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田洋次谈电影：艺术家和骗子仅一纸之隔

艺术家和骗子仅一纸之隔

电影是撒谎的东西。先是有了剧本，演员念写在剧本上的台词，摄影师把表演的场面拍下来，然后洗印在胶片上，然后观众看在银幕上的形象。文学剧本也好，演员的表演也好，全是“做”出来的。说起来我们的工作是骗人的勾当。有句俗话说：“艺术家和骗子仅一纸之隔。”但是，我们和骗子不同的是，观众愿意上当受骗。观众甚至乐意出钱受骗，我们也诚心诚意地热衷于欺骗。骗得精彩之时，观众就拍手喝彩。观众在咒骂一些质量极差的影片时常说，“这是虚构的故事”、“这是捏造的”。细细想来，观众本来就十分明白电影是编造之物，然而，明白归明白，在批评质量甚差的影片时，还是会使用“捏造”之类的词。

就拿寅次郎这位男子汉来说，如果设想他真的出现在现实生活中，那简直成怪物了。身着怪色的西装；寒冬腊月仍然赤脚穿拖鞋；虽说带着一只皮箱能随心所欲地周游全日本，但他在何处如何挣钱？每晚何处栖身？如此追根寻源的话，就会觉得荒诞无稽了。寅次郎就是这么一个仅一纸之隔的、虚假的编造人物。

但是，我们在塑造这位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人物时，必须把他刻画得使观众感觉到他就在自己的身边，至少要做到没有丝毫不自然之感。换言之，塑造出来的寅次郎这一人物必须要有真实感。我认为，要成功地塑造出这样一个人物，第一要靠寅次郎的扮演者也就是渥美清先生的才能和努力；第二要靠支持渥美清先生的其他合演者的默契配合；第三要靠我们摄制组成员的热情和智慧。

例如，小道具师认真考虑各种道具的安排，寅次郎家吃晚饭时，正是秋天季节，菜肴最好用秋刀鱼；蔬菜中的西红柿已落市最好别用等等。道具师根据四季变化，千方百计地为院子里配备花卉。我认为，寅次郎这位现实生活中绝对不存在的虚构人物，也就是一般来讲真实感极淡的人物之所以令人感到真实，是这种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的工作态度所赋予的。因此，反过来说，寅次郎能够自由自在地做出现实生活中极不自然的行动，这权力是观众们给的。像寅次郎抓起皮箱和帽子就外出旅行，其不合情理的举止，也是摄制组全体成员的热情和爱心使之变得合情合理的。

有关摄制组成员各自努力工作的情况，我想后面再谈。这里只提一句，对待每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如果没有全体成员相互体贴、相互关心的气氛是不可能树立起来的。关于《幸福的黄手帕》（1977）一片的导演意图，我已写过“真正的爱”一文。其实，导演意图是宣传部要我写的，我觉得忙得累死人，不愿写这类东西，但出于无奈还是写了。要说爱，不光《幸福的黄手帕》，可以说《寅次郎的故事》，以及我拍的其他作品都是这样。假如没有爱，也许拍不成电影。我的看法是，爱这个人是出于想尊重这个人，只有尊重他人的意愿，才有自尊的想法，正因为大家爱他人，人们才能有相互尊重的精神。

所以，一个不尊重他人的人，怎么会真正地爱异性呢？还有不懂得尊重包括自己在内的人，这样的恋爱怎么称得上是真正的恋爱呢？

进而言之，尊重人这种心情还必须转化为爱护人以外的动物、大自然或者人类创造的财富。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文化不就是这种精神之类的东西吗？

出自这种想法，我们保存着影片中寅次郎家用的全部道具，每周都要擦一次，而且精心使用。寅次郎用的提包也尽可能不换新的，缝缝补补，用了将近十年。那儿开了绽就用浆糊糊上，这儿破了口就用线缝好。我觉得在拍摄这提包时，实际上就等于把珍惜物力的这种精神告诉给观众了。

艺术是使人愉悦的

写剧本时，我总是和三四个朋友边讨论边执笔。每天晚上，写到深更半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我们构思情节、研究结构、琢磨台词。当想到了一个有趣的情节、一句幽默的台词时，大家便哈哈大笑。也许在旁人看来，我们几位大人为一些不足为奇的傻话而纵声大笑，实在是不可思议。但我们必须这样：常常为了构思一个可笑的故事而搞得汗流浃背、食欲不振，有时神经衰弱。当这个可笑的故事成了作品时，这个可笑的故事产生、流传之前所付出的痛苦、艰辛就烟消云散了。

影片的作者必须使观众感觉到：影片是作者们在半开玩笑、随随便便、轻而易举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作品。为此，创作过程中作者必须始终处在一种高兴的情绪中。当然，有些作品只是作者感到好笑，观众觉得毫不可笑。所以，如果是三个人创作，那么，这三个人本身如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对什么事情感到好笑，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的教养、感觉、品格是决定作品质量的关键。

