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前的五分钟》导演行定勋：片中有对小津的致敬

这次，日本纯爱大师行定勋不拍“纯爱”了，改拍“迷爱”。

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年纪大了，就开始怀疑爱情了，越来越想不明白”。这部中日合作的新片《深夜前的五分钟》，就是自己这些年对爱所理解的过程。

故事并不复杂，也不算有新意。双生姐妹花情迷两个类型完全不同的男人，一场意外夺走了两姐妹其中一人，回来的那个身份成谜。行定勋用这部电影向观众抛出“爱到底是什么”的疑问，却没有解答，只待观众自己摸索。

2004年，行定勋执导的《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不仅在日本创造了85亿日元的票房奇迹（至今依然是日本影史最卖座的本土爱情片），更推波助澜让纯爱系电影自成一派。

从早期的《鬼汤》到后来的《情书》、《燕尾蝶》，跟了岩井俊二7年的行定勋，在风格上颇受这位“师傅”的影响，但最终还是走出另一条路。和岩井俊二相比，他的题材和风格更为多变，后来相继拍出了另类青春片《GO!大暴走》，大正悲恋《春之雪》，史诗巨制《北之零年》，和描写都市病态的《检阅式》。

看似全能的行定勋，也有自己的执着：慢到无聊的节奏和怀旧。

他的电影中充满了对生活细节的描写，尽是些“无用”的闲笔。这次的《五分钟》，行定勋也透露受到最大影响的其实是小津安二郎的电影。行定勋重复记录着主人公阿良像钟表一样的日常生活，继续探究无聊生活中偶尔出现的“动人一刻”，也挑战着观众的耐心底线。

钟表、唱片、书信、露天电影等怀旧物件组成的意象也模糊了时间。导演是怀旧的人，说自己“想要传达一些重要的想法的话就不会发邮件，还是会写信。”在片场还用有点“落伍”的滤镜方式来拍电影，也让中国的工作人员惊呼：日本导演还在用这个？

电影中，阿良为纪念死去的爱人，将表刻意调慢了5分钟，这5分钟是他的不安与惆怅。事实上，行定勋也早把自己的时间调慢，总把电影设定在过去，也不愿制作“迎合现代社会的快餐电影”。刻意与这个世代保持一段距离，这《五分钟》既是阿良的，也是行定勋自己的五分钟。

辗转：日本—台北—上海

“爱情这个话题在哪里都能产生共鸣”

刘诗诗饰演的若蓝在上海邂逅三浦春马饰演的日本青年阿良

《深夜前的五分钟》改编自本多孝好的同名小说中的一部分。早在七年前，行定勋就开始在酝酿这部电影。由于在日本一直找不到投资，他开始考虑在海外拍摄。一直是台湾电影控的行定勋，也曾考虑过台北。可惜”由于某些原因”，没拍成。辗转过后，这部电影最后来到了中国上海。

M：据说这部电影（《深夜前的五分钟》）在最初筹集资金时遇到了困难，为何在日本很难找投资呢？

Y：现在的日本爱情片电影是非常通俗易懂的。主要的观影对象是青少年，也就是以初中生、高中生为主流人群的电影。所以，以成年人角度的爱情为主题的电影制作越来越难，而以青少年角度的青春爱情电影制作变得更为容易。《深夜前的五分钟》是这种成年人爱情类型的电影，所以集资出现了困难。

M：为什么选择上海作为拍摄地呢？

Y：因为日本很难完成集资，所以就考虑在国外进行拍摄。希望在亚洲的某个国家，地点如果有人能够愿意合作的话就和这些人一起制作。所以参加了釜山国际电影节的项目企划活动（APM），听取到了很多国外的，亚洲的同事们的意见也见到了很多人，在当中有一个上海的制作人，他提出了希望一同进行拍摄，我想这算是起因吧。所以就决定在上海进行拍摄了。

M：把改编自日本原著小说的故事搬到上海去拍，会不会很难呢？

Y：其实并不是很困难。这个电影是讲爱情的，讲爱人与被爱的故事。不管是在上海，北京还是香港，无论在哪里爱情这个话题都可以让人产生共鸣，所以将日本的剧本和设定照搬到上海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第一次中国拍片的经历

“我们被警察警告过好几次”

《深夜前的五分钟》上海片场照，导演的骨折还未痊愈

第一次来中国拍戏，行定勋要面对各种意想不到的挑战。既要对付片场的不速之客——“警察“，又要平衡中日两边不同的工作方式。导演在片场骨折过一次，在毛里求斯肠胃炎进过医院一次，终于拍完了这部电影。

