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应从小说中汲取养分！

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中，城市化是个核心问题。2011年，我国第一次实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市人口是50.8%左右，尽管只超过农村人口一点点，而且这个比例也仅仅相当于英国150年前的水平，但对中国来说还是划时代的。

小说与电影，都将在城市化的主题下获得历史性的汇聚。

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主要聚落方式，是多元文化高度聚合的交叉结构。城市既解放人，又禁锢人，人的复杂性，可以在城市中获得最大的释放，饱含着自由的意义。这一点还没有被当代大众充分地理解，城市往往被看作是高楼大厦、高架路、地铁的魔幻交合。

大量的人对城市生活的规划和运作充满了物质性，似乎人生就是一种物流。其实房子、汽车等等都是生活的条件，还不等于生活本身，更不是生存的主要目标。生活是一个心灵化，精神化的价值体系，这个问题在以往三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并没有真正解决。所以这是我们面对城市化的时候，小说与电影都需要跟上历史的进程，从不同的艺术创造角度，建构两种艺术门类的同盟关系。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大量的现代职业，地质师、煤矿师、机械师、职业教师……职业化的文化结果，就是人的知识性。有了知识性，才有精神面的扩大，才有人和人之间也越来越丰富的情感联系，出现了对人的知识和精神的新指标。小说创作为之一变，叙事元素逐渐形成六大枝干：故事、情节、主题、人物、观点、场景。

这些元素都比传统故事更复杂化了，具有现代人的种种错杂。比如说人物，小说中聚集了对人的发散性透视，价值评判也充满开放性。美国作家马拉默德的短篇小说《魔桶》，把一个犹太老头写得既狡诈又可爱，这就是现代人的交错性情感，人都是多面而复杂的。

电影有所不同，它是由八大元素构成的：摄影、场面调度、剪辑、声音、表演、故事、编剧、意识形态。从艺术形态上说，它是由可视可听的镜头语言来讲述的。这些要素密布着技术性，同时也需要强劲的文化作为支撑。最简单的摄影镜头中有人文的选择，本身包含着历史与伦理。例如，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大量镜头定位在35度角，用一定的仰视保持对人的尊重，非常朴素。而有的商业片很煽情，滥用蒙太奇和场面调度，缺乏小津的安静，这就是文化差异。这种差异还体现在演员这个关键环节。

现在有的一线演员，既追求优秀的专业性，又渴望上流的生活。这两种追求本质上是矛盾的，它妨碍一个演员去体会最广大的生活，尤其是底层的生存，结果只能“演”，不能从内心地迸发激情。

缺乏对底层生活的真实体验，不仅仅是电影的顽疾，也是当下中国小说的短板——真正承担着中国城市化最艰难过程的底层青年（他们大部分来自乡村）还没有进入大规模创作阶段。从文化远景看，小说的黄金时代还在前面，小说家的主体将由进城的乡村文化青年构成。他们现在处于在城市立足的艰难阶段，还没有余力用小说书写自己的生涯。

不用很长时间，他们会获得城市中的从容，有力量回顾自己的曲折坎坷，会以截然不同的角度、焕然一新的价值观、浸满艰辛的扎实文字写出自己承担的历史。电影制作需要的物质条件太多，不可能成为这些新生代青年的主流创作武器。电影在今后的日子里更需要与小说高密度拥合，形成中国电影的新风格、新流派。这是一个可预期的辉煌，但也需要小说家与电影界的超前意识。

所谓“超前意识”，说起来简单，实际上不容易。目前的社会生活中，封建性、等级观念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很多小资情调的中产阶级、文艺青年缺乏对下层、对乡村青年的历史性尊重，仍然以虚幻的优越感蔑视粗手粗脚的劳力者。对于来到城市的乡村人，始终把他们作为一个物化的存在，作为“人力资源”，作为国家人口红利的来源来看待。

在这种俯视的角度下，农民工身上的文化价值就会被视而不见，农民就会忘记：他们身上有中国广袤的乡土文化，包括乡土文化中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精神文化、村社文化。这些都是城市中正在消失的文化成分，是建设文化城市急需的养分。合理的城市化过程，应该把这样的价值转化和吸收，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城市化过程。

从这个大背景下看小说到电影的改编，一个核心的关联是“故事”。从哪里找故事？当然要从目前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历史故事”中探寻。从时代遭遇来看，小说与电影两者之间有共同的历史背景。要实现小说与电影的历史性共振，编剧成为一个枢纽性角色，而这恰恰是当下最弱的一环。现在我们的电影和文学距离太远，懂得小说与电影“语言转换”的人才太少。其实电影非常需要文学的力量——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最后的结局完全是小说化的，靠别出心裁的叙事转折实现了意义攀升。

我们现在确实缺少这样有力度的编剧，原因不仅仅是写作技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创作意识的单薄。文学写作和电影写作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面向现实的社会型创作，侧重描绘现实社会种种生存中的喜怒哀乐，比如《蜗居》。电影较多地依赖这种题材，大众看着感觉很熟悉，很容易被打动，成为眼泪工厂。还有一种类型是面向未来的时代型创作，要从当下人的生存里面，分辨出哪些是属于未来社会的东西，哪些是属于注定消失的东西。这种历史性创作会写出一些很新颖的人物类型，一些很生动的生活探索。这种创作要求艺术家有文化能力去把握身处的转型时代，看到历史的走向。坦率地说，这是一个几乎做不到的任务。

