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电影导演李霄峰：梦想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10月11日，第19届釜山电影节落下帷幕。翻看从2日至今的釜山新闻，你看到的依旧是陈可辛、钮承泽、许鞍华、王家卫、王小帅这些熟悉的名字。旨在扶持新人的釜山电影节自然不是浪得虚名，拨开这些功成名就的大导姓名，他们的背后，一拨新鲜的名字同样在此生长。

曾出版《失败者之歌》的李霄峰，这次带来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少女哪吒》，包括编剧王沐、潘彧，女主角、摄影师，无论台前幕后几乎是全新人阵容；　跟它一起入围新浪潮竞赛单元的另一部华语片《不能说的夏天》，也是47岁的台湾导演王维明的初次出手；

还有亚洲短片竞赛单元，今年27岁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曾赠奉上了一部《明月的暑期日记》，何文超的《盲钻》和台湾导演吴中天的《四十三阶梯》，则在放映完后获得观众自发的掌声；

展映单元里，曾拿下第八届FIRST青年影展最佳导演的忻钰坤的《殡棺》连映四场，最后一场的放映，上座率高达90%。一个月后，这部有着拗口片名的电影将来到台湾，角逐第51届金马奖的最佳原著剧本和最佳新导演；

短片展映中，台湾新锐导演王希捷的《划船》也公开亮相，在此之前，此片已连续入围戛纳和台北电影节，而三年前，她的处女作《小偷》早已拿下金马最佳短片奖……

对这帮抱着“成功尚需努力”信条的青年电影工作者而言，能站在釜山、甚至月余后金马的地界儿呼吸，的确是件惬意的事情。而他们曾经的挫折、现实的心境、以及未来的期盼，是接下来想要说给你听的故事。

做电影并不是那么神圣的梦想

因为第八届FIRST青年影展的关系，忻钰坤、王沐、曾赠这拨人在一起相聚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同样凭借纪录片《Bike与旧电钢》入围的青年导演邵攀回忆起那段时间：“我们每天就在一起聊创作，聊感想，都是青年人，气氛特别好。”那段时间的夜晚，只要走进邵攀的房间，满满一屋子都是陌生的面孔，火热的情绪。邵攀说：“那时候我们还一起约定，以后不管大家发展如何，谁有需要帮忙，大家能帮就要帮。”

这是一种典型属于青年人集体狂热的创作氛围，要追根溯源，大抵逃不了“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的俗套开场白。

比如忻钰坤，他应该是这帮电影青年目前发展势头最好的一位。《殡棺》　不仅在FIRST 拿下最佳导演，还在11月即将开幕的台湾金马奖拿下最佳新人导演和最佳原著剧本两项提名。跟大多数热爱电影的人一样，童年时代他最早从地方台接触大量港台和好莱坞电影，生发出最早的对于电影的热爱。不过他差点走弯路，“当年刚看完《精武英雄》时特激动，第二天就去跑步、健身，打算将来救国救民。后来看《侏罗纪公园》，荷尔蒙又爆炸了，立志将来要当考古学家”。中学时，终于知道所有的电影背后都有位导演，忻钰坤这才开始系统订阅电影杂志学习，并把报考导演专业当做规划。

但如果你想当然拔高少年情结对日后职业生涯选择的影响，那显然也太过戏剧性了。在进入北电导演系读研之前，曾赠曾干过多年的电视编导，后来因为策划的某期节目不幸因为敏感问题被撤掉，常年工作“呈现的效果有时候太烂了”，遂萌发“与其这样，还不如以后自己拍东西”的想法。《少女哪吒》的编剧之一潘彧，当年也是在选择专业时，“觉得一切跟故事有关、跟文化有关、跟讲述有关的专业都是有意思的”，机缘巧合之下，读了编导专业，再之后又读了3年的电影学硕士。潘彧说：“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成为一个编剧”。而在成为《少女哪吒》编剧之前，他做过电影商务、电影宣传，做过公司，也跟过片场，最终等到这个机会，一是喜欢，二是“懒得转行得来的懒人有懒福”。

跟潘彧一样，《少女哪吒》　的另一位编剧王沐，最早想从事的是戏剧工作，直到现在，他还在说：“如果有机会，还是想回到剧场去。”对电影的喜好，源自他17岁时从《四百下》里受到的影响，之后他为许多独立电影进行策展，并发表大量影评，最终得到编剧《少女哪吒》的机会。

无独有偶，王希捷也是剧场导演出身，最狂热的时候，她在大学时自己翻译挪威剧作家的剧目，甚至自费飞到挪威，跟剧作家本人做访谈、研究和调查。之后由于常年在戏剧所边上的电影所旁听，认识了一群电影导演，“他们都很爱摆一种姿态，不爱写剧本，或花很多力气在很基础的事情上，有很多课堂作业、或者自己剧本不想写，我作为朋友就帮他们提供免费服务”。靠着这样的免费服务，王希捷得到了进入电影圈的机会，并最终拿下金马。

