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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睿珺的《家在水草风貌的地方》是今年唯一一部入围东京国际电影节的华语片
作为2014年唯一一部入围东京国际电影节的华语电影，李睿珺导演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因其环保的主题和对“裕固族”这一特殊的少数民族群体的表现受到了东京观众和多国媒体的关注。本片讲述了两个裕固族男孩在失去爷爷之后骑骆驼横渡沙漠寻找家园的旅程，延续了导演李睿珺诗化电影的风格，节奏舒缓，同时又设置了很多抽象的符号。结尾在震撼之余，给人留以猜想的空间。从几次上映之后互动环节里，也可以看到观众对本片制作过程和抽象符号的所展现出的极大热情。
“被破坏的环境与消失的文化，是我拍摄的主要动力”
记者：首先恭喜您成功入围本届东京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在东京的放映效果很不错。
李睿珺：谢谢
记者：本作为什么选择裕固族这样一个题材。
李睿珺：裕固族古代曾经是一个强盛的民族（通称：黄头回鹘），有过自己的国家，但是现在只剩下了1万4千人。主要住在我出生的村子的隔壁（甘肃张掖地区），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民族。这么一个曾经强盛的马背民族，帮助唐王朝平定过安史之乱，但是现在文字已经消失，并且90%的人不会讲自己本民族的语言，而且居然裕固族的小孩需要我去教他们说自己的语言。这是让我很有感触，也是我选择他们拍摄的主要动力。
记者：片中展现的裕固族所使用的语言是什么？
李睿珺：是古代突厥语。和现在的土耳其语，维吾尔语都有相近的地方，却又不太一样。
记者：为什么片名定为《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李睿珺：那是他们过去生活的地方。从汉朝开始这片土地是皇家养马的地方，但是现在竟然没有水了。他们在寻找一个理想的，传说中的家园吧。但是这个名字恰恰是和现实相反的。
解读《水草》中蕴含的象征符号
记者：本片里可以看到大量的象征性符号。比如“河水是母亲，草原是父亲”这样的说法，片中出现的爷爷，父亲，孩子这样符号是否能够具体的解释一下？
李睿珺：爷爷就是代表过去与传统，他一直在坚守很多东西，而且他认为他儿子也在坚守。片中爷爷问父亲“新去的草原”那段是古突厥语的对话，观众可能看起来会有点累，但是从父亲的闪烁其词的细节动作和爷爷的动作都能看出来，实际上铺垫了儿子在说谎，也就是说背叛。片中还有一个铺垫是父亲离开的时候给两个孩子礼物，是有金子的挂坠，不过我们故意在拍摄的时候并未故意突出这个细节。包括父亲的穿着细节。包括喇嘛也以为说父亲是值得尊重的人，但是实际上最后看来是一个逆转。所以说父亲这个形象所代表的，就是30岁40岁左右的青壮年人，社会上最普遍的这个群体。所有的一切就是“礼崩乐坏”，为了生存抛弃了一切。而孩子代表的社会的未来，传承给孩子的东西本该由爷爷和父亲来交代，然而爷爷去世了，这个时候父亲母亲还是缺席的，这样很多东西就没法传承，所以这个孩子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无法去想象。
结尾原来是孩子在淘金场看到父亲，镜头从震惊的孩子到父亲，再转回孩子那长久地注视着的面孔。然后孩子身后的山上有一个特别巨大的石佛像，突然佛像在淘金炸山的声响中崩坏了，于是所有人都放下手中的活去看那崩坏的佛像。但是这个实现起来比较难，特效实现起来特别费劲，而且也觉得涉及宗教委员会方面的话审查可能会非常麻烦。所以本来在这里想结尾了，又觉得好像有点不够。于是我们就商量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结尾处不能让那一口气堵在那。后来我就想到，片子里一直是两个孩子像孤儿一样在行走，但是其实最后他们找到的父亲也已经是一个“孤儿”了，不管是说因为父亲的父亲去世了，隐含的他的妻子可能也已经去世了，同时还包括文化层面的这种失去传承，所以说他也就成了一个没有家的状态。虽然父亲看起来很坚定的走在草原上，但其实他也是盲目没有目的的。两个孤儿由一个大孤儿带领着，向着未知的未来前行。
记者：两个孩子刚上路的时候曾经在沙漠中看到类似西游记的四个人的幻影，该怎么解读这里？
