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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0月15日下午14点，由凤凰网娱乐主办的《凤凰大影响》之“寻找中国好故事”将在北京万国城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举办。著名电影人岳小军（编剧，代表作《心花路放》《疯狂的石头》）、张冀（编剧，代表作《亲爱的》《中国合伙人》）、王川（导演兼编剧，代表作《魁拔》系列）出席本次活动，同为著名编剧兼影评人的史航担任本次活动主持人，共同探讨电影与好故事、好剧本之间的关系，以及编剧在产业中的地位和价值。
现场气氛轻松、热烈，嘉宾们妙语连珠，不少有志于成为编剧的年轻人也踊跃发言。
《心花路放》考虑商业性的同时让情感释放更成功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中，不少电影达到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心花路放》、《亲爱的》、《魁拔3》的成绩也有目共睹。对于《心花路放》争议的回应，岳小军坦言，网上反馈最多的是“三俗”问题，不过《心花路放》讲的是人的原始动力，必须生猛、有力量，有脏字和黄段子，才贴近生活，文质彬彬的台词也不构成一个“泡妞”的故事了。
《心花路放》剧本的初衷就是岳小军和宁浩的旅行，“刚开始是以情感为主要线索，讲主人公的释怀，泡妞部分反而写得没有那么扎实。”岳小军坦言，与宁浩一直以来最大的分歧在于商业性到底要多大，“每部戏都会有，《黄金大劫案》我希望做得更high，但宁浩希望是一个讲信仰的东西，他去掉了很多周边元素，使电影更单纯。但其实最后观众不是很喜欢。”
关于《心花路放》的双线结构，岳小军表示，主线情节（黄渤部分）写完之后，宁浩认为有些单薄，要让最后的情感释放更大，“一位女性策划就谈到了自己失恋时在路上的一些事，我们就考虑要不要并成一条线，最后改成了双线结构，结尾抛了个包袱，做了个反转。我们在考虑商业性的同时其实对情感的释放也更加成功。”
而在演员方面，一早就锁定了黄渤和徐峥，只不过一开始岳小军认为徐峥更像主人公，但宁浩认为应该由黄渤来演，“黄渤确实有真演技，《心花路放》里有一个机场的长镜头要求情感非常连贯，黄渤每条都演得非常精准，令我们惊叹。而徐峥也突破了以往‘被动型’的角色，成就了公路电影里的最佳表演。所以现在这种定位也非常好。”
《亲爱的》剧本遇演员强压 张冀：要开放自己，向好演员学习
《亲爱的》口碑整体很好，一个大的争议在于两段式的叙事，陈可辛参加威尼斯电影节时给张冀发来微信，说分段的设置在国外影评人中也有非议，被认为结构断裂，不过陈可辛认为影评人还是比较传统，他自己就很有自信，“他决策时就认定要用两段式的形式，观众对这方面有争议也很正常。”
谈到《亲爱的》的打拐题材，张冀坦言自己比较孤陋寡闻，之前对拐卖事件的严重性完全不了解，而从中他也深刻体会到陈可辛的敏感度。“这个项目是在《中国合伙人》之前，陈可辛就关注到的，而当时他手上还有几个比较商业化的项目，却选择了这一部，他觉得这个新闻是个好故事，如果不及时拍就会被别人抢走。于是决定下一部就要拍。”
张冀认为，在创作之前，《亲爱的》原始资料已经非常丰富，本身就带着人气、地气、情感，故事本身就有气场，把人带入其中的社会性中去，“你会刨除杂念自然地跟它走。”
在准备过程中，他会看一些社会文化方面的书，以及一些与之相近的电影，在构思和分析初期，他看的最多的电影是《一次别离》和《一一》，每天循环地播放，“这个方法是个台湾人教我的，这是个笨招，但能进入写作的情境。”他大赞《一次别离》是电影里的“好声音”，其技术和节奏感很适合中国故事，对真相复杂性的探讨给自己深刻的影响。
