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然“第六代” 解读中国电影导演发展史

第一代导演——中国电影的拓荒者

第一代导演活动的时间大体上是在世纪初到20年代末。这段时间涌现的导演总计约一百人左右，其中以张石川、郑正秋、但杜宇、杨小仲、邵 醉翁为代表，活动的时间大体是在本 世纪初到二十年代。“第一代导演”是中国电影的先驱，在拍摄条件非常简陋、艰苦，又缺乏经验的条件下，创作了中国第一批故事片。这些影片中的一部分是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一些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但是，从艺术技巧而言，“第一代导演”还不了解什么是电影，他们往往用传统的戏剧观念来处理电影，拍摄时沿用戏剧舞台的一套办法，摄影机基本固定。“第一代导演”中成就最大的是张石川（1889—1953）、郑正秋（1888—1935）。 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 第一部长故事片《黑籍冤魂》、第一 部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第一 部武侠片《火烧红莲寺》，以及早期最有影响的《孤儿救祖记》等都出自他们两人之手。但两人相比，郑正秋比张石川更有艺术主见与追求，张石川的制片方针是“处处惟兴趣是尚”， 郑正秋则提出影片不仅要迎合观众， 而且要引导观众的欣赏趣味。他的影片故事性强，结构严谨，戏剧冲突较强。特别是后期的《姐妹花》十分注重故事的雅俗共赏，表演的朴素细腻，导演手法的自然流畅，使得该片在上海新光影院上映创下连映60天的记录。

第二代导演——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创造者

“第二代导演”主要活动时间是在三、四十年代，部分导演一直到五、六十年，甚至八十年代，仍工作在电影岗位上，这一代导演主要有程步高、沈西苓、蔡楚生、史东山、费 穆、孙瑜、袁牧之、应云卫、陈鲤 庭、郑君里、吴永刚、沈浮、汤晓 丹、张骏祥、桑弧等。“第二代导演”最大的成就是，由他们开始，中国电影就思想内容而言，开始真正从单纯的娱乐——“玩耍”中解放出来，开始比较深入地反映社会生活，从娱乐中发挥社会功能。在艺术上，这代导演最大的特点是写实主义，同时，他们注意把“写实”和电影化结合起来，开始逐渐掌握电影艺术的基本规律。尽管这代导演的“戏剧意识”还比较强 烈，但他们已从对戏剧的摹仿从形式转向内涵，即逐渐摆脱舞台的局限， 充分发挥电影艺术之所长，只是在故 事情节上强烈地追求戏剧悬念、戏剧冲突、戏剧程式。可以这样说，中国电影从这一代导演开始，才显出自己独立的价值。

“第二代导演”中成就最大的是蔡楚生、郑君里、费穆、吴永刚、桑 弧、汤晓丹。

这个时期，中国的电影表演艺术也属于由萌芽到起步阶段。

第三代导演——春华秋实两辉煌

建国后走上影坛的导演艺术家， 人称中国电影导演的“第三代”。这一代导演主要有成荫、谢铁骊、水华、 崔嵬、凌子风、谢晋、王炎、郭维、 李俊、于彦夫、鲁韧、王苹、林农等，他们在遵循现实主义原则表现生活的本质，深入展现矛盾冲突，以及在民族风格、地方特色、艺术意蕴等方面，都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第四代导演——在夹缝中探索奋斗

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创作的主力军是“第四代导演”。“第四代导演”的主体是六十年代电影学院的毕业生， 还包括在同一时期自学成材的人。他 们虽然学艺于六十年代，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其艺术才华到1977年以后才发挥出来。几近不惑之年的“第四代导演”，一旦冲出起跑线，便显示出稳健的创作实力和持久的艺术后劲。他们以开放的视野，吸收新鲜的艺术经验，不懈地探索艺术的特性，承上启下，力图用新观念来改造和发展中国电影。他们提出中国电影要“丢掉戏剧的拐杖”，打破戏剧式结构；提倡纪实性，追求质朴、自然的风格和开放式的结构；注重主题与人物的意义性和从生活中，从凡人小事中去开掘社会和人生的哲理。“第四代导演”有理论，有实践，是这一时期获得重大成就的一支导演力量。

在“第四代导演”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吴贻弓、吴天明、张暖忻、黄健中、滕文骥。

