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然面临文化的荒原——徐兆寿朱大可等在上海书展上的对话

在西部，由于人们惯常意义上所说的封闭、落后、保守，所以，它庆幸地为我们保存了原生态的传统文明、古老的宗教信仰以及广阔的大地的道场。那个中国自汉代以来开辟的求法的道场荒芜得太久太久了。所以，我写下这部《荒原问道》，以此证明我西行的开始。当然，这也仅仅是开始。我同时想说明，中国当下知识分子的求法之路，除了一百多年来的另一个向西的坐标，这一条也许更值得我们去认同，去热爱，去书写。

——徐兆寿

西部虽然是物质上的荒原，但是精神上的高原。我也在想，上海如此繁华，它的内里可能是空的，这就是另一个小说的隐喻，即文化的荒原。

——朱大可

时间：2014年8月15日上午

地点：上海展览中心

参加人：徐兆寿（著名作家、学者，西北师大传媒学院院长，教授，文学博士）

朱大可（著名批评家、学者，同济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郭晓林（复旦大学哲学博士）

陈瑞瓶（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

何益鑫（复旦大学哲学博士）

郁迪（诗人、同济大学哲学硕士）

主持人：大家好！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和嘉宾。

今天的主角是《荒原问道》的作者徐兆寿。徐老师是复旦大学文学博士，著名作家，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首批荣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有《非常日记》、《荒原问道》等7部，诗集有《麦穗之歌》等2部，学术著作《我的文学观》等5部，在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数十篇。获“全国畅销书奖”、“敦煌文艺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十多项奖励。

朱大可老师。朱老师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之一，中国当代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因思想前卫、睿智，话语闪耀着理性、激情和启示的光辉而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现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座教授。代表性著作有《守望者的文化月历》、《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等10余部。

还有复旦大学哲学博士郭晓林，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何益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陈瑞瓶，诗人、同济大学哲学硕士郁迪等。

让我们欢迎他们的到来。

今天书展的活动主要是来讨论徐兆寿老师的《荒原问道》，小说被认为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著名评论家、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先生评论《荒原问道》“是一部启蒙小说，它试图重返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场思想启蒙之路，探索知识分子的苦难、中国文化的命运、中国人的信仰等一系列大的命题，因此，这是一部值得人们重视的作品。”并且他还说，“徐兆寿是文坛上的一个‘另类’，一个怪才。如此形容他，是因为他的创作在当代文坛始终别具一格，他让我们思考得很多很多。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家，我们需要意识到他的不可替代性。”

下面我们先请徐兆寿老师先发言：

徐兆寿：西部的意义

四年前，我来到上海，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陈思和教授读博士。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开始到思乡的年龄了，所以，走得越远，对故乡也越是牵念。正是因为如此，我第一次站在如此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回首遥望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西部，发现那是一片现代文明的荒原，但同时也慢慢发现，那是中国精神的故乡，是一片信仰的高原。

上古神话讲，天地之初，地陷东南，西北成为高原。中国的神话传说便是从世界的最高峰（那时人们的认识）昆仑山上流传开来，因为那里住着人类的祖母：西王母。文明从昆仑开始。昆仑在《山海经》等传说中，更多的是想象的高原，它是世界的中心。向西，便化向美索不达平原。向东，则流向华夏文明。

周穆王是第一个去拜见西王母的人间帝王，实际上是去那里寻找玉石。中国的玉石之路从那时被打通。

汉武帝对昆仑之西的想象来自一匹马，天马。中国的丝绸之路从那时被凿通。从那时起，中国开始影响世界。也是从那时起，西部，确切地说是西北部，就成为人类文明的交汇地。

从那条路，人们知道了佛教，听说了西方极乐世界，于是，一条精神信仰的西游之路从汉代开始。朱士行、乐僔、法显、刘萨河、玄奘……历史记录了一些信仰者的脚步。一直到唐末。向西求法，是中国在宋代之前的精神向度。

