一些想在中国拍摄的故事，听闻了审查的厉害后，他笑说，“不行，我得考虑考虑，现在开始重新想想拍什么样的片子”，现在的他，看起来，还处在观望阶段。
不会考虑应对审查，无法自由表达，那就不拍了
与观望的姿态相对的是，《辩护人》导演梁宇皙更直白，“无法自由表达，就不拍了”。假如你看过《辩护人》，便不会对他的这番话语感到意外，《辩护人》这部电影强调的便是一个国家的民主以及作为人的自由权益。梁宇皙透露说，自己的这个故事最开始是漫画创作，用漫画来出版，审查程度是很低的， 他坦言，自己刚拍了第一部电影导演作品，受邀来到中国，对具体的审查还不清楚。
不过他也直言，“不会去考虑及应对审查的心理障碍，”过不了这关，就不过来中国了，完全不用试了，必须要表达“。先别忙着为这份勇气叫好，据悉，梁宇皙导演在韩国本土的正职是一位漫画家，漫画在韩国市场收益很好，换言之，导演这一职业，并不是梁宇皙安身立命的唯一途径，所以他可以不拍，也有其他的法子生活乃至进行创作表达，当然，这份勇气依然激赏。
很显然，多数韩国导演对于在中国拍片，仍旧处于初期的试水阶段，他们对于自己拍片的定位，大多数都谈到都市爱情喜剧。虽然他们也想拍摄其他类型的电影，但是他们也渐渐知道，中国的电影里不能有黑帮，政治对立面是不允许的，恐怖片不能出现鬼，惊悚片不能暴露社会阴暗面……“其实挺狭窄的”。在范小青看来，“一旦韩国导演更深入地接触到中国的审查制度，他们试水的心态可能就会更重一点。”
变通解决，未必非要赌博才会有穷途末路的情绪
张喆洙导演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的韩国其实也有审查制度，随着90年代的电影振兴行动，审查制度得以被分级制度所取代，但分级制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影片都能自由上映，过于暴力和情色的电影依然会遭到“雪藏”。但是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审查多集中在社会性和政治性上，“我会小心翼翼接触，尽量避开”，张喆洙表示，自己今后如果要在中国拍片，会在类型片上有所侧重，会刻意避开警戒线，拍些爱情喜剧。看起来，张喆洙没有太多“水土不服”，他会告诉记者，投资人很尊重他的创作，受到优待，不过他也为中国快节奏的拍片方式有些苦恼，“在韩国拍三个月，中国一个半月或者一个月就要完工”。
对中国电影市场的认识，张喆洙也有着自己的一套逻辑。在他的眼里，在中国目前的审查制度下，最适合向韩国类型片借鉴的就是爱情喜剧，而他自己也直言，不会去考虑中韩观众口味的调和，来到中国，他的观众便是彻底的中国观众。至于票房，他拿许秦豪的《危险关系》举例，“光想着票房，整个片子也会有问题，找到适合自己的片子，到时候票房也会跟着来。”
《坏姐姐之拆婚联盟》的导演金泰均本身就是学政治学出身，他懂得自觉地规避一些东西，经常跟制片团队去沟通，“这种表现方式在中国OK吗？不OK啊？那好，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用剧情去把它们解决”，这是金泰均常说的话。金导演看得很开，“这也许从另一方面更激发了我的创造性，贯通所走的路走不通了，那我们就想其他的办法，不一定非要让你赌博，才会有穷途末路的情绪。”
▌中韩合作模式发展四级跳▌
取景、技术雇佣、核心创作、翻拍多快好省最受青睐
取景服务VS“交换生”
中韩联姻，由来已久。但早年的合作，却并不像如今这般“亲密无间”。2000年的时候，《飞天舞》就以取景的方式，与中国有过合作。那之后，双方除了在城市景观上的互补之外，也陆续有了演员上的“交换生”。
比如，张柏芝去韩国演了《白兰》，章子怡接演了《武士》，张东健和金喜善这两位韩国当时的一线男女明星则分别来到中国，主演了古装大片《无极》和《神话》。但彼时，无论是场景的引入，还是明星的光环，都未曾为两国电影产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与发展。
唯有2006年刘伟强导演的《雏菊》，算得上是韩国电影与中国合作的一个分水岭。这部由全智贤、郑雨盛等主演的电影在内地放映票房过千万元，算得上是那个时期内地比较成功的韩国电影。
如今，这样的合作方式依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尤其是韩国电影明星的受邀，比如宋承宪和郑智薰近期都有主演中国电影，而人气偶像李敏镐与金秀贤主演中国电影，似乎也是“正在路上”。
