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曾形容自己拍戏的心态像“赌徒”:“一直不肯离台那种。输输输,差不多输完之后,我赢了一把。但我赢完又输,不行,我要赢回本钱才走。翻本了之后又觉得不够,要再多赢点。”
回头看许鞍华的电影路,就是这么输输赢赢过来的。
1979年,32岁的许鞍华以《疯劫》一战成名,和徐克、严浩们携手掀起“香港新浪潮”;之后的“越南三部曲”,格局大开,备受影评人推崇。然后匆忙拍《倾城之恋》就遭遇了滑铁卢,输了个精光。《书剑恩仇录》本想在武侠片里搞点突破,也不卖座。
1990年代,香港商业电影最蓬勃的黄金时代,许鞍华迎来创作生涯第二个高峰。《女人四十》拿下香港电影金像奖大满贯,助萧芳芳拿下了柏林影后,成为许鞍华至今最受推崇的作品之一。之后的《阿金》《半生缘》《千言万语》《男人四十》也都颇受好评,许鞍华成为香港电影文化的一面旗帜。
2000年后,香港导演纷纷北上拍合拍片,许鞍华又不灵了。《玉观音》(老版新版)完全被电视版给压了过去,《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也是毁誉参半。
低谷之后,许鞍华杀回香港,再聚焦平凡民生,拍出了职业生涯的另一巅峰之作——《天水围的日与夜》。之后的《桃姐》,又是奖项票房双丰收,赢了个满堂彩。
世人皆以为许鞍华日渐炉火纯青,越拍越稳。谁知《黄金时代》这一把,许鞍华又全押上去赌了,用高达8000万的投资拍文艺片,玩先锋、玩实验,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这样一部挑战观影习惯、静如止水的电影,在拥挤热闹的国庆档上映,2日仅收1400万,回本无望。票房之外,影评人也不太待见,甚至豆瓣评分还不及《亲爱的》、《心花路放》,输也输得掷地有声。
即便如此,在釜山电影节走红毯的许鞍华,也还在对着镜头微笑着。她,还会继续赌下去吗?
年近七十的许鞍华冒险开拍文艺大片
“我都70岁了,有人陪我冒险求之不得”
两年前,星美影业的覃老板决定用8000万给许鞍华拍一部关于萧红的文艺片,圈内人私下聊起来,都觉得这太疯狂了。
这几年电影市场火得一塌糊涂,文艺片接受度也变高。加上有汤唯、冯绍峰和一大拨文青演员集结助阵,《黄金时代》俨然有了“文艺大片”的气象,收回成本似乎也不算难事了。始觉得,覃老板还是有远见的,虽然热衷文艺片的他此前投的《武侠》《王的盛宴》都损失惨重。
《黄金时代》正片在去威尼斯之前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记者们只能看三小时的纪录片解渴。但居然已经足够让人心驰神往了!无论个人命运还是时代面貌,都让人深陷其中,心有戚戚焉,俨然和《一代宗师》一“文”一“武”,相映成辉。大家于是想象、期待《黄金时代》,让许鞍华登堂入室、进阶大师。
终于在威尼斯闭幕那天得以见真容,“啊……怎么是这样?”所有中国记者都一脸阴沉走出电影院——不是不好,更不是烂片,只是“disappointing”,和期望大不同。它很先锋很实验很勇敢,却既挑战观众,又难当“大师手笔”,两头不讨好。于是,又不由地开始担心覃老板……
记者:近几年电影市场的商业浪潮非常凶猛,《黄金时代》感觉是逆流而上的,这么高投资的一个文艺片,当时听说要投拍的时候,很多业内人都认为是很疯狂的一件事。
许鞍华:(笑)对啊,确实有点疯狂的。因为它是文艺片,又非常长,结构也是比较新,不是那么按顺序来叙事,钱也投得多,又是讲一个作家的故事,真的很容易到处都不讨好。
但我一直都非常希望拍一个艺术家的一生,讲艺术家的电影其实本来没多少人喜欢看的,除非艺术家或搞文艺评论的人,可是我都差不多70岁了,我不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对不起自己,那么如果有人肯陪我冒险,我就求之不得,所以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刚好有人肯投,又写好了剧本。加上现在拍戏那么疯狂,比如汤唯、冯绍峰他们这些很红的演员,让他们静下心来拍5个月的戏真的不简单,他们也不轧戏。所以能拍完,我自己感觉已经是一个恩赐,很亏得大家都那么投入,反潮流地参与一个这样的制作。所以我的压力很大,不是讲我个人的成果好不好,而是拍不好这个片子怎么办呢?
记者:这么多人物、城市,加上整个大时代,是一个很大的格局。我看您之前说,您觉得过去拍的戏里只有《投奔怒海》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去拍的,其它都是做与不做区别不大。我感觉《黄金时代》也是下了很大决心去拍的?
