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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会无期》成为又一部“现象级电影”后，韩寒和他的战友和敌人们应该都牢牢会铭记这个夏天。在电影圈和文化圈看来，韩寒像是一个突然闯入的“野蛮人”，在诸多口水中创造了6.5亿票房的记录；在文青们看来，这是“小清新”战胜“脑残粉”的最好说明；而围观群众，只津津乐道于韩寒和郭敬明表面热闹的“相爱相杀”。
但很少有人关心，将韩寒推向“六亿票房俱乐部”巅峰的幕后推手是谁，他为什么首次出手就一举夺魁，坐在了“新生代导演”的宝座上。理解韩寒在电影上第一次崭露头角便大获成功，方励是不能绕开的一个人。
方励，1953年生，在电影圈混了十多个年头，合作过四个导演，出产八部作品。这位年过六十的老大叔腰宽体胖，看上去温和儒雅，眉眼常带笑，熟悉他的人多呼“老方”。韩寒，1982年生，在作家、赛车手、导演几个行当跨界一圈儿后，几乎无人不晓其名。这两个年龄相差29岁，本来毫无交集的男人，是如何走到一起？
在独家采访方励的时候，我一直在心头萦绕一个疑惑，“为什么这么有趣、这么有个性的一个人，在媒体中却鲜少看到报道？”熟悉电影圈的前辈们说，方励是电影圈中最被低估的一个大佬。
于是，有了我们这样一个持续两个多小时的“深夜对话”，谈电影、谈韩寒、谈人生、谈放下，方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采访对象，很侥幸，我得以触及到了他的灵魂深处——在那里他除了电影，别无所有。
韩寒出生的1982年，比他长29岁的方励从华东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核工业部的一个研究所，搞铀矿研究。1984年，方励放弃铁饭碗，进了一家外企。三年后，一直不认命，想往外跑的他带着6000美元家当去了美国。
1989年MBA毕业，第二年拿到了美国绿卡，第三年创办了劳雷工业公司，做地球物理仪器生意。
如今这个公司被他描述为“瞎折腾”的资金来源，拍电影十几年，他所有的钱都是来自于从公司赚取的薪水（但他坚称除了薪水以外没有动用公司的一分钱利润），他自称创立公司的三个月后就度过了生存期，因此他决定从此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
“我22岁就看透了红尘。”方励告诉我，而这种“顿悟”比一般人来得早。
这是1975年12月底的一个中午，大家都在睡午觉，该开工时却只有一位挨整的老党委书记上搅拌台。当时方励负责的是带人给推土机的停机坪打混凝土工程。看到这位扛着水泥的老党委书记，他想上前帮忙，但是内心犹豫了一下，“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拍马屁想升官”。
虽然最后还是帮忙了，但内心曾有过的这一闪念却让方励反思了两个星期。从小自认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方励却从这一丝犹豫中看到对别人眼光的在意，他下定决心连一丝在意都不留，“如果人生是苦海，老子就是个破舢板，我要自己说了算。”
2000年前后，方励认识了怀揣导演梦的王超，资助他拍了处女作《安阳婴儿》（2001年），这也是方励首次真正接触电影制作。那时候，他压根连电影许可证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然后是娄烨的《颐和园》，这是一部在国际上引起了反响的电影，但是在中国被禁播。再然后，合作女导演李玉的首部作品《红颜》是中国生怀孕题材，没能进入影院。请了范冰冰、张家辉、佟大为等明星演员，话题性十足的《苹果》上映了，但没几天就被紧急下档，方励还因此收到电影局两年不能做电影的禁令。
“我看报道说你有个称号叫地下电影之父。”我这样问方励。