雇佣韩国技术人才
“ 电影特效不仅是一部电影，而是一个产业。韩国率先去开发，有可能会改变美国垄断市场的局面。”韩国电影人早年放下的豪言壮语，如今看来，至少已经部分实现。
韩国电影人迅速迈过取景与演员上的交流合作，将与中国的合作模式推进到技术上的准入，2007年，冯小刚《集结号》中的战争场面，便成为体现韩国特效技术实力的大招牌。从此开始，中韩电影合作模式又找到了新的切口，中国每年的特效大片，幕后几乎都少不了韩国电脑特技设计及制作。大量的韩国特效制作人员、灯光、美术、服装、制片也都在中国找到了工作机会，甚至有不少韩国幕后工作人员在北京安家，儿话音也能渐渐玩得转。
侯孝贤曾说过，艺术片是研发部门，商业片是生产部门。虽然中韩合作中，不免会有很多票房不理想的老调重弹，但在磨合过程中，中国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就像《大明猩》留下了诸多有用的特技素材，以及对中国3D、4D人员的培养，而敢于去尝试的第一波失败者，也必然成为电影产业的前辈。
韩国导演编剧深入核心创作
当中国电影银幕数和观众数逐渐增多，类型片的卖座，让中国市场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票房热，影迷观影人群逐渐为更多的大众所取代，这也要求着电影作品走向普适，而类型片在海外已经成熟的电影市场，早就被验证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娱乐产品，此时的中国电影市场亟待大量类型片的供给。
类型片创作哪家强？有请邻居思密达来帮忙。韩国电影人也越来越深入到最核心的创作环节，比如郭在容导演就曾受邀作为编剧参与过刘伟强的《雏菊》和徐克的《女人不坏》，《八月照相馆》的导演许秦豪先后来到中国拍过两部电影《危险关系》与《好雨时节》，卖座爱情片《分手合约》的导演吴基恒，《大明猩》导演金容华，《笔仙》系列导演安兵基都先后“北漂”，来中国找到了创作机会。
现如今陆续展开的中韩合作项目，无论是中韩合资，还是中方全资雇佣制，韩国导演和编剧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项目中。比如，正在拍摄中的《新野蛮女友》和《蜜月酒店》，其剧本都是由韩国编剧与中国编剧共同完成，前者主攻类型片的技巧，后者则负责“接中国地气”。
从最初的取景、劳务等资源方面的浅层配合到资金、技术、观念等方面的取长补短、深层合作，双方最终走到了全球视野下风险共担、开拓最广大市场的“合拍片”创作。
翻拍多快好省最受青睐
最近几年，直接把韩国卖座影片翻拍成中国版本的项目越来越多。由《礼物》改编而来的《分手合约》票房大卖，很多中国投资人也想着要把《阳光姐妹淘》也翻拍，今年韩国票房黑马《奇怪的她》也已被中国公司买下剧本，由陈正道执导，杨子姗鹿晗陈柏霖主演的，变身《重返20岁》即将明年登陆中国院线。
此外，银润影业也已经着手将韩国知名3D动画片《倒霉熊》系列改成大电影，银润已买下倒霉熊的形象授权，用韩国的品牌，加上中国的投资制作公司，内容制作故事团队。据悉，《倒霉熊》大电影已经接近拍竣，第一部预计在2015年暑期或寒假推向市场，今后可能是每年或两年一部持续性的品牌发展。
在范小青看来，翻拍韩国电影，对中国投资人来说，是一种多快好省的方式。大多数被买来翻拍的韩国电影，在其本国市场下，都曾被验证过，是有观众保障的成熟作品。就像好莱坞的流行趋势是做系列化或者翻拍，好莱坞有母体系列原著漫画的电影占据70-80%，日本也有90%的电影创作是来源漫画小说。翻拍韩国卖座项目，是为了让投资者看到不亏本的可能性，在韩国已被验证过的，又不违背我们审查条例的多快好省的项目。
不过，《奇怪的她》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女主角沈恩京的精彩表演，投资人回想起来它的票房大卖也很诧异，“当初投拍的时候，觉得不赔钱就不错了，没想到挣了大钱了。”这也是电影产业奇妙之处，虽然有大量亏损案例，依然人人幻想自己能成为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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