许鞍华:这个不只是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我觉得是好几个人都下了好大的决心吧,其中一个是李樯。他不仅写剧本,还到处去找钱,说“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拍成”。有时候我都气馁了,“哎呀,我们再说吧”,他就不放弃。
记者:电影里有很多第三方视点的叙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传达给观众什么?
许鞍华:其实我现在没有办法把自己当成观众第一次看这个片子,因为我自己搞的嘛。可能希望能从某一个点去看她这一生吧,可是这个点就不是很清楚的,可能是在现在,也许是将来。它的叙事方式是把整个东西抛在未来看萧红,可是我们现在也变成过去了,有点神经质或者是超现实的感觉。这种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感觉?我自己没办法估计,可是我感觉会很有趣。
许鞍华认为鲁迅对萧红的帮助,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标志
“鲁迅这么无私地去帮萧红,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几年前在香港导演协会春茗时采访过一次许鞍华,香港电影圈还保有香港电影里的那份人情味,即使是导演协会颁奖,大家也嘻嘻哈哈像同学聚会,只有一个奖例外。
在许鞍华凭借《桃姐》接连拿到获年度推介电影、年度推介导演之后,香港导演协会会长尔冬升给许鞍华颁了一个“特别荣誉奖”,他有些动情地说:“她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干将之一,多年来她成功游走在商业和艺术之间……她是始终香港电影的一股清流。她是我很钦佩的导演,因为她的生活里除了电影,好像没有其他东西了。”掌声响起,会场里原本吃饭喝茶的轻松气氛一时肃穆起来。许鞍华走上台自嘲:“我知道,到这个年龄,领这个奖也是免不了的。”台下笑成一片。下台的时候,许鞍华做嗔怒状拍了一下走在前面的尔冬升的背,怪他太煽情?
当天采访许鞍华就在会场外面的休息区,却不断被会场里成龙、刘伟强、徐克、泰迪罗宾等大合唱《点指兵兵》、《朋友》的声音打断,甚至完全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只能大声喊,以至于访问结束的时候,可爱的许鞍华长叹一声:“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
许鞍华爱上电影是因为看了黑泽明的电影、张彻和胡金铨的武打片。1975年在伦敦学成电影回港,经朋友介绍在胡金铨工作室打打杂、端茶倒水,想当副导演而迟迟没机会,于是在香港无线当电视编导。1978年,许鞍华已经在TVB工作了几年,徐克已经出来拍《蝶变》、严浩也拍了《茄喱啡》(后来被认为是第一部香港新浪潮电影),许鞍华也蠢蠢欲动。听说胡树儒和罗开睦投资的“罗胡联制有限公司”正在投拍胡金铨的《空山灵雨》,就去毛遂自荐,因此而入行。
新浪潮的导演们大多是电视台出身,互相都认识、彼此影响。徐克就是许鞍华的同事,许鞍华看到徐克的第一部戏,惊为天人,就打电话到他家祝贺,那个时候其实根本都不认识他。谭家明在电视台是上司,章国明则算是晚辈一点。和许鞍华走得最近的是严浩,两人是同学,经常联系合作,互相帮忙。
在《黄金时代》里,许鞍华用大量篇幅展现了那个年代的作家之间的来往、关照,因为那是她觉得最可以展现时代精神的部分。但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如今只剩一个落寞的背影而已。
记者:我会想到我以前看到《半生缘》,看到那些电影的感觉,很像那个年代拍出来的电影。
许鞍华:希望好看一点,希望有进步吧,除了看电影的视觉跟感官上的满足,还要多一点对自己生活跟那个时代的启示吧。
记者:其实拍群像和时代是最难的,为什么没有拍成萧红个人传记,而是放到大时代背景去?
许鞍华:其实也是关于萧红的啦,不过其他人的出现,让人家看到,萧红不是当时唯一的那种人,而是一个时代的各种各样有抱负的人中的一个。这个时代,很多都是体现在他们的飘零,跑来跑去。另外一个是体现在他们的相互关系里头,其中有时代的代表精神,比如鲁迅对她的师生关系,文化人之间的相互帮助等等。
记者:您本身对那个时代有情结吗?
许鞍华:没有,就是在做这个戏的时候,发现这是个可以表达的东西。因为萧红这种天才,是哪个时代都会出现的,她一定会一写就比别人好。但她之所以是她,是因为得到萧军的帮忙,刚好碰到一个爱人也是作家,加上其他的朋友那么努力地支持她出版,尤其是碰到鲁迅。其实他们好像一开始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居然会因为文艺联系在一起,然后鲁迅还无私地帮他们的忙。现在是比较难的。通过这些关系,我们会了解那个年代多一点。
记者:这次演员阵容也很不容易的,包括像王志文,其实17年前《半生缘》已经跟他合作,中间隔了这么久再合作,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许鞍华:我觉得他比之前还要慎重跟认真,因为他是在半个小时以内,把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表现出来,所以鲁迅这次不是开玩笑的。我感觉他特别努力去做,不是说他在《半生缘》不努力,但是对他来讲轻而易举。
记者:他很果断就答应了?