如果认真而且朴素地想到我们是创作作品的，观众是从我们的作品中得到愉悦的这种情况，那么，就会意识到事实确实如此。举个例子，有三个人聚集在某个街头拐角闲聊趣闻，并时而为之大笑。过路人看到此景，觉得有趣，便停下问：“你们在说什么呀？”三人便解释道：“啊，我们说了这样一件事才笑的。”过路人听了也大笑起来说：“这太可笑了。”于是乎人堆越聚越大。这时，由于人数的剧增，外圈人便听不清楚，有人便大叫道：“大点声讲！”于是，有位具有同情心的人出来建议：“要他们大声讲可以，但每次要付他们一百日元。”

一会又有人出来提议：“你们讲的故事太有趣了，以后你们专门到这儿来给我们讲故事吧，我们大家掏钱养活你们。”从此，三人便专门构思一些有趣的故事。——就这样，造就了我们这些专业作家。我常想，所谓的艺术家不就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吗？

也许在交杯换盏、尽情欢乐之际，也许在传统佳节之时，有人用娓娓动听的歌声引吭高歌；有人不断说些俏皮话逗人发笑；有人说些精彩的故事；或者有人画上一幅美丽图画……人们便会为他们鼓掌叫好：“真棒！真棒！”于是这些人便会煞费苦心地创作出更好、更受欢迎的作品。艺术不就是在这种苦心钻研过程中诞生的吗？所以说，艺术本来就是为使人愉悦而存在的。

《幸福的黄手帕》的诞生

提起《幸福的黄手帕》的创作，是我几年前听到美国享有盛誉的民歌“Tie AYellow Ribbon Around The Oak Tree”以后才想到的。确切地说，先是听说了有这么一些歌词的歌曲。歌词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位年轻人在坐公共汽车旅行时，结识了一位刚出狱的汉子。这个汉子虽然已同妻子离婚，但在回妻子住所的途中发了一封信，信上写道：如果至今你还是一个人的话，那么请你在庭院的橡树上系上黄色的布条。

听了这些歌词，我便感到这是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橡树上的黄布条就像盛开的鲜花展现在我的眼前。不久，我从唱片里听到了这首歌，发现歌词内容是如此的庄重，而歌曲的旋律是那么轻快、柔和、舒畅。当时我想，真是名不虚传，能把它拍成电影该有多好啊。同时我还感到这首歌里充满了民间故事的色彩，故事性也很强。我听到这首歌还是三、四年以前的事，当时我以为美国一定要把它拍成电影。例如《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kid，1969）一片就是这样诞生的。然而这以后美国却毫无动静，我便产生了不妨试一试的念头。

据说《向明天开枪》一片的蓝本，也是根据美国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写成的。后来我查了一下，发现“黄色布条之歌”的作者皮特·哈密尔在他的文章前言中写道：这是一个在美国各地广泛流传的故事。

然，这是一首深深扎根于美国民众心里的歌曲，我以为大可原封不动地把它改编成日本电影。当然会有许多难解决的问题，比如，日本不像美国幅员辽阔，北海道虽大却不能与美国媲美，更何况美国跨州如出国，情况各异。如果作品没有这种地理上的距离感，那么，事情就难办了。不过我想，如果去北海道拍摄，虽说勉强，但总有办法的。

为什么这个故事会打动我们的心呢？因为，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太像散文了。就拿在车站同行人告别来说，如今的列车车窗紧闭，也不鸣汽笛。从前从东京到大阪去，在人们的意识上是出远门，而现在是当天就能来回。虽说社会生活变得便利了，然而太缺乏故事性。也就是说，当今的社会生活不能成戏，也画不成画。过去，离别之际，行人把手伸出窗外同送别者紧紧相握，一声汽笛牵动了人们离别之际的伤感之情。然而，当今社会已不容许人们这样了。与此相反，这个故事富有戏剧性和故事性，而且当代的日本人都憧憬着能体验一下这种情感，这对我们来说是颇有刺激作用的。

确实，这个故事里并没有纯粹编造的情节，也没有使情节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来个意外变化，更没有戏剧性的结局。但我始终认为，即使没有曲折的情节也能拍成电影，《寅次郎的故事》就是这么拍成的，还有其他的影片也是这样拍成的。在《寅次郎的故事》一片里根本没有妙趣横生的情节转换的场面，有的只是人物的性格。寅次郎回家不久便来了一位美女，寅次郎立刻迷上了她，并且拼命地追求，结果还是失败了。影片用了许多画面反复描写这个情节。像拍摄寅次郎这样的方法迄今为止还未见过，至少可以说还没有过成功之例。但我坚信像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仍然把它拍成电影。《幸福的黄手帕》就是我带着这种信念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