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绝命追踪》中隐藏的翻拍政治

近些年来韩国电影彻底的好莱坞化，一来源自其对工业的清醒自觉，二是源自对输出文化的器重（不再是通过民族文化，这是通过偶像文化），三则是其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亲美化。 

韩国影片《绝命追踪》海报

对于没有观看过游乃海导演的《跟踪》（eye in the sky）的观众来说，去电影院观看翻拍自它的韩国影片《绝命追踪》（cold eyes）会是不错的选择。然而对于看过的大多数观众，尤其是对银河映像的粉丝来说，必定是看不到太多新意的，甚至是过于拘谨的。

相似的纷争也曾发生在多年前马丁•斯科塞斯的《无间行者》出现的时候，对于大部分大陆观众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那样的翻拍的，而它却拿下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而香港电影《无间道》却在通往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路上铩羽而归。记得当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的一个乌龙，屏幕上出现《无间行者》的片花时，画外音解说它改编自一部日本影片。

近些年来韩国电影彻底的好莱坞化，一来源自其对工业的清醒自觉，二是源自对输出文化的器重（不再是通过民族文化，这是通过偶像文化），三则是其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亲美化。数据表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韩国民众对奥巴马的领导能力是有信心的，而在美国，这个比例也不过是百分之四十五。

和几乎所有的韩国商业电影一样，《绝命追踪》是成熟好莱坞化的一份子。在我看来，对于这次改动不大的翻拍，讨论的区间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想象力和技术上，而应该从谨小慎微的改动中，看到电影传播学的问题。

首先，《绝命追踪》中的正面主角三人：队长、新人、女长官，有趣地呈现出一个稳定的有家庭结构原型意味的组合。智慧而勇敢的老爸，暴躁但有事业心的老妈，聪明而善良的女儿。电影中稳定的家庭原型结构常会带来翻倍的人物认同感，因为花钱进电影院消费的观众，害怕看到稳定家庭面临破产。而影片中的负面人物有一个破碎的家庭结构，犯罪分子头目詹姆士，唯一的亲信是一个不断剥削、利用、嘲笑他的师父，他渴望逃脱师父的手掌。这个师父，很像一个地窖怪兽，有纯的恶感。社会犯罪类型片的矛盾核心往往是家庭矛盾，正面“家庭”解决成长和分离的困境，负面“家庭”解决父权的阴影。负面与正面交锋时，是纯的恶与纯的善的斗争，也就是影片的高潮时刻。家庭是缩微的社会，社会是递归的家庭，这是好莱坞的宝典。

而原版《跟踪》有着强烈的银河映像风格。女性形象相比之下都趋于弱势，外表呆傻，缺乏主见，即便是女长官刘嘉玲，说粗口也会被领导批评。任达华虽身经百战，但面容苍老而浮肿，有种衰仔像。负面人物梁家辉也没有背负弑父的原罪。游乃海无意追溯梁家辉的罪恶根源，他不过是社会自然滋生的毒瘤而不是纯粹的恶之花。这是一场男人的争斗，是天性的游戏，而不是道德的角逐。

第二，《绝命追踪》的观影快感很大程度来自于影片中的团队协作精神，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角色。这也是好莱坞叙事中潜藏的意识形态：工种无贵贱，劳动皆光荣。对于拖着疲惫身躯进电影院消费的上班族来说，看到这部影片，他们很快会被银幕上的“自己”所感动。

而银河映像版本更强调的是犯罪与解密时迷人的气息，以及男性率真而专注的天性，这些男人，在单纯中却又带有迷离莫测的玄机。然而对于商业电影来说，让观众快速地建立粗暴的确定感才是最有效的。《绝命跟踪》的目标无疑是把《跟踪》的商业空间释放到最大。

第三，《绝命跟踪》的投放市场是全球。有句对后冷战时代的总结就是“全球化等于美国化”。从文化习惯、接受美学、食物、社会环境、地域空间、视听风格上彻底地美国化，是《绝命追踪》在改编上的要义。而《跟踪》，或者说以杜琪峰为首脑的银河映像，从未丢弃的便是本土市场以及港人情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们就已经把中西各大家之长融会贯通，而香港文化和香港问题，一直是他们萦绕心头的乡愁。

本人喜欢在看电影时观察插科打诨处，因为在我看来“笑”是最通俗的政治。《绝命追踪》多次制造的笑点都有种健康感的粗俗，比如在执行公务守株待兔时，“花猪”小便时忘关对讲机，这让同事们紧张的工作气氛得到了舒缓。粗俗是能把全世界的人逗笑的方式，健康的粗俗让人放松神经，对影片来说是调节叙事节奏，但毫无回味。而对应过来，《跟踪》的那一场戏是任达华在车里给大家讲了个一只掌握打字技能的狗去找工作而被拒绝的冷笑话。港人的身份、压力在这种含蓄的自嘲中，很是悲凉。

《绝命追踪》是优质的政治商品，感化现实世界的枯燥和平凡，观众看完会继续为公司卖命，对加班感到充实，对房贷一笑而过。这必定会是绝大多数商业电影矢志不渝的使命，当地球改名叫“美国”的那天。

但愿我只是杞人忧天。（作者系独立电影导演，作品《动物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