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钱翔：新浪潮不及当下台湾电影充满生气

钱翔

2014年7月的台北电影节，被视为今年金马影后大热门的陈湘琪以钱翔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回光奏鸣曲》夺得影后。领完奖她到后台媒体采访区，正当媒体一涌而上时，陈湘琪恳求众人等一等，她想在采访区荧幕前，同人在前台的钱翔等下一个奖。果不其然，《回光奏鸣曲》紧接着夺下“最佳剧情长片奖”，钱翔上台领奖，后台握着影后奖座的陈湘琪激动流下泪来……

《回光奏鸣曲》的完成确实来自一连串的等待。与双亲感情甚笃的陈湘琪，在拍摄前遭遇丧亲之痛，身心俱疲，几度婉拒拍摄，钱翔等到最后一刻她才点头；对入行多年、长年担任电影摄影的钱翔来说，这也是他蛰伏多年、终于成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厚积薄发的能量，也让二人一举入围第51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和“最佳女主角奖”。

看见桂纶镁的“魔术师”

钱翔是台湾电影圈熟悉的一双眼睛，是资深摄影。许多人津津乐道当年易智言慧眼挖掘桂纶镁和陈柏霖，然而易智言曾透露，当年拍《蓝色大门》，他对于该让谁演“孟克柔”其实举棋不定，是摄影师钱翔最后跳出来说，他有把握把桂纶镁拍得很美，他“有感觉”。

钱翔否认外界说他当摄影是为了最终能当导演说法，“摄影有它迷人的地方，底片时代，整个片场工作一整天，现场只有一个人会知道明天出来的东西是什么，那种感觉像魔术师，不像数位时代的拍摄，每个人都能轻易看到，像袖子里的扑克牌被摊在外面了……”

对摄影的好奇来自童年的不甘。钱翔依然记得12岁时，拍照还是奢侈休闲、相机仍然需要手动对焦的年代，有人送家里五卷快过期的底片，让他在三天内拼命拍掉，结果五卷冲出来，只有一张照片成功呈相。无力呈相的不甘让钱翔始终懊恼，也牵引他后来在大学时选择读电影系，接触曾让他挫败的摄影。

公车上与少时灵感重逢

接触电影后，钱翔跟着吴念真拍片、当《太平天国》的助理导演。后来吴念真看他整天在身边鬼混，鼓励他和其他年轻工作人员尝试写剧本。

那时钱翔写了一个关于“空巢期”妇女面对孩子离家的故事，灵感自此一直搁着。后来他一路担任摄影师、成为当年笔下的中年人，身边开始有朋友面对“空巢期”的来临。某天他在公车上，看见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女人双眼无神地坐着，他好奇，这样一个女人多久没有爱情和欲望了？那个曾经青春焕发的女孩到哪去了？她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少年时期勾勒的“空巢期”女人也因此再次走进他的生命。

最后在监制陈保英的督促下，《回光奏鸣曲》终于拍就，叙述失业的平凡中年女人玲子（陈湘琪饰）的孩子长大离家、丈夫长年在外地，面对失业和更年期忽然来临之际，她因长时间在医院照顾婆婆，偶然照料起隔壁病床重伤昏迷的男子（东明相饰），逐渐开启压抑许久的欲望和感官……

聚焦剧变与孤独后的缝隙

“你如果活老一点，就会一层一层感受到某些事积压在身上，生活中有许多不得不做、非得如此、或不知道为何但必须做的事情……”在中年之际回头重铸这个少年时的灵感，钱翔直言《回光奏鸣曲》仍然不是一个多复杂、多了不起的故事，故事和手法仍然简单，甚至没有太多对白，比起故事，这部电影更像再现一种感受。

然而和当年揣想的人物相比，《回光奏鸣曲》除了有更成熟的架构，此时台湾社会的样貌亦非往昔。片中，玲子因为原本工作的纺织厂外移至大陆而失业、丈夫也赴大陆工作，留她独自在台生活。钱翔说，这些年，台湾中产阶级以下的人，生活型态因为大陆市场造成剧烈改变。高雄过去有几千家纺织业，现在只剩几十家，这些变化冲击底层人民的生活，“……它产生一种剥离，人和社会的联结被剥开了，人会因为孤独等状态，让心里原本跟着社会随波逐流的东西出现了缝隙，这个缝隙是我们需要谈的。”