和陈可辛合作有一件轻松的事是演员基本不用发愁，心中的演员基本都能来演这些角色，“我写剧本时人物基本为主题来服务，剧本比成片更冷静残忍，不想带入太多惯常写作人物的技巧，尤其黄渤、郝蕾的角色都是比较平实的，唯一出挑的是张译的角色，本来我心目中的人选是张嘉译那样年纪大一点的演员，但是导演经验丰富，会反着去考虑，找了一个不一样的演员，对演员的挑战很大。”
剧本里张译有一场唱歌的戏，张冀原本安排的是儿歌《蓝精灵》，但张冀自己换了一首秦腔《人面桃花》，效果非常好。“这种改动绝对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但在另一个方面，张冀也受到了主演带来的强大压力，“这部戏的演员第一天进组都无比焦虑，我在片场跟组，也强烈地感受到，有点不堪回首。黄渤和郝蕾，他们会用侧面的方式告诉我，这两个角色谁都可以演，不像赵薇的角色天然就带有张力，最后我还是坚持，让他们少用技巧，让观众更有带入感。”
张冀表示，“有人告诉我‘做编剧也要做演员’，演员是剧本角色的奴隶，再好的演员提剧本意见都是为了让自己角色深入得更好，但编剧不一样，我不能让单个角色太强，冲淡我的主题，所以，编剧既是话事人又是心理医生。黄渤郝蕾都是好演员，不会去冲淡你的主题，他们跟你确定好之后还是会按照大方向来改。但以前也有一些演员很坏，拍民国戏和历史剧，一上来就改台词，编剧毕竟是看过书的。“
关于演员改剧本的问题，张冀还是调整心态，累积了自己的经验，“编剧要开放，不要把自己摆在悲催的地位，因为你的反抗价值也不大。虽然该急也得急，但更重要的是从好演员、好导演身上学到东西，他们对人物的经验还是很好的。即使你要反抗，也应该是强者的反抗，有时候编剧写的一些东西还真是让演员没法演。”他爆料称黄渤曾跟自己吐露过相关经历，“黄渤很聪明，他遇到问题不会跟人吵，他把台词念一遍，就会让导演和编剧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他说‘你给我一个烂剧本，我再调也只能调到中的，你给我一个好的，我可以锦上添花’。”
《魁拔》属于热血类作品，停拍是市场理性行为
作为《魁拔》系列的导演、编剧，王川一来就回应了针对《魁拔》的几大争议， “我想澄清的是，评论称《魁拔》是中国动画的标杆，就有人认为这是片方自己的炒作，这是不真实的。而且我们没有瞧不起《喜羊羊》等低龄动画电影，因为电影和服装店一样，童装店挣钱不会影响其他服装。还有人认为我们拿《魁拔》圈钱，如果我们圈钱，没必要用那么复杂和高成本的东西来圈钱。也有人认为我们把20分钟的电视剧内容硬撑到80分钟的电影，那是他们没看过热血类的作品。”
王川介绍，热血类产品面向的就是青春人群，让他们在理性生活中逃避一下现实，《佐罗》、《哈里-波特》、《指环王》都是这类作品。其中新的世界观架构让人们能从熟悉沉闷的现实中摆脱出来，“情节中要设定一些纠结的东西，让主人公从中挣脱出来，把这个世界观做到观众没有隔膜，很有难度，需要很多细节来完成。在互联网时代有些世界观必须做出与人们知识结构相符的内容。”
对于停拍《魁拔4》，王川解释称，这是一个关于市场的理性行为，“每部《魁拔》我们都会观察观众和影院的反馈。我们发现青春人群不太习惯看动画片，有时候售票员会提醒这是国产动画片，就挡住了一部分观众入场，而《魁拔》终究有这样的门槛。所以我们考虑我们做成真人CG的形式，它的TV版也已经出到十几集了，过两年有了受众基础之后还能继续做电影。”
王川坦言，《魁拔》前三部投资超过一亿元人民币，在票房实在很难弥补，“我们很理智，暂缓不是不做。但是国内对动画电影还是有成见。”