“这是人家给我封的，我被地下，哪个电影是我选的，全是我被地下，第一个电影是被王超地下的，第二个电影是被娄烨地下的，第三个是被广电总局给我地下的。”
“为什么你投的每部电影都被地下？”
“我倒霉。”
不过，方励终于在“倒霉”了好几年之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这个历史转折点是从2011年的《观音山》开始。在2011年的《观音山》之前，方励留给业界的印象是拥有一顶“地下电影教父”的帽子，还有那些投电影赔钱的倒霉故事。《观音山》一役，被外界视为方励电影事业的里程碑，除了在东京电影节上斩获奖项，在内地市场，《观音山》以8000万元的成绩，书写了内地文艺片的票房神话。
这是年轻导演李玉的“成人礼”。在方励看来，导演必须要三步，才能走到市场上。第一步是文艺电影，“商业电影比艺术电影难啊，没有道啊，李玉这样的年轻导演，是需要成长的，文艺片培养导演，是最容易的，她有自由度，有表达机会，容易施展，能够通过拍一两部两三部文艺片成长自己。同时又向市场探索。”
从《苹果》到《观音山》之后李玉是完全完成了年轻导演所需要走的三步棋。
而在这个过程中，方励作为制片人在这三步中能帮到的有——镜头语言、叙事能力、演员把控能力、现场调动能力、工艺的熟悉，而难度巨大的还有如何驾驭明星阵容，“他/她（电影明星）有大量商业活动……怎么让他在破碎有限的档期内进入情绪，还能演出来……制片人如果在项目确定的时候，不懂得这一点，你就会害死导演。”
14年时间，方励几乎把自己在科技公司赚到的所有钱都投入到了电影中，“不为别的，就是拍电影很快乐。”方励对我说，“别的老板也许有钱就买个游艇，或者泡个女明星，我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拍电影。”他喜欢电影，是喜欢影像，喜欢故事，喜欢人，喜欢世界，以及电影的技术，声音、画面。”Except money.”
作为一个研究金融的人，方励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电影的“投资人”，从投资属性来看，电影这事太难挣钱了。
“我怎么不知道投资回报率，都知道，它回不来，没有这个容量，体量不够大，闲钱太多，热钱太多.”
一个大家都关心的秘密是，《后会无期》的大卖，制片人方励究竟挣到了多少？是不是一部电影把之前亏损的投资都收回了？
答案很出乎我意料，6.5亿的票房，方励最后只挣了一两千万。
方励给我详细算了一笔账，按照《后会无期》的票房分成，院线分走了60%左右，制作方只分到40%，扣除各种电影税收，利润空间只有30%。6亿票房，分到片方也就2亿，扣掉发行成本3000万和制作成本5100万，剩下约1亿二，制片方开始分帐，于冬拿走40%，韩寒、方励、路金波三家分60%。（因为于冬上来就赌票房3亿五以上，如果达到4亿以上他分四成）
算这个帐的话，博纳赚到四千多万，分走了大头，但是“于冬敢赌，他要保证我们资金安全。博纳后期追投的宣发费超过我跟路金波各自的投资，人家赚大头是应该的。”方励说。作为商人，方励很尊重商业规则。当时找发行渠道，没有一个发行方赌票房4亿，都赌3亿5以下。看完成片，20多个人坐在一起，路金波让大家判断判断，每个人说说自己的信心，没有一个说4亿。只有两个人预测票房在6亿以上，一个是方励，为此他赢了路金波的1万块钱赌金；另外一个“赌徒”，是于冬，为此他成为韩寒背后商人圈最大的“赢家”。
时也命也，仿佛应该如此，但又不该如此。作为最早发掘了韩寒导演天赋的商人，方励没有摘到最大的果实，他笑称于冬是“精明的奸商”，但他实际上压根不在乎，今年已经过了60岁，他对钱和名利早就放下了，但他最在乎的是——有没有辜负韩寒？
“韩寒对我的信任是个重担，我不是怕丢脸，我怕我对不起韩寒，辜负对我的信任，对他而言我算是老电影人，比他年长，人家能把这个重担托付给我，也就是说他让我开他的车，我给他开翻了，万一开翻了怎么办？年轻人在文化领域里面他的声誉、他的未来，他作为一个处女作能不能做出一个好电影。”
链接：对话方励：“我压根不在乎票房，我只怕辜负韩寒对我的信任。”