中国人刚刚从农业社会走出来，现代化的经历太短，难以体会自己的“来龙”，更不知道自己的“去脉”，处于严重的准备不足状态。

考虑到这个背景，面对整个社会脆弱的文化意识和宏大的经济喷发，电影编剧十分需要保持足够的谦卑。电影的基础是大众文化，生产形态是产业化的。这对电影编剧有极大的限制性甚至是压制性。电影编剧如果一味顺应文化资本的本能冲动，娱乐就将变为彻底的游戏。从精神分析的维度看，城市社会中的人心情都很复杂，需要宣泄更需要沉淀。游戏文化假如变为电影的主流，短期效应是缓解了城市人的焦虑，长期效果却是积累了城市的精神病症。为了平衡电影产业在微观经济中的趋利性，电影编剧向小说寻找时代性价值，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也许不少观众会问，电影最精彩的部分，难道不是故事吗？从表面来看，这当然不错。但小说的故事和电影的故事有很大的不同。这体现在小说的故事有深厚的情节为基础，而电影在有限的90分钟到120分钟中很难把情节这个创作元素充分发挥出来。故事只是事态的发展流程，是表层的。情节追溯的是“因为什么而发生什么”，有深层的复杂关系，包括社会、个性、心理、意识形态……等等。

一个好的人生应该是充满这种情节性的，而不是表面的故事性。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是有故事无情节，按照一个外在的“理想模式”去生活，没有自己的因果。如果他遇上苏格拉底，被他追问“你为什么这样生活？”递进三个层次，他就回答不出来。所有没有因果的生活，都漂流在历史的边缘，不是最深刻的那一部分。

以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为例，英国小说家福尔斯写出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生活的三种可能：安顿的传统生活、浪漫的爱情追求、独立的行走于世。主人公莎拉地位低下，类似于《简爱》中的女主角。当她在海岸眺望风涛的时候，听见一个男人、小说男主角查尔斯呼唤自己，于是她回头望了他一眼。文学上这叫“致命的一眼”，是生命的转折点。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双隐形的眼，寻找着命运的所在。

大部分人永远没有看到自己那个人，随着人的生物性节律习惯性地加入到主流的油盐柴米中。很多小说写到这里，进入浪漫主义轨道，两个人不顾一切历经困厄，最后走到一起，或者死在一起。然而这部小说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多种因果，人的选择出现了复杂的局面。于是小说出现了三个结局：查尔斯按照婚约娶了富家女，生了六个孩子；查尔斯走过重重磨难，和莎拉裂镜重合，实现了别样的爱情；查尔斯找到失踪三年的莎拉，无法理解她追求的“自由”，惘然离去。这部小说把所有的可能变化都归于一个核心要素：女性的觉醒和自由意志。

这是工业革命之后女性走上社会，出现职业女性之后出现的新局面。小说用了大量篇幅呈现莎拉的内心世界，有时不惜用一个整章来描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妇女生活状况。电影很难达到这样的情节深度，小说出版后十六年内没有人能把它改编成电影。最后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剧作家品特改编出品，从效果看，这种三个结尾的文学处理在电影中实在难以充分表现。

相对于小说在情节化方面的优势，电影自有在故事化方面的强项。如果电影能够从小说中汲取好的情节，转化为电影叙事的综合视觉效应，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大的文化冲击。视觉是全球化时代的语言，具有跨文化、跨阶层、跨国家、跨语言的贯通力。电影最大的特征是节奏，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一般在两小时以内）完成一个完整的叙事。这就需要去繁就简、去轻就重、去外就里，把握住最核心的部分。这使电影在“选择”这个环节上爆发出巨大的艺术与文化能量。

现代城市是一个幻景，城市人生始终被视觉带着走，衍生着生活方式的连锁问题。视觉充满了错杂的诱惑，推动大量欲望的涌生。每一个欲望都想实现它，个体不知不觉落入粉碎性的精神状态，生存化为茫茫然的飘零。我们要深切地意识到：一个人的一生中，大量的时间是重复性、耗散性、被动性的，具有重要建构意义、转折意义、深化意义的时刻并不多。好的电影（包含大量从小说改编的电影）总是选择人生、社会最关键、最富张力的部分，加以演绎，拉动观众从琐细中飞跃出来，感受生命应该达到的力度。当观众被黑暗所隔离，聚焦在一个个似乎超常的电影故事中，忽然会发现自己失去了很多生活的可能。这种启示性的挫败感，正是一个人内心不死的表征，也是个体复活、社会进化的激发器。电影的这种选择性，形成自身的强力节奏，比小说更强烈。

中国电影对“选择”这个核心问题的认识相对来说比较传统些，无论是红色电影还是商业电影，总是期待一种比较完满的东西，构想出一种逻辑简单的生活。延绵不绝的贺岁片，是这方面的典型。这是根基于农业社会的理想，沿袭在凝固的传统意识里。现代城市生活时时刻刻在流变，身体的移动和观念的飞散迸发出无数的非线性驿动，简单化的故事，完全不足以表达中国人的新生存。

把中国人的新生存置入什么样的历史逻辑中去观照，剪掉那些表面上戏味十足实际上轻飘无物的东西，辑合出那些历史的真值，这是中国电影的最大疑难，也是从小说中可以获得参照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