被问及如何培养国产动画的市场，王川认为，创作很难让所有人群都满意，专对一个人群，票房容量又不够，“面向青春人群的产品需要给一定营养，但现在的观众害怕营养害怕被教育，需要编导下很大功夫。这类产品是对我们人生境界的挑战。”
谈到动画电影剧本的创作，王川也大吐苦水，动画剧本比真人剧本难在，很多内容需要台词表现，又不能用台词去说戏。《魁拔1》被吐槽人物一直边走路边说话，但当时的技术条件只能支撑到这里，对编剧的要求是：演员都不能动，是面瘫，你还得写到搞笑或者感动。直到之后技术升级后的《魁拔3》才好一点。
回顾早年编剧生涯：做枪手是必经之路
回顾自己认识宁浩之前的编剧生涯，岳小军表示，自己从中戏毕业后用家庭摄像机拍了个纪录片，又通过朋友介绍去一个公司写情景喜剧，“2000年40分钟一集给1500，我写了七八集，干了半年，同时也做做老编剧的写手，当时觉得能署名已经很好了，主要是跟人学习。还写过电视电影，一个4万左右。”
最穷的时候，岳小军甚至连坐公交车的一毛钱都没有，求了售票员取钱再送回来，“虽然穷，但那时候会写很多自己的东西，那是更珍贵纯粹的。”
张冀早年写过唱片文案，2005年时以4000元一集的价格写过情境喜剧。他认为，做枪手是必须的过程，“30岁不到你就想写人情世态、社会众生？必须得有人带着你！我没见过天才，做编剧的都是手艺人，作为手艺人当学徒是必经之路。”
不过，张冀也承认，做枪手会磨损热情，所以必须清楚一点，你在练手艺，基本技巧是可以练的。“不做流水线枪手之后，总会经历一段贫穷期，哪里有贫穷哪里就有爱情和理想，贫穷对写作者来说是财富。”
身为60后生人的王川在90年代初也从情景喜剧剧本开始，之前做记者，此后，他在情景喜剧、电视剧、电影剧本创作中都做过枪手，“当时我做枪手的竞争力是我有电脑，买一个电脑让我连续三个多月吃食堂。”当然，做编剧的经历也让他在做导演之后更开放，懂得去倾听所有编剧和创作人员的想法。
同为编剧的主持人史航一直只写古装戏和民国戏，只靠想象和阅读，无需生活体验，而且要做到一些特定的方向，让片方的选择度小一些，“这样的话，我遇到创作方向不一致的时候，可以撤，但不能让别人换掉我。”
【观众提问】
问：年轻编剧如何出来？外国编剧经验如麦基讲座有多大作用？
岳小军：非要出人头地没必要，有踏实和坚持即可，跟着团队是有工作机会。创作之后再去看国外编剧书籍会更易懂。
张冀：天分和勤奋达到之后就看命了，如果你是文学青年，一定要看麦基，会颠覆你写戏的观念，但那不是通用的，真正写戏需要抛开。
王川：写戏不要自恋，编剧导演成长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恋，非要和任何人战斗，坚持自己观点。多少年之后反思会发现当年的争执就是自恋，平常心最好。
问：面对审查如何写出好剧本？
王川：政策上的规定的确带来难度，动画片不能有脏字，不能让青少年模仿的暴力行为，只能让你的题材避开这些情况。毕竟未成年人的保护上，规定有它的道理。
张冀：《中国合伙人》《亲爱的》能拍已经证明审查在开放，符合大众的电影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岳小军：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审查制度，在中国生活要符合法律法规，很正常。作为编剧创作时也会试探，了解一定的界限，有一个推挡的过程。
史航：审查永远在，但屋顶下的空间我还远远没有飞满飞够，去搞土改不如先好好种地。做编剧你要对得起老板、抓得住关中国、对得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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