《中国企业家》：前段时间，中青报批评韩寒，说他是文坛最大丑闻，你有没有看到这篇报道？
方励：我到现在没有看到那篇文章，我只看了个标题，手机微信上面的，今天有我家乡的报纸给我打电话，我说我不回应，我有什么好回应的，回应你长他的脸，整个文革大字报。
文坛跟电影有什么关系，要么你批判电影，批判电影你就是影评，骂成个狗屎，我们也不介意，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看法，电影拿出来就是让人评判的，但是没关系，你站在一个观众的角度，站在一个影评人的角度都可以，你把前面什么方舟子炒出来跟我们有关系吗。
《中国企业家》：你是不是觉得韩寒有点像你年轻时候的自己。
方励：对，他跟我小的时候相似的地方，兴趣广泛这是共同的，不信邪，任何事谁说都没用，非要自己琢磨透了，跟韩寒工作一样，我敢提任何建议、意见先给我驳回来，我这人也拧，一次不行我还说，一个一个跟你说，一直到他把我说服了，好吧，他这个主意是对的，或者他没接受你的意见，他想了一个更高的招儿，那不更好。我就跟韩寒一直说，我就是块板砖，扔你，看能不能砸块玉出来。
《中国企业家》：结果你觉得这个玉，砸出来了吗？
方励：我觉得是挺好的，因为我觉得导演韩寒在编剧韩寒之上，编剧是编剧，导演是导演，虽然现场他也在改剧本，那是属于导演的二度创作，身临其境以后你有新的感觉，二度创作挺高的，但是你的一度创作差点火候。
电影中的最高境界不是讲一个故事，那不是目的，讲一个故事你可以看电视机，小屏幕里看个盗版碟就可以了，你要在大屏幕黑场安静下来，然后大屏幕的感觉是什么？它真实，一旦真实它有带入感，一旦带入以后观众活了一次，观众跟着你的历程走的一路，自己在里面找很多感觉。我觉得电影做到最高境界它就是给你提供一个不同的时空，人物是抓住你的一种方式，讲故事也是抓住你注意力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仅仅讲很酷的方式，那也是一种电影，那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你让观众又活了一遍。
《中国企业家》：那当初韩寒、于冬和路金波，你们四个怎么会走到一起的？
方励：是于冬摸过来的，他找到路金波他们，关键是一开始投资的时候，路金波、韩寒我们三个达成协议，韩寒、金波我们三个人投资，韩寒不拿片酬我们就投资，他的片酬多高，不付他1千万他能干吗？等于我跟金波掏钱他流血流汗，我流血流汗我是做志愿者，金波也是志愿者，金波是韩寒多少年的朋友，我也是他的好朋友，我们都比较了解他，我们就说我们给韩寒相对比较大的自由空间，做出来他的风格的东西，不要让我们传统类型片的方式去做。
我希望他做一个韩寒风格的电影，这个是观众喜欢的，真正韩寒的电影，我们有约在先，我们做这个电影什么类型，就是韩寒的电影。而且我自己在跟年轻朋友合作，处女作上我一般不干预，我跟处女作导演合作都是比较自由，包括王超一样，就是撒开，这样才能看到他哪个方面强，哪个方面弱，你已经约束死以后，你真不知道年轻人的潜力在哪儿。
《中国企业家》：其实我觉得韩寒做的这个事情，不管从他本身也好，中国电影也好，都是升级换代的过程，他自己本身做了一次换代，其实是中国电影导演的权力变了，原来是第五代导演可能他们占的权力比较大，现在完全看到的是新生代导演崛起了。
方励：比较自由，当然没受过电影训练，比较自由，怎么high怎么拍，我觉得挺好的，真的有时候时代需要打破，你想电影没有规律可寻，电影的规律就是观众的审美，它没有规律的，知识结构丰富了，你说一猜到五，你说你给观众看什么，你要再按照传统规律来创作，你肯定要上当。
再一个，韩寒是80后这一代年轻人的代表，叫精神领袖太过了，偶像是女孩子们爱说的，男人不怎么说，只是说他是一个很典型的80后的代表人物，我特别喜欢他身上的一个特质，是你们这一代人的特质，我特别喜欢80后。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是80后，而不是现在特别热的90后之类的？
