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访谈：电影是一种商业，是一种“文化工业”

李红

嘉宾简介：

李红，男，新闻学博士。本科就读于四川大学新闻系，硕士就读于兰州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毕业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就职于西北师范大学。目前正从事传播学与符号学的整合研究，关注新媒体语境下中国社会的整合问题和媒体的转型问题。

（采访者：电影界（www.dianyingjie.com.cn）、甘肃文化产业网（www.gansuci.com）特约记者，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戏剧与影视学硕士 赵婷）

赵婷：李老师，您好，很荣幸能采访您。请问您喜欢看电影么？近年来，中国观众对于国产电影的热情不断高涨，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李红：其实电影我看得不太多，不太喜欢跟风去看那些炒作得热火朝天的电影。我常常是在打听身边对电影比较专业的朋友的观影感受之后，才会选择去看电影，因为我实在没那么时间去浪费在不可知的东西上；电影的营销和媒体的爆炒，不能说明那个电影就是好电影。

我喜欢的电影，要么是故事性很强的，要么是有深度的，能触动人心。现在有很多青春偶像的电影，我偶尔瞟过一些，感觉实在看不下去，这也许是我自己心态老了吧。不过从我的认识来说，他们有些虽然票房不错，但是不能由此反过来证明它就是好东西。

艺术的评价标准是艺术本身，是它的美和它的思考深度。有些电影可能连故事都不会讲，这就很成问题，因为电影首先是叙事的艺术。这类电影中充满着各种意外和偶遇，由此形成故事，这种故事是没有逻辑的；整个故事不是让人物和其中的逻辑来发展故事，而是用旁白来叙述故事，这个总的来说是记叙文而不是故事。故事需要有故事本身的逻辑和推动力，而不是由导演和作者去操控，去利用旁白和意外情节填补逻辑的漏洞。这样的故事其实是很苍白的，它缺少扣人心弦的故事逻辑。

这类电影可能往往还票房不错。我曾经将那些票房不错而又我不是很喜欢的电影归纳了一下其高票房的秘诀，无非就是：故意制造各种桥段，让观众爆笑；故意制造各种经典语录，让观众觉得很有哲理；使用明星阵容，通过各种现代营销手段造势。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就是批评观众无品味，也不是说这类电影不应该成功，更不是说这类电影的商业化应该批判。假如转而讨论观众、成功、和商业化，那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混在一起是没办法讨论的。我只是讨论艺术的问题，我所喜欢的艺术是能否打动我、感染我、让我对人生和社会具有更深的洞察。我为什么要说是洞察？因为有的人会认为电影是呈现，是展示社会和人生，其实呈现和展示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体现导演的的洞察力和思考，那种只看到表象的所谓的描述，是难以洞悉故事中深层的细节的，因此也就体现不出洞察力。这些电影票房不错，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去解读：首先，我们的确没有什么好电影，所以就勉为其难；其次，观众的欣赏习惯可能还没有培养起来，看中的不是内心触动，而是追求放松，获取谈资；其三，电影批评领域的鉴别力、独立性和影响力有待加强，不能被电影工业的某些力量所绑架，而是应该更加专注于艺术本身的鉴赏和思考。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逐渐增高，闲暇时光也越来越多，电影消费的投入也会越来越高，这从几年电影市场日益火爆的场面就会看的很清楚。从这个角度看，所有的电影人将大有可为。

赵婷：2012年12月上映的《人再囧途之泰囧》总数突破12亿，成为首部10亿级票房的华语电影，并打破了3D版《泰坦尼克号》9.34亿的纪录，成为年度票房冠军。虽然这部电影毁誉参半，但是最终成为“小成本”电影的“大赢家”。您如何看待商业性电影创造票房奇迹的现象？

李红：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票房的成功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任何的投资人和导演，都希望自己的电影能够大卖，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成功，这当然是最好的。这是商业的逻辑，无可厚非。很多毁誉参半的电影大获成功，不过，这也告诫我们，观众的欣赏品味是多种多样的，艺术不一定非得要阳春白雪，高高在上的，世界是多元的,我们没有资格来评判别人的欣赏品味。

不过，《人在囧途》这一类的电影，的确很适合中国当下的欣赏品味，那就是人们在高负荷的压力下寻求释放的渠道，其中层出不穷的笑点，的确能让观众更多地开怀大笑，这就够了。从艺术本身的水平来看，有些电影本身也许不能当成艺术来看，否则会让自己背上沉重的负担去欣赏，与似乎就抱怨、批评，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

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商业，是一种“文化工业”，它更多是商业的逻辑而不是艺术的逻辑。艺术电影也有，但是那是在经过长久的历史积淀之后出现的，那也是在充满争议中展开的。比如电影能不能讲哲学，能不能像文学那样去展示更深刻的东西，很多人认为不能，因为电影就是具象化的叙事，没有故事性，那电影就是无法观看的。我基本赞同这一观点，但是我始终认为，电影也可以是有深度的，故事的深度体现在电影的主题、细节和对人生社会的深入反思。电影中的人物对世界的洞察，其实反应的正是导演对世界的洞察，多样化的人物体现的也正是导演多社会人生辩证的洞察，所谓辩证法就是对话性的，电影完全可以做到通过对话呈现深刻的哲学辩证思维。