李睿珺：本片故事发生的这个地方确实就是古代的丝绸之路。也就是真正的唐僧取经的路，在这里留下了很多的佛经和记忆。两个孩子在这里看到的四个人，特别是那匹白马，和爷爷的白马是有呼应的。包括哥哥后来在洞窟里看到的白马驮经的壁画，白马这里是一个隐藏的线索。爷爷骑的白马在爷爷去世之后被放生，然后是古代白马的幻觉，之后是两个孩子吵架时白马的幻象出来安慰弟弟并安静地离开，直到最后回到洞窟里的壁画。相当于白马最后回到了画了。
白马更多地可以看作是爷爷灵魂的一部分，也是过往传统的灵魂的一部分。当地人信仰藏传佛教，人的肉体死去之后灵魂也没办法被带走，释放他之后就回归了整个历史的一部分。
记者：片尾孩子看到严酷的现实的时候表情很沉静似乎看不到波澜。
李睿珺：我觉得面对生活的时候，大哭大闹是没有用的。孩子也是必须学会接受这样的现实。生活确实很残酷，但是没有办法。就好像影片中消失的所有的一切一样，都是无法逆转的。
记者：片中两个孩子捡气球这个设置很有意思，用意是什么。
李睿珺：这个本身也是那个地区经常出现的真实情况。也可以说是象征着一种希望吧。
李睿珺执着于乡土和儿童的理由
记者：在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对儿童和乡土有着特别的关注和非常深厚的情怀。
李睿珺：现在有很多的导演都在拍城市。我自己本身就出生在农村，而且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更多的农民，更多的土地上生活的还是农民。在这样广阔的土地上生活的人口众多的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在主流媒体和影视作品上应该说还是不太容易看到的。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我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样一群人的真实生活状况。我知道可能很多的观众并没有去过甘肃，但是我希望通过我的片子达到一种沟通的效果，让这样的观众知道甘肃地区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们的生活方式习惯和传统，所以我才一直坚持在做这些东西。
再有，现在我国的情况就是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农村里就生下了老人和孩子。老人和孩子是生命的起点和终点，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如果说老人和孩子是扁担的两头，那么青壮年就是中间，但是中间这一大部分现在恰恰都离开了农村。中国一亿老人，其中70%-80%都在农村，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因为缺乏照顾而面临严峻环境。但是比起老人来说，作为未来希望的儿童则更需要引起关注。或许我有些杞人忧天，我认为留守儿童他们对亲情的理解有问题，成长的过程有问题，这些放任不管都会成为未来国家的问题。非要等农村的这些孩子将来长大了成为社会的主流人群的时候再去解决童年时代留下的问题，那将会非常的棘手。
我曾经在北京偶然见到一个外地口音的母亲质问她的孩子，带孩子玩了几天但是孩子拒绝叫她妈妈。在他们看来父母不会照看他们，也不会关心爷爷奶奶，久而久之他们会觉得这是正常的。但这并不是孩子的错，这是社会的问题，必须得到关注。
记者：您是否有计划拍摄下一部片子？是否还会是这样的主题？
李睿珺：现在正在考虑下一部作品。下一部片子我比较想拍摄一部最早一批农民工子女他们长大之后的故事。也就是80年代末到大城市的首批农民工的子女，按岁数说应该是90后吧，这样一群生长在大城市却没有大城市的户口的人们。不过还没有确定，只是一个很初步的意向。
“在国际电影节上拿奖对于艺术片票房没什么帮助。”
记者：您一直在坚持做这样题材的电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艺片，那么制作的资金如何解决。