许鞍华:对。我不知道他中途是思考了多久,因为给他看完剧本,中间有几天可能他在想:要做吗?不做吗?为什么要做呢?他都没有跟我说,反正他就答应了。
“不需要抬高或谴责萧红,我其实比较像丁玲”
10年前,编剧李樯拿着《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的剧本来找许鞍华,许鞍华不是太想拍,觉得故事的调子比较像《女人四十》,可以再缓一缓。她当时想拍的是萧红和丁玲两个女作家的戏。结果《玉观音》票房失利,许鞍华知道“如果拍两个女作家就死定了”,于是回头去拍“姨妈”的故事。
李樯在准备写萧红和丁玲这个故事的时候,发现丁玲的某些人生段落难以通过审查,于是变成写萧红的故事。
香港电影研究者罗卡曾如此总结许鞍华的电影:“贯穿许鞍华所有作品中一个重要的母题是人的流徙不安,更精确点,是人被环境所迫而饱受流离无根之苦。”而这一母题,正好也暗合了萧红一生颠沛流离、最后客死异乡的故事。
至于许鞍华作品为何会有这样的母题,大体也和她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
许鞍华1947年出生于辽宁鞍山,父亲是国民党文书,母亲是日本人,还在襁褓中就跟随父母迁居澳门,5岁前往香港。母亲的粤语不标准,许鞍华一直以为她是东北人,直到十五六岁才知道母亲是日本人。
许鞍华第一次回内地是在1972年,去英国留学前去了趟广州看祖父,看到广州的街上空空的,没什么灯火,珠江边到处都很黑,心里还有点伤感。1989年,许鞍华拍半自传电影《客途秋恨》时,就把这种感觉拍到了电影里。
3年后,许鞍华跟母亲去美国参加妹妹的婚礼,回来时去了东京,顺道去了乡下舅舅家,这是她第一次去日本。
记者:您个人是怎么看萧红,她的个性和她“离经叛道”的行为?
许鞍华:其实她大部分经历,在她的性格、她的环境底下,都是可以解释的。可是她肯定不是像维护她的人这样崇高的,她也是一个普通人,不过她有非凡的写作才能而已。所以也不需要怎么样谴责她,也不需要怎么样把她抬高。
记者:采访《黄金时代》的演员时,他们说您像萧红。
许鞍华:我其实比较像丁玲,有一个概念就去实行。萧红是比较随性而为的,她当时想做什么,就去做做做。丁玲有很多时候,是决定了、铁了心准备做,要改另外一种写作态度,她就会改。而且丁玲常常都会想一下国家民族的事儿,可是萧红是没有想的,她只是凭着自己的经验,从小看到大的东西,从来不会从大的东西返回来看小的东西,她们是完全不一样的行事方式。
记者:这部戏里面真的很多演员,大家对他们的印象不仅仅是演员,也觉得他们是文艺青年,是特别去找这类的演员吗?
许鞍华:至少要让观众感觉他们是作家,那气质就要像,气质就很难讲了,很主观的,可是人人都感觉得出来的,如果这个人没读书,是看得出来的。
记者:感觉这些演员都很享受地沉浸在这个戏里。
许鞍华:对,他们真的是非常好,从来都没有给我麻烦,没有说“这个我不做”、“明天我不能来”、“要不重做一遍”、“这个造型我不喜欢”……从来都没有。这简直是太奇怪了!怎么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记者:这算是您拍得很开心的一部戏吗?
许鞍华:我可不是太开心的,因为我不喜欢拍一个戏拍那么久的,我拍到三个月就有点受不了了,好闷。我通常是爆发力很大,可是很短,要拍的戏如果是一个半月以内拍完,我就很好。因为我一拍就把自己什么都忘了,放在那个状态里头,这5个月的时间,坚持得很长,所以我也怕我自己拍到一半受不了,可是还好。
记者手记:
圈内人常说拍电影是赌博,因为你很难猜到哪部卖座哪部赔钱。但许鞍华的“赌”法又不同,她拿时间、精力、事业、名誉去“赌”,要赢回的其实不是票房,而只是一个她心中的好电影罢了。于是,无论结果如何,都已经值回了时光。从影35年,执导电影25部,获奖无数,许鞍华已经无需证明自己的伟大了。突然想起一句TVB的烂俗台词——“有赌未为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