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与内地合拍电影,杜琪峰小心地选择了爱情片,于是《单身男女》一刀未剪获得通过。而他的多部警匪片在不同地区上映时,各有删减,结尾不同,形成了众多版本。杜琪峰明确表示,那是发行商的事,而他自己只认一个版本。他还发表对内地电影市场的看法,认为现在的内地电影市场就像股市,很多人只顾着赚钱,缺乏远见。
定位“男女”系列
2011年的《单身男女》是杜琪峰为内地量身定做的爱情片,也是杜琪峰在内地首部“一刀未剪”的电影。此前,他的《大块头有大智慧》、《黑社会》、《放逐》等在进入内地市场时都有删改。“我们也很清楚,不能将黑帮或者警匪放进《单身男女》,它就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讲一个苏州女孩到香港工作邂逅爱情的故事。”《单身男女》是杜琪峰“男女”系列中的第三部电影。这路电影与杜琪峰的警匪片完全不同,没有沉重的人生、命运思考和关照,完全是冲着商业票房去的,走的都是轻松温馨的路线。
杜琪峰的“男女”系列从1999年的《孤男寡女》开始。当时香港电影市场正陷入谷底,他和韦家辉创办的独立电影制作公司“银河映象”的日子也不大好过。
一次,杜琪峰在夜晚回家的车上,听到了香港一家电台里的广播剧《孤男寡女》,他当时觉得可以拍一组“男女”系列的电影。“我跟韦先生讲,我们应该走回大众的路线,搞些比较商业的电影,而且男、女两个字加在一起,风水很好(加在一起是十画,即十全十美),很吉利。”
没想到这个讲述老套“白马王子”营业经理刘德华和“灰姑娘”女文员郑秀文恋爱的故事,披上了香港中环写字楼里的白领外衣,市场非常好,甚至击败了《碟中谍2》,以三千五百多万港元的成绩成为2000年香港电影票房冠军,被视作香港电影的“救市”电影。
接下来是2001年的《瘦身男女》,仍然用了刘德华和郑秀文,只不过他们的体积增大了3倍,变成了一对遭遇爱情失败的胖子,在减肥的过程里陷入爱情。《瘦身男女》票房突破4400万港元,仅次于周星驰的《少林足球》。
在《单身男女》里,杜琪峰再次套用了《孤男寡女》的故事结构,只不过“白马王子”变成了两个。“和我年轻的时候不同,香港早已不是工厂妹、车房仔、庙街皇后、慈云山烂仔的搏杀时代,白领族已成主流阶层,办公室是他们生活很重要的部分,也是人生的战场与情场,拍他们熟悉的场景,很容易让年轻人产生共鸣。”
杜琪峰对记者说。“内地不断城市化,杭州、武汉、重庆、苏州这类原本二三线的城市也已经走向成熟,很像香港、新加坡这些大城市,大家的生活开始慢慢接近,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和以前的电影不同,杜琪峰把外景地搬到了苏州,电影中,高圆圆扮演的程芷恩生长在这里。总高度达282米的“环球188”是苏州在建的“第一高楼”,在电影里变成了男主角的建筑设计作品,它是电影里很重要的外景地,也是程芷恩爱情的终结地,她终于在两个男人之间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现在的社会大家太容易就分手,以前我父母的年代不是这样的,现在的年轻人面临太多选择,慢慢地,爱情就不是太珍贵了。当然,我在电影里讲的是很珍贵的爱情,但我觉得,人很难有永远的爱情。”杜琪峰说。
“内地市场很好,但太困难了。没有远见”
记者:从《单身男女》开始进到内地开始合拍,到现在,您觉得内地市场这几年怎么样?
杜琪峰:很好。但是太困难了。
记者:您是指沟通方面,还有审查制度?
杜琪峰:其实有些也不困难,只是很复杂,会浪费时间。整个中国电影从初期走进商业时代,但是控制它的东西太多,困难重重。在创作时被束缚,在发行时要挣扎,很多时候结果和想象不一样。更离谱的是,烂片都可以收钱,而且收很多钱。认真工作的人真的伤心死了。这个生态是完全错误的。
记者:您想过原因吗?