除上述导演外，郑洞天、谢飞、 胡柄榴、丁荫楠、李前宽、陆小雅、 于本正、颜学恕、黄蜀芹、杨延晋、 王好为、王君正、张子恩、宋崇、丛连文等都以不同风格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第五代导演”是指八十年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导演。这批导演在少年时代卷入了中国社会大动荡 的漩涡中，有的下过乡，有的当过兵，经受了10年浩劫的磨难。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接受专业训练，带着创新的激情走上影坛。他们对新的思想、新的艺术手法，特别敏锐，力图在每一部影片中寻找新的角度。他们强烈渴望通过影片探索民族文化的 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在选材、叙 事、刻划人物、镜头运用、画面处理等方面，都力求标新立异。“第五代导 演”的作品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特别强烈。当他们一旦作为一个群体的力量出现时，尽管人数不多，却给中 国影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波。

第五代导演”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凯歌、张艺谋、吴子牛、田壮壮、 黄建新。

在“第五代导演”这一群体中，还涌现了其他一些优秀人才，如张军钊、李少红、胡玫、周晓文、宁瀛、 刘苗苗等在这一时期也拍出了各具特色的作品。

关于“第六代”最原始的界定，其实仅仅是指北京电影学院85班——王小帅、娄烨、路学长、胡雪杨、张 元、刘冰鉴、唐大年(包括87班的管 虎、李欣)这个群体，随后这个群体又 汇入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张扬、施润玖 和金琛等人，甚至当后来电影学院93级的贾樟柯崛起，我们都能够非常明确地称之为“第六代”。但时至今日，“第六代”这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早已无法涵盖“第五代”之后国内的电影创作群体，这个群体正在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难以统一界定。

中国电影进入1990年代以后，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性质重新回到对其存在的主要诉求上，这种诉求使得“第六代”或者“新生代”电影人中 的个人言说和对电影语言的关心被放置在一个边缘化的地带，他们的生存比他们的前辈中国电影人更为艰难。

新生代电影的出现促使真正讨论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状况”， 以及将1950年代以后世界艺术电影创 作领域全面的“现代化语言”和中国 的“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在1985年第五代电影人黄建新在其《黑炮事 件》中明显呈现现代电影语汇的影响 （主要是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语言的主观色彩使用的表层技法），被转化到一个并非现代性的人的窘况讨论中， 这种对现代电影语言诞生的深层背景的隔膜使得中国电影语言的引进和消化工作，被拖延到1995年的《巫山云雨》（章明）和《民警故事》（宁瀛）这种真正成为具有标志的作品中去。

新生代导演中关于个人成长的讨论重心，给中国电影的创作获得了一 次将电影创作和个人生命体的表达高度结合的契机，但是由于主流文化倾向和个人表达的呈现水平等多种原因，使得这些作品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但是其中一些作品依然值得关注。例如，《冬春的日子》（王小帅）、《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长大成人》（陆学长）、 《小武》（贾樟柯）。而更多的新导演的涌现，已经依赖于其自身对文化消费时尚的敏锐程度了。

从诞生之初，第六代就面临着第 五代不曾遭受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和严峻的市场。因此，第六代一出生遭遇的就是一次空前的经济与文化合围，为了保证创作并坚持自我，他们被迫转入“地下”，然而他们被动进入的却并非一个绝对自由的创作空间， 相反，那几乎是一个漫长的、恶性循环的陷阱。此外，第六代的诞生，还是华语电影传统和西方电影传统双重影响的产物，第五代给第六代造成的 精神压力，也进一步激发了第六代自身的内在焦虑，这迫使他们主动地向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电影中汲取营养。

第六代致命的缺陷是创作脱离市 场。在漫长的、另辟蹊径的地下生涯 中，他们也走了太多弯路，这导致他们普遍缺乏对市场的基本判断。去年，娄烨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但[紫蝴蝶]却恰恰暴露了第六代在面对市场时可能暴露的全部缺陷。第六代内在的缺陷是“伪个性”，也就是创作思想在所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 义”的表象徘徊，对当下的关注也仅仅停留在边缘。严格意义上讲，第六代的历史观是缺席的，甚至虚构性也是缺席的，第六代大都习惯于主题先行 (甚至是形式感先行)，而缺少真正丰满的故事。

现在，有一种广泛的误解是，一 个导演从“地下”走到“地上”，就一定立刻会像金子见到太阳一样闪闪发 光。但事实上，一个导演在地下无法 解决的问题，并不能因为他浮出水面就迎刃而解。

另一种广泛的误解是，2004年将是第六代全面突围的一年，那些在“地 下”受到广泛认同的导演，一旦返回“地上”就一定会迅速征服市场。比 如贾樟柯。他的电影创作确实起点很高，但他的电影并不具有商业性， 《小武》或《站台》这样的电影必然 难以获得票房。因此，不要因为媒体 的炒作，而强迫一个导演进行违背自己的电影创作初衷的市场化努力。第六代刚刚浮出水面，这个时候他们恰恰更需要宽松的舆论环境，合理的市 场定位和发行方充满智慧与远见的鼎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