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寄生虫》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主创上台领奖时,最后一位发言的是韩国CJ集团(《寄生虫》的出品方)副会长李美敬。虽然此时节目已严重超时,台上的幕布也缓缓落下,但台下的一众好莱坞明星还是纷纷大喊起了“UP UP UP”。伴随着幕布再度升起,台上的红发女士当即用英文发表了一番流利的获奖感言,还顺带调侃起了奉俊昊的发型。
李美敬(中间)
《寄生虫》能笑傲奥斯卡和戛纳,除了奉俊昊本身的才华外,也离不开制片人郭信爱和投资人李美敬的支持。李美敬是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孙女,也是韩国的娱乐“教母”,CJ集团更是如今韩国娱乐产业背后的重要推手。可以说如果没有李美敬的人脉和大力推广,《寄生虫》不会有今日的成就。
和世界上很多玩票性质的投资人不同,李美敬本身就是一个极为狂热的电影爱好者,毒眸(微信ID:youhaoxifilm)翻阅其个人片单,发现其中有大量极为小众的艺术电影。而也正是这位疯狂的电影迷,在韩国电影还不被人知晓的时代里,就常常亲自带着DVD去拜访华纳兄弟、环球和福克斯,向好莱坞的大佬们展示韩国电影。
据《好莱坞报道者》在二月初关于李美敬的一篇报道称,那些年里,她曾经碰过不少钉子、吃过许多闭门羹,因为在工业化程度极高的好莱坞里,几乎没有人对来自韩国的电影感兴趣。幸运的是,几年后李美敬终于等到了关键的转折点:朴赞郁的《老男孩》在戛纳赢得评审团大奖,从那个时候起,西方乃至全世界开始关注起韩国电影和忠武路了。
21世纪的韩国电影平地一声雷,正式成为影迷热议的焦点——李沧东的《燃烧》极富文学性且被视作是韩国电影的一座高峰、《辩护人》如一颗水滴反射时代下小人物而叫人动容、《熔炉》推动韩国相关法律的修订进而成为一部现象级影片、奉俊昊导演的另一部作品《杀人回忆》更是被不少人奉为最好的韩国电影……
而如果说李美敬在商业上的努力有那么一丝运气的加成,那韩国电影所经历的这一切,却并不单单只是因为运气好。纵观历史,无论是朴赞郁的《老男孩》在戛纳名声大噪,还是而今奉俊昊问鼎戛纳和奥斯卡,所有这一切的种子,其实早就埋下了。
一
1954年修订《入场税法》免除了国产电影的入场票税、1959年颁布“国产映画制作奖励和为了映画娱乐纯化的补偿措施”大力鼓励本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大众娱乐的重心才从舞台艺术逐渐转移到了电影。这些举措也进一步拉动了韩国国内对于电影的需求,从1953年到1961年,韩国电影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在此时期,最显著的变化要数电影产量大幅提升,由1953年的15部到1959年的108部,各种类型的影片纷纷出现。描述坚贞少女形象的《春香传》、展现复杂男女关系的《下女》、反映50年代压抑社会生活的《误发弹》和通俗剧《房客与妈妈》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春香传》、《下女》、《误发弹》、《房客与妈妈》
1961年,韩国发生了5 •16军事政变,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上台,开始了他长达18年的统治。虽然彼时政治空气高压,但韩国电影却在60年代迎来了真正的复兴:1961年到1969年,银幕数从302块增长到659块,人均观影次数从2.3次增长到5.6次,平均票价则从0.58美元增长到1.04美元。
这一切和朴正熙实施的电影政策息息相关。1962年,韩国的第一部《电影法》颁布,以政令的方式推动了国产电影发展。申电影是当时唯一可以单独注册的电影公司,在政策的扶持下,申电影迅速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电影公司,类型片也因此而得到了发展。已有的通俗剧、历史剧、喜剧片等不断进化,并萌发出了惊悚片、青春片、文艺片等新类型片,现代主义的电影亦在60年代开始萌芽。
申星一、严莺兰两位年轻影星于1964年主演的青春片《赤足青春》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该片讲述了一个富家女和穷小子的爱情故事。他们的爱情以双双殉情收场,在相对保守的东北亚文化里可谓有些“离经叛道”,但这部技巧娴熟的文艺偶像片却依旧红极一时。电影上映后,当时韩国的年轻人纷纷学着电影里的主角,穿着皮夹克、牛仔裤,跳着摇摆舞,在咖啡店里翻着美国杂志打发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这一时期,韩国和中国香港合作拍电影就已经屡见不鲜。受到历史及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当时韩港合拍影片以情报人员、间谍、特工为主角的间谍片与动作片等类型片为主,并在日韩和中国港澳台等多地取景拍摄。
60年代中期,中国香港最大的制作公司邵氏兄弟和申电影开始以两方分担制作费的形式展开合作,从1964年的《妲己》开始,接连合作了七部作品。但因为高昂的制作费用、版权归属,以及影片大多是中国素材而被指 “国籍不明” 等问题,双方分担制作费的合作形态在60年代末期又渐渐消失。随后的大部分韩港合作电影,实际上是由韩国人参与制作的港片。
《妲己》海报
不过这场韩国电影的盛世并未延续太久。到了70年代,韩国经济开始腾飞,但电影产业却受到电视普及的冲击。申电影很快开始经营不济,并与政府传出不合,在短短几年的辉煌后便于1970年正式取消注册、在1975年彻底崩溃。1969年至1976年,韩国观影人次从1.78亿锐减到不足7000万,人均观片数量从原来的每年5、6部下降到1.8部,全国影院数量也从659家减少到541家。
1980年,韩国电视节目实现全面彩色化,再度给电影业带来不小的冲击,不过转折也同时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