杜琪峰:因为主导性的东西太多,根本利益太集中在某些人身上。很多人都是看钱,不是看发展和未来,为了经济效益不顾一切,没有远见。观众不一定都懂得看电影,但是我相信观众不想看烂电影。中国现在根本是不懂电影的人在搞电影。他们只了解官场制度,但不了解电影。现在整个生态环境是乱搞。
记者:没有远见,也没有耐心。
杜琪峰:要投资人放弃10年,10年也不晓得行不行呢。中国电影与西方比,从艺术和创意方面,差距很大。现在就像在做股票那样,看它的速度,都是为了拿钱。有时候,我感觉整个发展在走错路。看20年、看30年中国电影的发展,我看不到希望。邵逸夫从1950年代末做邵氏的时候,他说要放25年去看邵氏。二战后中国会怎样英国会怎样,谁知道啊。但他告诉我说,要坚持25年。
记者:他很了不起。
杜琪峰:真的,他亲口跟我讲的。因为我常常跟他去不同的地方做影展。亚洲影展他是创办人之一。我在邵氏时,是我陪他去的。在飞机上我就坐他旁边,他就一直讲他怎么做影城,怎么改变电视台,怎么看电影后来的变化。说完这些,很多人会很讨厌我,会说现在很多公司做电影做得很好,你杜琪峰了解什么电影!关你屁事啊!但我一定要讲出这句话。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都搞错了,做电影的人为了什么?为了股票,炒。
记者:香港有过这个阶段吗?
杜琪峰:香港后来的转变是因为有几个因素在的,一个是因为要赚钱,演员要最多钱。结果呢,演员赚钱,老板亏本,工业死掉。当时黑帮都来了,黑帮都赚钱怎么会有电影不赚钱呢。它跟黄赌毒一样赚钱。
记者:感觉现在中国也差不多了?
杜琪峰:也差不多了,就像一个赌场,不是一个工业。说真的,一百个投资的人有多少个赚钱?最后没有十个。钱不是他们赚的,都不晓得去了哪里。但是反正无所谓,他的钱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你还对抗好莱坞,你没能力。你够胆开放市场的话就死定了。刚开始日本也是不允许欧美电影进来,后来一进来,本土电影就死掉了。韩国也是。香港一直都是什么国家的电影都能来,所以是香港电影弄死自己。
我讲的可能是很偏激。不管怎么样,中国电影市场还在发展中。只要是好的电影,一定要关注,只要不让老板亏本,电影一定能生存。你有没有见过有些投资人,他真的是赔钱也拍,没有任何要求,他真的是想拍一部好电影。对这样的投资人,我们要尊重。未来他投资成功的话,他会慢慢做大。而那种投机的人,只为了钱,不管电影怎么拍好,最后就把工业搞死了。
十部商业片换一部好电影都行
记者:与内地合拍电影,在类型上如何考虑?
杜琪峰:目前拍爱情故事是最简单的。我们现在去香格里拉拍《高海拔之恋》,也是合拍的爱情片,我们用两个在香港念电影系的学生过来拍。我们在内地有很多计划,都在慢慢地进行。
警匪片不能一步到位。我从电影局那边了解到,警匪片其实是可以的,他们也希望多点影片类型,所以也鼓励去做,但是在拍摄过程中要小心一些,尤其要避免暴力。
记者:以前合拍片可以有许多不同版本,比如《黑社会》,有香港版和韩国版、内地版,一个片子会出现三个结尾。你自己认可哪个版本?
杜琪峰:我实际上只有一个版本,就是我的导演版。那么多版本在不同地区发行就发行吧,我不去管,我没有办法去阻挡人家赚钱,但我认可的只有一个版本。
记者:你会不会在意大家说你也“北上”了?
