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史可扬：商业之下，莫忘审美——当下国产电影谈

【嘉宾简介】

史可扬，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电影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影视美学和批评、美学和艺术史论。主要著作有《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研究》、《影视美学教程》、《影视批评方法论》、《影视传播学》、《电视栏目和频道辨析》等8部。曾在《新华文摘》、《文艺研究》、《人文杂志》、《学术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当代电影》、《电影艺术》、《现代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戏剧艺术》、《齐鲁学刊》、《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学术论坛》、《艺术评论》、《艺术百家》、《光明日报》等核心报刊发表哲学、美学、影视学论文近百篇。

【导语】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史可扬老师在影视美学和批评方面颇有见地，记者就刚刚上线的两部国产影片《后会无期》、《绣春刀》的对史可扬教授进行了采访。

（采访者：电影界（www.dianyingjie.com.cn）、甘肃文化产业网（www.gansuci.com ）特约记者，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戏剧与影视学硕士 赵婷）

赵婷：史老师，您好，我了解到，您在学校里开设的一门课程叫做影视俱乐部，并且这门课程深受学生喜爱。近年来，中国观众对于国产电影的热情不断高涨，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史可扬：我的这门课程是全校公选课，最多时每学期选课人数高达1600人，但我觉得这么多学生选课的主要原因还是奔着“电影”二字来的，与谁开设此课关系不大。而且，课时极为有限（每学期共16课时），在这么短的课时里涵盖电影的所有知识等等是不可能的，我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尽量找有代表性的电影作品，而且不限于特定国度电影，在学生们欣赏的基础上略加讲解。

你说“近年，中国观众对于国产电影热情不断高涨？”,我不知道你的这一判断从何而来，我好像没有这样的感觉。当然，从票房数字上看，近年国产电影确实一路走高，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你所说的高涨，还要具体分析。

实际上，我对近年尤其是当下国产电影的估计或评价是悲观的，也许用外延增加内涵缩小可以概之。

赵婷：2012年12月上映的《人再囧途之泰囧》总数突破12亿，成为首部10亿级票房的华语电影，并打破了3D版《泰坦尼克号》9.34亿的纪录，成为年度票房冠军。虽然这部电影毁誉参半，但是最终成为“小成本”电影的“大赢家”。您如何看待商业性电影创造票房奇迹的现象？

史可扬：我的基本看法是：电影是审美文化产品，不能用票房来作为判断标准，至少不能作为唯一标准；电影的商业属性不容忽视，商业电影可以作为一种类型存在，但它不能也不该成为电影的全部。而且，个别电影商业上的成功，有许多偶然因素以及电影之外的原因，需要冷静观之。也许正因为有商业性电影创造票房奇迹的现象，才提醒我们更加注意观众的培养、文化大环境的改善。沾沾自喜于这种所谓商业成功，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一句话，没有文化美学的支撑，所有的热闹景象只会是昙花一现或者走入歧途，我觉得这并非危言耸听。

赵婷：继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票房大卖之后，近期上映的由韩寒导演的《后会无期》也受到观众热捧，而8月19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由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肖鹰撰写的题为《<后会无期>：天才韩寒是当代文坛最大丑闻》的文章。“零吐槽”的傲人成绩与专家体无完肤的批评形成鲜明对比。您对此有何看法？

史可扬：我觉得，《小时代》系列也好、《后会无期》也罢，都不能局限于电影的范畴来评论和评价。还是那个老问题，整个时代的文化环境是这类电影的适宜土壤，观众接受心理和审美意识的变化是它们的催化剂，再加上所谓粉丝文化、话题效应、商业炒作等等，共同造就了这种不正常的、在我看来几乎已经与电影无关的“电影现象”。且不论业内外已经诟病的诸如价值观偏差、情节推进乏力、人物苍白等之外，我甚至可以直接说，它们很难叫做电影——传统意义上的电影。

至于肖鹰撰教授对韩寒的批评文章，我拜读了，而且也浏览了围绕这篇文章的争论意见。我理解肖教授的愤懑，其文章也表达了社会上有一定代表性的意见和情绪，我把这种情绪称作“文化焦虑症”，此症的立足点是传统的精英文化立场。把此文与前些年的“白（烨）韩论战”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肖的观点并不新鲜，各方争论的观点从基本点上，也没有超出上次的所谓论战。因此我没有太多的话可说，只是想提醒大家警惕一种倾向，那就是道德优越感和话语霸权，换句话说，平等对话是最基本的文明心态。

赵婷：近期上映的另一国产大片《绣春刀》，被称作“中国特色古装反腐大片”。有观众称，这部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史可扬：是不是“大片”，我不知道，我也是在口碑的怂恿下，特意去影院观看了此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这话没有错误，文艺作品总是与现实脱不了干系的，现实主义也是中国电影最突出的优良传统之一。但吊诡的是，近些年，相当数量的国产电影遭诟病最多最大的恰恰是与现实脱节，所谓的“不接地气”，在这样的整体环境下，出现一部可以引人做现实联系和遐想的《绣春刀》，并得到相当的赞誉，不奇怪。不过，我想把“反映”改成“影射”，至少是许多观众从中看到了对现实的“影射”，这才是《绣》片最引人注意的地方。至于本片导演的本意，并不重要，按接收美学的观点，这种现象是合理的。在我看来，《绣》片的最大启示意义在于：电影仍然也必须与观众心理相通，而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必须接地气。

赵婷：就您多年对于电影的研究，你认为中国电影未来走向如何？是艺术性战胜商业性？还是商业性战胜艺术性？亦或是商业性与艺术性并存？

史可扬：此问题太大，我没有资格和能力做预言家。而且我以为，商业也好艺术也罢，不是问题的实质。通俗地说，首先得有“好”电影，才能谈所谓商业或艺术，那么，什么是“好”电影，确切言“什么是中国的好电影”？借用我在一篇小文里的说法，就是要“有戏动人”。即，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有戏——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动人——关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打动人心，这既是中国电影的传统，更是中国电影的未来。因此，商业之下，莫忘审美，或者商业的成功与心灵的感动结合起来，才是中国电影的必然出路。

再次感谢您能白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