高雄的产业变迁恰如其分地提供一个完整的时空背景，高雄市政府甚至提供一笔辅导金给钱翔。让钱翔感动的是，原本高雄市希望他透过电影进行观光行销，然而钱翔的作品没有这个意图，高雄市知情后仍然大力支持。钱翔说：“这代表台湾在进步，他尊重你的话语权和创作，不会因为给了你的钱就用政治力量进行内容审查。如果是30年前的台湾，政府早就把你毙了……”

残忍与创作：没让我走过去的才是真正的恐惧

虽然《回光奏鸣曲》以高雄作为背景，所穿透的情感却也跨诸四海。前些日子钱翔带着《回光奏鸣曲》去卢卡诺影展，电影映后，一位说德语的老太太用坑坑巴巴的英文抓着钱翔的手说：“我了解你在说什么，我知道你在说的‘那件事’。”

手刃多数人共有、但始终不愿直视的生命困境看似惨忍，但钱翔说：“在创作里头，有些地方你得走过去，那是跨过自己的恐惧，作品中的恐惧跟自己生命的恐惧是相同的……”然而对于这个跨度，钱翔形容：“每个创作都在挑战自己的恐惧……然而当你意识到那个恐惧时，他不是真的恐惧。真正让我回头、我没走过去的才是恐惧…如果我还要继续努力，是要从那里再往前走。这是创作最有意思的部份。”

拍电影像“玩碟仙”

追问创作意念时，钱翔习惯先阐明：“这不是我个人的创作。”直说：“导演真的没那么伟大……电影是集体创作，个人意志能主宰的事情少之又少。”

钱翔说拍电影就像是玩“玩碟仙”，三个人用指头扶着碟子，碟子会往预想不到的地方跑，“用物理观点来看，这是因为三个力不一样、形成一个综合的力。这就像拍电影，导演也只有一个手指头，所以电影会拍出自己的生命，导演因而需要各种意见和帮助。”而钱翔很享受这个过程，“我相信一部好电影背后会有很棒的团队；但如果电影砸了，导演得负责任。通常如此，没有例外。”

“玲子”因此不是钱翔一个人的“玲子”。她在片中的种种表现，都源自制作团队在每一场戏前的集体讨论，“我们会先想，这场戏前后，玲子做了什么？这样的情境，如果是我，我会做什么？如果是陈湘琪，她会做什么？而这种情况换做是玲子这样的女人，她又会做什么？”监制、美术、服装等工作人员都常加入想像玲子的行列、大量提供女性观点，钱翔也非常仰赖他们的建议，甚至戏谑地说：“有时候男人少说些话，世界会更好……”

谈新浪潮的“乡愁”：至少我们都诚实

许多人在《回光奏鸣曲》中看见蔡明亮的影子和新浪潮电影的情怀。钱翔说自己确实幸运地受那个时代的滋育，但他没有能耐继承他们。

1980年代的钱翔还是大学生，他说自己是台湾第一代可以大方在课堂上讨论左派理论的学生。那时“小剧场”初兴、“新电影”如日中天，许多有理想的老师返台教书，带着学生们一起读书、开读书会，下了课就带着他们上街头看社会运动，紧接着又遇上解严和“野百合”，政治和社会的钜变山雨欲来……

钱翔说自己是漫天花火中看风景的人，“时代不一样、人不一样。我没有继承，我只是怀念……刚好在那个时代，这些人开了花，我经过路边，我看到了花，花的气味记在我心理……如果有什么东西是连上的，那是我们至少都诚实。这种诚实拍片的方式在台湾没有断掉过，从吴念真、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易智言、陈国富、沈可尚……这是新电影最重要的精神指标……这种诚实，是‘只为自己和时代、社会说些什么’，不为商业或国家。”

然而面对电影市场，钱翔并不独尊他对诚实抒情的信仰。

“我相信电影工业需要各种电影形式，我很高兴新浪潮滋育我们，但那个时代商业电影死掉了，那也是个不健康的年代。我最期待的是多元，有《大尾鲈鳗》、有《艋舺》、有《郊游》，好健康！这是很好的事，当社会多元的时候，丰富性和层次都会清楚。”

钱翔说，80年代的新浪潮是他的“乡愁”，美虽美矣，但不及当下的台湾电影野心勃勃、充满生气。然而彼时获得的刺激仍滋养他，有些尝起来甚至仍模糊晦涩。他感慨，比起当时就能早慧站上浪头的人，他不聪明、而且动作总是慢。对于那个时代，他得用整个人生去消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