杜琪峰:我一直喜欢香港,那里比较自由,这是很珍贵的。内地电影票房每年都在激增,市场正在走向成熟,这一点我们也很看重。
从商业角度看,老板们是要想办法把投资收回来。我可以做几部这样的东西,也可以回香港去做我喜欢的电影,这都是时代演变的结果。我们不能改变时代,但要想办法去适应。我终究是希望拍一部好电影的,一生拍不了多少好电影,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拍一部好的电影,所以就没所谓了,三部换一部吧。
记者:可能十部换一部都行?
杜琪峰:对,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电影。香港是我出生的地方,在文化上,在表达上,比现在在讲国语的人容易进入主题。就好像我现在做的“新浪潮”电影计划,就是要锻炼香港下一代人,给他们机会。当然,我这样做不会回避利益,我要的其实是有观众,也有自己的风格,两个都要。
让编剧、副导演互换角色
记者:怎么看待香港电影的内地化?你认同“为内地市场丧失香港特色”的说法吗?
杜琪峰:当然有变化,但将来“香港”和“内地”这些名词会慢慢改变。
这几年香港还是有一些很本土的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岁月神偷》、《打擂台》、《志明与春娇》都是香港本土电影,可能没有内地电影那么多预算,制作不是很大。但我相信不是没有机会。我们看年轻一代怎么去打拼吧,未来靠他们。
记者:“新浪潮”计划有志于培养香港年轻电影人,你怎么形容这些人的状态?
杜琪峰:我在香港生活了差不多四五十年了,香港给了我很多东西,我可以给香港什么?于是,2003年,我就决定去参选艺术发展局委员,这个工作是三年一届,今年我已经做了三届委员,我想让年轻人有一个平台,让他们有出路。本来只有大学生才可以参加,后来就改成全面公开,只要低于35岁就可以参加这个计划,
每一个获选的年轻人都可以拿到10万元港币去拍电影,钱不多,但是起码是个机会。他们当中每年都有几个得奖的,柏林、釜山电影节都有,他们去领奖也会得到政府资助。我跟韦家辉都带人,都是年纪轻的,也都是从“新浪潮”出来的。韦家辉带的是编剧,我带的是副导演,将来打算互换。一个好导演,不懂剧本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互换。
去好莱坞拍片,可能总会去一次
记者:以前你和发哥有一个好莱坞电影的计划,好像搁置了?
杜琪峰:那时候演员都没问题了,周润发是我选的。本来这个电影找我的时候全是老外演的,要在巴黎和伦敦拍,但我就不去了。他们说,你想怎样?我就说,要拍香港和澳门。我的本土概念很重。1997年有人找我去好莱坞拍电影我都不去。因为我在香港有很多东西还没拍完,欠人家的东西没还。我对电影兴趣最浓是在香港1997年以后。要去美国的话一定要呆很久,学人家的东西和文化,才知道人家怎么想。当时我想,假如去了几年再回来会怎么样?所以后来我就不做了。到了2007年,之前说要到巴黎和伦敦拍那部戏,对方说可以改成香港和澳门。可是改了之后我再看剧本,觉得还是要改,一直改改改,我喜欢的他们又不喜欢,他们喜欢的我不喜欢。后来那个监制带一队人就过来了,但我不拍。他们就说,杜琪峰根本不懂拍电影。
记者:好莱坞工业体系里很难拍作者电影的,国内和香港很多导演过去也拍得不是很好。
杜琪峰:他们有很多问题,所以已经有人去做过实验品了我就不要再来做了。为什么我要拍一部美国电影呢,是希望自己有一个不同的境界。现在华人导演在好莱坞真正成功的就只有李安。他很懂,很有耐性。不论拍什么电影,他都有信心。他也有过很痛苦的过程,我们不一样,我们一开始就是走商业路线。他坚持得很好。
记者:那您现在不会考虑去好莱坞的问题?
杜琪峰:可能总有一次,试试看,但对我来讲不是那么重要。假如我去做其他电影能做得好,当然好了,但没有那么容易。像我现在去了解内地观众都困难重重,看有些电影他们在笑,我都不懂他们笑什么。我对香港电影还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不是因为它会成功或者怎样,是因为这是我了解的地方,这里才是我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