M：这个电影中的所有台词都是中文的，作为日本的导演怎么去克服语言上的障碍？

Y：不可思议的是我虽然完全不懂中文，但戏演到重点时还是能慢慢明白现在在演的什么说的什么。原本我也很喜欢中国的电影，喜欢中国电影中念台词时声音的抑扬顿挫，听起来真的十分优美，日语就没有这种有节奏感的发音，这种有如音乐般的中文发音真的很美，让人很憧憬，能有机会将它用在自己的电影里我感到非常开心。

M：中国和日本的演员以及工作人员，在电影拍摄过程中的工作风格有很大的区别么？

Y：确实是有一些不同。日本的工作人员，全员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从一开始就会根据自己的职责进行行动。中国的工作人员是在现场有人指挥以后才会开始进行工作，节奏不一样。也就是说中国是以明确的指挥进行调度，日本是各自进行工作。做法完全不同，所以在一开始有些混乱，拍摄没法开始（笑），开始不了。最初的确有些生气，但是渐渐明白了只是做法不同，和拍摄是两码事。但是有一点可以说，日本的工作人员大部分工作时都很认真，有时候甚至会过于辛苦，一直小心谨慎的工作，而中国人一开始拍摄就很开心（笑），不管拍什么都很开心的进行。看到了开开心心进行拍摄电影工作的人，导演也会感到十分高兴，这一点觉得有必要学习一下。（记者：导演更喜欢那种呢？）如果可以把两种方式结合到一起的话就完美了。（笑）

M：拍摄的现场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么？

Y：让我想想啊，其实张孝全高尔夫打的很烂（笑），不太擅长。该怎么形容这种微妙的感觉呢……他（张孝全）的身材真的是非常好，让人觉得他特别擅长体育，但是高尔夫打的真是很差，拍摄时虽然他练的很努力，但是还是打的很不好（笑），这点真的是很有趣呢。

M：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拍戏，这期间有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吗？

Y：有好几次被警察警告，所以我注意到了，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拍摄（电影）还是有些难的，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乡村拍摄的电影或者古装剧、科幻剧比较多。以前不知道现在明白了，原来在上海这个繁华的都市做一些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比较喜欢过去

"iPhone手机是爱情故事的最大敌人"

《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中，爱情用录音来传达

行定勋是一个怀旧的导演，随便看几部他的电影大概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五分钟》里也满是怀旧物件，还将三浦春马饰演的男主角阿良设定成一个连手机都刻意扔到一边的安静的钟表匠。

M：为了拍摄露天电影那场戏，听说你看了50部以上的中国老电影，里面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么？

Y：在上海进行拍摄地点选定时，看到了露天电影，当时我就震惊了，首先在日本是不会有这种事情的。看到上海还有在使用这种旧的设备进行播放的地方，我感到很感动，很高兴。当时露天在播放的是五六年前的动作片，这一点让我觉得有点可惜了，如果放更老一点的电影会更加浪漫一些，放那些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的老电影之类。那时候我的心中就有了一种想要向现在年轻的观众们传达点什么的想法，所以就找了很多50,60年代上海制片厂拍摄的老电影来看，发现很多部相当不错。《小城之春》、《阿诗玛》这两部电影我全片都看了，真是非常棒。看到中国的老电影是这样充满感情，有内涵有品位，就希望把这两部电影在露天放映，最后终于这么做了。

M：《深夜前的五分钟》中出现了很多手表、唱片还有书信之类的怀旧物件，还有很多中国的老歌和老电影，为什么你的作品好像总是很怀旧？

Y：即使是在现代，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想要传达一些重要的想法的话就不会发邮件，还是会写信。要传达自己的想法时，写信就能让人有一种“是那个人写的”这样的温暖之感，从字迹里就能感受到感情。电影也是这样的。简单的说，如果创作迎合现代社会的快餐电影，或者制作一些反应现在的人们真实生活的故事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什么改变了。我认为电影就是要在特定的时间、在电影院这么一个特定的场所向观众传达些什么。所以说现在的爱情故事最大的敌人就是手机。有iPhone的话什么事都可以通过电话来传达，而放在以前就不是这样的。看过80年代的电影就知道，在没有手机的年代，人和人的相遇、见面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就产生了爱情故事的障碍。正是由于现在是一个什么事都能不用见面就解决的时代，所以反而想尽量不使用这种方式了。在这次的电影里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其中一个人是日本人，身为日本人的他没有手机，舍弃了一切从日本来到上海生活。他是一个把那些便利的东西放在一边，希望安静生活的人，所以不把那些现代的东西放入电影中也能让人理解了。

M：所以你自己也是更加喜欢过去的时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