同样，自汉开始，也有一大批从西域来的精神领袖：迦叶摩腾、竺法兰、支娄迦谶、陀扇多、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祥等等，最后是达摩。在数百年的时光里，西域成为中国内地的精神高地。它在为内地提供灵魂的护佑之法。这就是佛教。之后还有景教、摩尼教、袄教等，最后是伊斯兰教。这就是今天的西北部。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拥有如此众多的精神资源，它同时拥有世界三大宗教，还有中国的儒教与道教。

自北宋之后，尤其是伊斯兰世界切断丝绸之路后，整个世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欧洲世界发动了两百年左右的十字军东征，试图想联通与中国的道路，最后不得不重新从海上寻找通往神秘中国的道路，于是就有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世界地理大发现，就有了资本主义世界；二是中国向东南方向倾斜，也不得不重新开发海上文明，中国精神从此慢慢衰落，虽然中途成吉思汗试图想再次将整个丝绸之路打通，甚至统治它联通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但信仰的不同仍然将那条刚刚开通的道路阻隔了，那条路彻底荒芫了。中国人的精神彻底衰落。它的结果是直到20世纪初成为半殖民主义国家，即使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中国开始独立，但文化上的衰落已然成为事实，于是，另一个向西方求法的时代开始了，但此西方非彼西方，这是向西方世界寻求科学、技术，乃至民主、法制。

那么，精神的法度在哪里呢？当西方世界已然进入形而上学之困境，已然被资本与科学主义绑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向西的求法中才醒悟，那个西方的精神世界也陷入同样的混乱与末法时代。

那么，重新寻找精神的高地就成为当下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新的选择。但是，她在哪里呢？

四年前，在上海，在这个物质文明与技术文明的高地，在这个海拔最低的地方，抬起头，我看见了西部。或者说，我重新发现了文明的西部。数年前，作家徐坤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海拔越高的地方，信仰也越高。我深表认同。西部便是海拔最高的地方。

在那里，由于人们惯常意义上所说的封闭、落后、保守，所以，它庆幸地为我们保存了原生态的传统文明、古老的宗教信仰以及广阔的大地的道场。那个中国自汉代以来开辟的求法的道场荒芜得太久太久了。

所以，我写下这部《荒原问道》，以此证明我西行的开始。当然，这也仅仅是开始。我同时想说明，中国当下知识分子的求法之路，除了一百多年来的另一个向西的坐标，这一条也许更值得我们去认同，去热爱，去书写。

谢谢上海，谢谢我求学的复旦。谢谢各位！

主持人：看上去徐老师对他所生活的西部是非常地热爱，下面我们请朱大可老师来谈谈小说吧。

朱大可:《荒原问道》的三个关键词

上海书展每年都在做，每年对中国人读书的平均数都有统计，上次统计是4.6本。这次不知多少。它告诉我们，现场的繁华和整个中国人的精神荒原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兆寿的《荒原问道》似乎就是来隐喻这个现象的。他的小说以及他刚才的演讲使我想到了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命运是很坎坷的。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的命运一直处在一个颠簸的、跌宕起伏的状态，《荒原问道》中的主人公夏木的命运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因为一些不可言说的原因和知识分子的理想，他去了西北支边，结果遭遇了一系列不可预料的坎坷命运，致使他差点在双子沟饿死，后做了近二十年的农民。但是，“文革”以后，知识分子又迎来了一段黄金时段，就是激情澎湃的八十年代。《荒原问道》的后半部就是从八十年代展开的，那个时代正是中国的启蒙时期。知识分子夏木又进入大学开始他的启蒙活动。大众需要知识分子来启蒙，大学里也需要夏木那样的精神领袖。他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个角色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就结束了。夏木也一样。改革开放以后，全民转向了经商，知识分子再次跌落谷底，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到这种状态。夏木从那时就变成孤独的思想者，局外人，甚至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边缘人。最后，数码时代到来，全民发声，原来启蒙是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给出的，现在是老百姓可以自己启蒙自己，不再需要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就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这是小说中新一代知识分子陈十三、黑子等所面临的境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来反思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是很有意义的。这部小说能带给我们很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