李睿珺：以我们现在市场的情况来看，确实这类电影资金上还是非常困难的，院线不买账，投资方看不到利益所以不投资，恶性循环。中国的电影市场最近确实比较景气，甚至我觉得有可能是我有生之年能看到的最火热的一段日子，甚至可以说火热得有一点泡沫的日子。给很多有志于市场电影的人以很好的机会，很多人也开始回归电影院，国家也有很多政策鼓励电影市场。我从来都不排斥为了观众需求拍摄的导演，做导演有很多种。有人觉得应该拿来挣钱，有人觉得希望靠电影来表达，只要电影作者自己想清楚自己的目标就可以了。市场需要各种各样的电影，那么商业的很多人在做了，我就去做艺术片呗。有投资自然是好，没有投资，没钱也是有没钱的做法。像我过去也有在很艰难的环境下拍摄的时候，人少设备不够高端也都不算问题。以我个人来讲，我就是坚持做我想做的片子，能坚持多久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将来某一天或许有观众想看这样的片子的时候至少还能找到，我在争取不让这类片子像稀有物种一样灭亡。
记者：您之前的作品《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在国际上斩获奖项，评价也很高。这对您现在的拍摄有什么帮助么。片子的发行情况如何？
李睿珺：其实没什么帮助。在我的电影《老驴头》结束之后我就开始想做《水草》这个片子，在这个剧本写完找钱的时候，在书店休息室看到苏童的小说。看完觉得很喜欢，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见到了苏童老师本人，他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来拍他的作品。我为《水草》找钱的过程并不顺利，因为这个片子涉及很多花钱的地方，两个小时一直在行进。
记者：相当于没有车没有公路的“原生态公路片”。
李睿珺：没错。制作人员班底会比较庞大。我也不想用不足够的钱把《水草》凑合拍出来，但是正好一想《白鹤》这个片子场景比较集中，相对省钱，那么就决定先拍《白鹤》。同时我又觉得《白鹤》和《老驴头》有很大的缘分，一个是描写老人的物质生活，一个是描写精神生活，有呼应。所以本来并没有设想过《白鹤》能够为我带来什么。不过《白鹤》在威尼斯上亮相之后，确实有很多人开始关注，并且反过来去找《老驴头》来看。但是客观来说我们没有钱做宣发，宣发的基础费用够我拍十个电影了，而且有那个钱我也就去做别的了。《美姐》就是，王小帅导演的《我11》也有类似情况，院线拍片到早晨9-10点然后很快就下，票房根本不足以填平宣发费。
我去拿龙标的时候是447号，还只是上半年。算下来一年中国产生800多部，其实绝大多数都没机会和观众见面，盈利的就更少。在这种情况之下，威尼斯能给我带来什么便利？不太可能。最后我们就是去做了后窗放映，和院线经理苦口婆心的拉锯。有些院线经理，比如南京的卢米埃尔的老板，发现《白鹤》的上座率也不差。东直门的moma也是排了很久。我们也理解院线的苦衷，也希望国家能有更多的补贴。同时，没有名气的导演在海外市场上也并没有什么优势……面对这种文艺片的恶性循环，只是威尼斯得奖很难有什么改变。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制作细节
记者：《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一片筹备了多长时间？实际拍摄了多长时间？
李睿珺：2009年年底，《老驴头》之后就一直想做这个片子。2011年的时候剧本受邀去了香港国际电影节HIF的剧本创投会，我比较有幸拿了那里的两个奖。后来拿了鹿特丹和美国的钱。但是中间又插进来《白鹤》的拍摄，所以真正的筹备应该是从2012年底开始的。选景，列预算，修改剧本，训练演员等等。一直到2013年8月23日开机，8个月一直在筹备。《水草》一片比较复杂，因为坚持要说裕固族的语言，但是全国1万4千多人里真正会说的又不多，和我预想的相差很大。孩子的演员可以说几乎没给我留下什么选择的余地。号称会说的孩子里还有几个是因为想演角色而冒充的，或者只会很简单的单词……恢复的工作花了很多时间。还有训练骆驼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往左往右前进卧倒，都需要训练。反而是拍摄的时候比较轻松了。拍摄连行程一共是35天，其中拍摄30天。
记者：您是如何教会演员古突厥语的呢？
李睿珺：这个语言本身会说的人就不多了，我小时候记得还有裕固族的人来做生意，讲他们的语言，现在很少能遇到。我们通过文化部门的人找到了张掖地区裕固族语言使用率还算高的村子，但是也只有老人会说。爷爷的扮演者以前是文化领域工作者，所以对语言保护还比较有自觉性。两个孩子有很多对话都是用古突厥语的，这就比较难。我是先找会说的老人把我们要表达的意思用古突厥语说出来，我们一边把这个过程用视频纪录下来，一边在实际的剧本上用汉语拼音标注读音。当时两个小演员在我家住了很久，我就每天都问他们说：来！背一段台词听听。小孩子记忆力特别好，学的也快。我就对照着那个拼音标注的本子看，不对的地方还可以找回视频看看。另外我个人觉得，找会说的人念念也是好事。退一万步说，即便裕固族的这个语言将来真的不幸消失了，那么那个时候的学者要是想做研究，还可以看到我的片子里还保留了这么多古突厥语的对话，应该也是一件好事吧。