方励：80后这一代人的成长是在中国的乱象中成长起来的，90年代是中国最混乱的年代，90年代是个见钱不要命的年代，不择手段，大量的贪污犯出现在90年代，80后刚好经历了这个年代。其实就是在80后这一代人，就跟我经历文革一样的感觉，你会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么混乱，你内心感受到的善良和诚意跟这个世道怎么不对，这个世道怎么跟抢钱一样，老师在课堂上卖鸡蛋，绝对不可思议，90年代那种贫穷、落后，为钱不要命的状态，当时整个价值观念变了，一切钱是老大。
这一群年轻人是经历过阵痛的，情感的阵痛，他会有思考。这一代人走到中国开始，经济条件改观的时候，刚好是信息时代，一下知道所有的真相，又经历了思考、反思，看到所有的真相，就变自由了，思想变得自由了，这一代人是寄希望中国的未来。
《中国企业家》：你现在有没有总结优秀导演的特质，合作过这么多导演后。
方励：当然肯定有总结，有一些天赋是肯定的，你的想象力，画面能力，主要的是什么，一个优秀的导演，我一般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看他聊的方式，善良是基本的，人不善良，你对众的态度就不一样，你这个人好客善良，你愿意跟观众分享，在乎观众，你会考虑到观众受不受罪看你这个电影。
其他具体的条件，比如说我关心一个年轻导演的生活方式，每天泡妞、吸毒、开豪车，到处骗钱，你已经不在人群里面，电影是一个细节构成的，你不熟悉生活，你不熟悉人的喜怒哀乐，你一天关在你的小圈子里面，你肯定成不了优秀的导演。再一个你的生命状态，你在养生，你等于死，你还在探索，还在路上，还在好奇东张西望，还在关注，最重要的关注这个世界，才有可能捕捉到观众经常看不到的东西，捕捉不到观众很难有机会接触到的东西，观众分享起来才会有惊喜，这是基本的。
《中国企业家》：如果说我们复盘《后会无期》整个项目操作，你觉得有哪些你们做的是很对的，或者有一些你们没有做到位的，这个是给后面电影从业者做一些借鉴。
方励：如果说回过头来的话，再能跟韩寒合作，剧本多一点时间，少赛点车，他赛车，我们5月份达成协议他还在赛车，三天两头找不到人，一会儿写几剧，10月份才下来，10月中旬赛车才完，才安下心。
另外一个，觉得周期太紧，后期时间太紧了，我们本来还可以有一个结尾了。
《中国企业家》：我觉得那个结尾真的是败笔，我很多朋友都说那个片子除了结尾都好，是制作周期的原因？
方励：原来我跟金波、韩寒我们三个人没考虑到这个事，根本没想过档期，只关心做电影，档期是发行公司考虑的，我们又不考虑发行，我们也不知道你愿意拍什么片，我们只是知道韩寒这次决定要做电影，他跟我们讲个故事，我们觉得这个故事不错，我们三个人搭档做这个电影本身，没有想到什么时候上片，原来我们还想到国庆，多几个月的后期时间，时间充裕一点，于冬进来把我们逼到做成这样，他给我们来讲，我们又不知道排片怎么排的。
《中国企业家》：他当时说服你们为什么非得在这个时候上映。
方励：他一开始跟我们说是8月8号，8月8号我多两周时间，一直跟我们讲8月8号，4月份他进来，4月份进来我们谈的是8月8号，后来说不行，8月8号以后人群分布，排片情况，我哪知道，我们又不熟悉。
后来于冬提前到7月24号，我跟韩寒就疯了，我们只有1个月零7天时间，太吓人了，只有咱俩能把这个电影干出来，我们两个不要命的天天趴在棚里面，我们是几个工艺同步进行的，最后我们后期只有一个多月，这么短的时间，你从来没听说过，剪辑没完，就开始做声音了。于冬进来后，把我们逼到做成这样（大笑）。
这个电影能够满足工业水平的制作标准，不管是声画还是音乐，能做到这个程度是个奇迹。所有人说不可能，我就说可能，因为我知道可以这么干，完全打破常规干，居然给做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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