处女作，困难知多少

不管是什么原因，真正捧出自己的成名作之前，每位青年电影创作者，都受着各自独有的困扰。这里面，有投资的问题、经验的问题、行事原则的问题，不一而足。

李霄峰算是这帮人里名气较大的一位，制片人沈旸在谈到《少女哪吒》的拍摄时也坦承，“在文艺片范畴内，这算是比较大的一次投资”。即便如此，《少女哪吒》　对李霄峰来说也是一部有遗憾的作品，他原本畅想过一段场景，女主角骑着自行车穿过一条即将拆迁的街道，她在前面骑着车，背后起重机升起，在背景里肆意毁坏街道。但这个畅想最终没能实现，“因为经费不够，技术支持也比较困难”。

忻钰坤的《殡棺》也有苦衷，由于影片是群戏，需要各个角色都出彩，因此找大牌演员基本没有经费。好不容易敲定的男主演，在吃完开机饭后意外腰伤复发，虽然对方坚持要演，但考虑到角色戏份重，还有背人上山下山的镜头，被忻钰坤婉拒。副导演于是临时去找男主角，影片前几天只能拍其它部分的戏。

即便拼尽全力搞创作，《殡棺》也还是因为一堆新人主创经验不足状况频发。忻钰坤颇为汗颜地坦承：“选角时是有漏洞的，片中两位次要演员，选角的时候觉得形象不错就定了，拍了一天后发现戏完全不够达标，最后还得临时换。”除此之外，“有时候一些该准备的道具，不是很理想，会闹笑话，这种状况，一直出现在整个拍摄过程中”。

跟忻钰坤拍摄《殡棺》时的状态类似，曾赠的《明月的暑期日记》最终拍摄完成也经历了相当的波折。拍摄女主角烧纸钱祭奠父亲的戏份时，影片需要大量群众演员扮演类似鬼魂的“水猴子”。由于经费实在掣肘，剧组只能以出游为名找到某家幼儿园，让家长们带着孩子充当群演。但当地人比较忌惮“水猴子”的传说，在剧组拉起布拍摄前景烧纸钱的戏份时，还是被家长发现，险些闹发斗殴事件。

尽管拍摄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回忆起这段日子，这帮年轻人们依旧怀念。潘彧说，《少女哪吒》在编剧之初阶段，经常和李霄峰、王沐开线上会议，虽然特别累，“但总觉得不聊到凌晨就还不够努力”。所以很多晚上，“我们实在聊不动剧本的时候，就聊人生，聊未来，聊梦想，晕晕乎乎地再熬一会儿”。顿一顿，潘彧补充说：“那个时候，每个凌晨，我打车穿过大北京城，空气是冰冷的，但窗外的灯光是温暖的，我知道，我又过了一天我想过的生活，我觉得踏实。”

回归自我，怀才不会不遇

尽管各自的事业都开始打开，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这帮年轻人依旧对成功保持着审慎的期待。忻钰坤说，所谓成名，自己目前最得意的小故事是，前不久，他刚因为《殡棺》接受了国内某电影杂志的采访，母亲去他青年时代常去订阅电影杂志的邮局购买，熟悉的大叔套近乎，“你儿子原来不是常来买吗？”母亲回答说：“对呀，现在他上杂志了。”说到这里，忻钰坤笑了：“听说那位大叔当场就惊呆了。”

这样的审慎，是这次采访最大的收获之一，或许也是扭转大众对青年影人创作群体“以后可不该尾巴翘起来了？”这种下意识反应的最好反击。瞧不起国内各项走形式的电影基金的王沐，同样看不起某些青年同行的作派，“我觉得没有怀才不遇的说法，产出低，我们自己也有问题，至少在我的接触里，很多想从事电影的人连书都不怎么看，很依赖对电影的模仿”。跟王沐的观点刚好形成反差的则是王希捷，为了介入电影圈，她不仅给前辈们提供免费服务，而且“我也不太问人，有不懂的地方，就把市面上所有的相关书籍扫光自己补习”。王希捷还特别自律，“我受不了自己失败的作品被大家看见，当年学生时代有一幕剧公演，我自己不满意，就在台下痛哭”。说到这里，王希捷扬起手，抹飞眼角瞬间就流下的眼泪。

对于这帮年轻人，曾把《白日焰火》推向柏林，现在又在为《少女哪吒》呐喊的资深制片人沈旸女士也给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归纳总结出来就是：“首先，未来新媒体这个新型的形式能够为文艺片、青年导演创造更多的利润；其次，现在的年轻导演应该弄明白自己到底奔什么去，要奖项，就好好钻研质量和类型，搞创作；要钱、要回报率，就不要去在乎不太好的评论，你拍一个留白很多、文艺氛围很浓烈的片子，二三线的普通观众，肯定是不会买账的，这也很正常。”

至于这些走影展路线、期望未来有更广阔未来的华语青年影人新势力，对于奖项的肯定，他们的态度，也因为审慎的心态，而显出唇红齿白的健康感。

忻钰坤说：“因为《殡棺》表现不错，现在找我的合作意向更多了，他们发现我是个能做类型片的人，我也喜欢在此方向有所斩获。但我还是希望下部片不需要太大投资，中小成本就好，我还需要边学边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