不过，这个深度谁能达到？这不是一年拍一部的电影所能达到的，也不是文化缺乏而只会炫技的导演所能达到的。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缺少某种深厚的东西的支撑，缺少价值的立足点，所以老觉得故事讲述之后没有特别能打动人的东西。其实，电影能打动人，是因为其中的价值让人动容，那些小情感也许会让人感动，但是不会对人产生多少深刻的冲击。《1942》能让人触动，就是将饥饿与节操、地位、民族存亡置放在冲突背景中，与饥饿相比，其他价值选择都显得微不足道。同样的，《霸王别姬》将男人强行变成女人的过程让人惊心动魄，总能让人刻骨铭心。《飞越疯人院》其中关于“自由”这个话题不断被重复；对好人也会变成疯子的制度的刻画，总能感觉到“自由”“人性”这些永恒价值的动人魅力，主人公的反抗也就令人分外动容。

小制作商业电影的成功，也还仅仅是电影的某种成功，从商业上讲也没有达到可以规模化复制的程度，其中始终充满偶然和风险。因此，从大的电影行业来说，离真正的成功还很远。就电影内容的层面来说，艺术性、价值性、严肃性等等，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也可以说，我们还没有上路。

赵婷：继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票房大卖之后，近期上映的由韩寒导演的《后会无期》也受到观众热捧，而8月19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由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肖鹰撰写的题为《<后会无期>：天才韩寒是当代文坛最大丑闻》的文章。“零吐槽”的傲人成绩与专家体无完肤的批评形成鲜明对比。您对此有何看法？您对《后会无期》这部影片有何看法？您如何看待韩寒、郭敬明等由青年作家向青年导演转型这一现象？

李红：我对“明星”其实是充满警惕的，尤其是自诩为有文化的明星，因为文化是个心灵的活，整天在聚光灯下晃悠，他的心灵还那么平静吗？不过有那么多人喜欢，可能的确有某些能打动人的东西，不过，目前还很少有能打动我的明星文化人。

郭敬明、韩寒的作品，老实说，我没看过，《小时代》大致看了一下，实在看不下去。《后会无期》压根就没敢去看，因为害怕失望，主要害怕浪费时间。这也许是一种偏见。

事实上，我不太相信人人跨界都能成功，所谓隔行如隔山。很多年轻人将成功看的太简单了，以为拥有了粉丝就是成功，靠粉丝赚人气就是成功。靠粉丝营销的电影，可能需要冷静看待；粉丝看偶像的电影，也跟普通的观众不一样，这是一种超越电影的文化现象。

赵婷：近期上映的另一国产大片《绣春刀》，被称作“中国特色古装反腐大片”。有观众称，这部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您对这部影片的看法是什么？

李红：将《绣春刀》称作“反腐大片”，其中涉及到反腐的内容只有一点点，核心还不在这里，这是一种比较时髦和庸俗的解读。电影反映现实，这跟文学反映现实的说法一样，并不具有多少启迪思维的东西；将什么作品都以为反映现实，《阿凡达》在中国也被解读成反映“强拆”，这只不过过是观众的戏谑，试图以此为由头展开现实话题的讨论和反讽，实际上是一种言说的策略，它的着眼点不在电影上，而是在现实上，这是对电影的无限解读和目的性解读，这其实已经跟电影本身没有关系了。

《绣春刀》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有些令人动容的东西，能打动人。其中对于身在宦海中的小人物，那种试图掌握自己命运而不得；那种被某些无形的力量所左右的无奈；在欲望和解脱之间挣扎的人性，都是令人动容的。这就与那种武侠电影纯粹展示“侠义”的套路有所不同，它不局限在宏大的叙事上，而是让电影叙事深入到人物的内心和细节中，深入到那些真实的私人情感中，我觉得这是它动人的地方。当那些很私密的情感被导演抓住了，就是中国导演真正上升到艺术的境界了。目前有这种感觉的导演很少，也耐不住这样的寂寞。

赵婷：从您的角度来看，中国电影未来走向如何？是艺术性战胜商业性？还是商业性战胜艺术性？抑或是商业性与艺术性并存？

李红：电影是个艺术，同时也是技术和商业，是比较混杂的一个东西。

从商业性来说，它必须商业，否则无法支付庞大的成本，他跟小说创作不一样；小说一个人就OK了，它是没有多少成本的，因此作者是专注的，多人创作的小说是不行的，其艺术性很难保证。商业带来的问题是，投资方会干扰到导演的创作，比如剧本的选择，这就是资方首先要考虑的；导演有没有市场号召力，等等，这对作品的艺术性是会有干扰的。不过两者也并不是绝对矛盾，艺术与商业，毕竟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它同时兼具也不是没有可能。

中国电影市场还处于幼稚阶段，还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要相信，目前的投资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哪里有市场，哪里就会有资本，电影商业性的加强，这不是一个多大的问题。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电影本身了，没有好的导演，创作不出一流的作品；电影的表达自由受到诸多体制的约束，无法真实表达某些东西，艺术性就会受到很大削弱。因此，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是在艺术，而不是在商业！艺术的发展是很难规划和设计的，没有社会整体人文素养的提高，就没有产生导演的土壤。这不仅仅是电影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中国电影要很快发展起来，我觉得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