记者：《水草》的配乐悠扬而深邃，非常好听。是如何联系到这位伊朗作曲家的呢。
李睿珺：制片人方总联系的。这个作曲之前跟阿巴斯合作过，还有做过《颐和园》，片子寄给对方之后对方很喜欢愿意来做。我们从古代裕固族摇篮曲里吸取了一部分的元素，发展成了现在的主旋律。巧的是裕固族古代和伊朗那边贸易往来很多，文化相近之处很多。找一个伊朗的作曲家可以保留一部分这种文化，同时又不至于使片子陷入少数民族电影的俗套中。我们先在北京工作了10天，根据故事来讨论音乐，配器，一边看片子一边现场做小样。后来经过制作之后作曲又来北京我们一起工作，5月--6月这段时间把音乐定了。
审查意外地顺利，总局也在进步
记者：很高兴看到片子成功通过审查，过程顺利么？
李睿珺：挺顺利的。我觉得现在审查较过去来说可能也有了一些松动。他们（国家广电总局）也在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年轻的人补充进去，思维也会有些变化吧，应该说也是有进步的！在送审之前我们的剧本里就规避了一些敏感的东西，比如之前提到的可能涉及宗教问题的佛像什么的。我们原来比较担心，但是片子送审的时候意外地一个意见都没有。倒是前期剧本的时候稍微有点麻烦，因为涉及少数民族题材。普通的电影开始只要2000字故事大纲就可以送审，但是涉及民族题材需要完整剧本，需要参考民族专家的意见。当时广电的北京局和总局都没有意见，只是那个民族专家提了三条意见：1，电子版剧本里有几个错别字2，小孩子走在路上为什么会有肉干吃3，孩子的名字是裕固族古代名人的名字，不过这个和西方的爷爷爸爸儿子都叫David是一个感觉的……其实都是很“呵呵”的问题。后期审查就更顺利了，因为我们的片子是按照剧本拍摄的，一次性通过，没有修改意见。
制片人的力量
记者：您是怎样遇到制片人方励的呢？
李睿珺：我们相识得很早。2011年法国多维尔影展参赛的时候遇到了带着《观音山》来的方励和李玉导演。大家也都住一个酒店，当时问我《老驴头》多少钱做的，我说10几万，对方看完觉得挺好，于是李玉导演就建议方总有机会找我合作。要知道，去过很多国际影展你总会遇到制片人过来拍着你的肩膀说：“哎呀小伙子拍得不错有前途！将来一起合作。”然后就消失了，都是客套。说实话我一开始也把方总的话当客套，毕竟那么大一个制片人，我们就是刚起步的小导演。但是后来逢年过节方总还会主动给我发一些祝福短信，久而久之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像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我本来也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他的主动消除了我的顾虑和压力。我做《白鹤》定剪的时候就邀请了方总和李玉导演来看，看完他们觉得还不错，方总就说，之前说得合作的事情别忘了来找我啊。我跟他聊起《水草》的计划，他也很喜欢。真到筹备的时候我缺钱，就硬着头皮打电话问他，他就同意了。
方总不是那种投点钱挂个名就走的制片，他很专业的。年初的时候柏林电影节就看上了这部片，但是当时还有很多没有完成。现在的结尾，也是第一时间和方总交流商量确定的，他建议我通过这个镜头去表现一下人类对现代工业的一种反思。我们专门为了那个镜头在今年6月又去内蒙补拍了。我是第一次和这么职业的制片人合作，一下觉得减轻了很多负担。以前都是自己单打独斗，现在忽然觉得有个肩膀可以帮着分担。从前期剧本到筹备，剪辑，特效，音乐等等会帮我去想合适的人选，去找，事无巨细。做后期的时候为了给片子加分，方总也主动提议追加预算来做。到今年9月下旬才做完，正好赶上东京电影节。这个片子方总给我了特别大的支持和帮助。
记者：这个片子准备什么时候在国内上映。
李睿珺：今年就剩贺岁档了，肯定不行。估计是在明年上半年吧。我们肯定希望更多的观众来看，尽量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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