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斩获奥斯卡的背后，韩国“准备”了70年（2）

这一年，“韩国最野蛮的军事领导者”全斗焕上台之后，开始放松各项电影政策，并于1984年第五次修订了《电影法》。这意味着电影业的许可制被登记制所取代，准入门槛降低，自由制作成为可能。同时电影的制作业务和进口业务分离开来，原来少数电影制作公司垄断韩国电影的局面被打破。

学者们普遍认为，全斗焕放松对于电影监管的目的，是为了分散民众的注意力、降低各类政治事件等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实际上，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全斗焕政府还开始推行3S（性，银幕，体育）政策，解禁了午夜剧场，正式放开了对于情色影视内容的管制。

剧本作家沈山曾写道：“对于忠武路（有大量拍摄场地），全斗焕政权给予的礼物是放宽对情色片的审查。托他的福，1980年初中期，突然开闸泄洪的情色片使电影院生意兴隆。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我们，处于一种奇怪的生活状态。白天，我们向全斗焕的暴压政治投掷石块；晚上，跟着全斗焕自由化政策的统一步调，坐在影院里，一边咯咯地笑一边看廉价的情色片……”

《请回答1988》中的情色电影院

从内容创作的角度来说，全斗焕政府的策略其实是在压制正常的内容表达，进而希望用一些文化垃圾来麻痹大众，是韩国电影史上并不光彩的时刻。但必须承认的是，这样的策略变相给了原本开始走向低迷的韩国电影以喘息之机，而同一时期的另一项政策，则为韩国电影的启蒙播下了新的种子。

二

全斗焕执政时期，除了3S政策等，进口片也成了其工具。

1986年，韩国第六次修订《电影法》，为进口片的全面开放奠定了基础；1988年9月，联合国际影业（派拉蒙和环球影业的合资公司）的《致命诱惑》在韩国影院上映；随后，大批好莱坞电影和中国香港电影开始抢滩韩国市场，数量从1985年的30 部上升到90年代中期的每年300部以上。

迈克尔·道格拉斯主演的《致命诱惑》

进口片的无限开放，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

毫无疑问，大批优秀电影的进入，大大滋养了韩国的年轻创作者们。奉俊昊等众多如今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韩国导演，很多都是在好莱坞电影和香港电影浸润下长大的386世代（1960年代出生、1980年代成长的人们），他们没有关于日本殖民的记忆，直接接触现代的西方文化以及香港的电影美学，对倾泻而来的大众文化有极高的认同感。

在拿到今年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杯时，奉俊昊说自己一直深深记得年轻时学电影时的一句话，“The most personal is the most creative”，而这句话正是来自坐在台下的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奉俊昊说从自己接触电影开始，就一直受到马丁·斯科塞斯的影响。

马丁·斯科塞斯对台上的奉俊昊竖起了大拇指

不论是出生在50年代的李美敬，还是出生在60年代的奉俊昊，都称自己为“好莱坞儿童”。李美敬年轻时看的都是《巨人传》《教父》《音乐之声》这些经典的好莱坞电影，那个时候她就意识到“韩国没有自己的内容”，但她同时也在想：有一天，要让韩国的内容也被全世界看到。

1988年全斗焕下台后，韩国文化环境进一步放开，不久后电影创作逐渐迎来真正的春天，许多创作者、从业者的热情也被大大调动了起来。

韩国产黑帮大片《将军的儿子》于1990年播出，创下韩国上座率纪录，也顺势开启了韩国的大片风潮。而很多善于分析和观察的独立电影公司年轻企划人员登场，则使韩国电影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开启了“企划电影”时代。

企划电影也就是制片人中心制电影，制片人先通过企划案吸引投资者，再联系导演制作电影。1992年，直率探讨婚姻生活和性的《结婚故事》，成为了韩国史上首部企划电影，该片也是当年韩国地区票房最高的影片。

韩国史上首部企划电影《结婚故事》

80末-90年代，是新浪潮导演和新世代导演的舞台，在中国内地第五代导演开始活跃、中国台湾涌现了电影新浪潮运动后，“韩国电影新浪潮”也于80年代末兴起——在录像机的普及、电影制作教育的规范化等因素的推进下，韩国的创作者们比前辈更善于运用电影语言，带来了社会批判意识和创造力兼备的创新浪潮。

在当时，韩国影坛出现了一批以朴光洙、张善宇、郑智泳等为代表的，极具个性有才能的新人导演，给韩国电影带来转机。而到了90年代后期，很多后新浪潮时期的新世代导演则复合了现实主义和类型片的特点，因更能满足大企业对类型片想象力的要求，站在了时代的中心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