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籍青年导演李睿珺：没讨好国外！自己贴钱做电影！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大部分人可能都没听过李睿珺这个名字，也没看过他的电影，但很多人都转发过《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那张融合了书法和水墨画的海报，在 《黄金时代》的“海报营销”之前，那是“中国好海报”的典范。《白鹤》改编自苏童的同名小说，曾在2012年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是生于83年的李睿珺第二部长片。

两年后，李睿珺带着新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来到了东京电影节，他把镜头对准了曾经强大到统治河西走廊、如今只剩1.4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裕固族，通过描写一对裕固族小兄弟结伴穿越沙漠戈壁、寻找草原上“水草丰茂”的家乡的旅途，展现工业对大自然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风俗的变更、文明的失落……当然，这一切绝不只是发生在裕固族而已。尽管影片最终没能斩获任何奖项，却引起不少日本观众的共鸣。

在一个全民调侃雾霾的时代，在一个电影市场遍地黄金的时代，能有这么一部不讨好地关注着人类生存环境和文化失落的电影，它的存在本身就具备了意义。

走在三重废墟之上：文明的、环境的、心灵的

记者：裕固族的今昔对比是触动您去拍这个片子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电影里面并没有直接去表现这段历史？

李睿珺：要表现起来会很庞杂，我们在开篇就用壁画的方式简单地交代了一下这个民族的历史。而我只是想说，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了什么？现在是什么样子的？这两个小孩骑着骆驼，其实是行走在三重的废墟：过去的文明没有了、现在的环境也是废墟的状态，心灵也是废墟的状态，没有被建构。通过不同的废墟，体现出它过去的文化、曾经的文明是什么样子的。

记者：虽然我们不是很了解裕固族或者很多人根本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是其实这种文化的失落、传统的遗失，可能是所有民族都会遇到的问题。

李睿珺：这是全球性的问题，我有一次去土耳其，原来它是有很多小茶馆的，老人可以坐在那儿喝茶，现在全变成星巴克了。一种文化进来之后，原来的文化消亡了。

记者：电影在日本放映也很有意思，因为大家常觉得日本是一个对传统文化保护非常重视的一个地方，但是在国内，可能很少导演会关注这个话题，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睿珺：其实很早，从2009年开始做电影《老驴头》的时候就开始表现一些传统的东西或者说文化的变迁给个体命运、人的生活和意识带来的改变。《白鹤》和《水草》也都延续了关于传统传承的问题，有人说是三部曲，其实我是无意识的。

爱琢磨别人觉得没价值的问题，更多人忙着赚钱

记者：为什么会关注这些命题，跟你成长的环境有关吗？

李睿珺：没有，就是我自己爱瞎琢磨，就是琢磨一些别人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问题，有人觉得你神经病。

记者：怎么会没意义？生态环境跟我们每个人都相关的。

李睿珺：但是很多人觉得没有意义的，因为现在更多人是在忙着挣钱。甚至有人认为，我之前拍的都是非主流题材。中国70、80%是农民，现在中国面临老龄化，有1亿多的人口是老龄，这一亿多70、80%都在农村。我拍一个农村老人的故事，它是这个社会最主流的群体，你说我拍的是边缘题材？

从文革以后，大家就觉得传统的东西都是枷锁，全部要抛弃掉，但是那个东西是一种文明，包括过去的人说话的方式、服饰，它延续到那儿一定是经过了多少代，绝对不是说随便就有的，没有一个文明是随便大风刮来的。我为什么要坚持用方言？它是一种古老的文明，语言一旦消失，相当于一段文明就没有了，很多东西会随之消失的，我觉得传统的东西对现实或者未来是有指导意义的。

记者：可能现在人会更加务实，更加注重眼前的效益，包括环境的改变也是因为这样。

李睿珺：现在我们的发展是自杀式的发展，没有想到很长远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或者GDP，你给各个群体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现在水不敢喝，空气都不能吸，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靠揭伤疤去国外获奖？我都是自己贴钱做电影！

记者：其实是一个让人感觉很悲伤的话题，环境的污染、改变是不可逆的，怎么办呢？

李睿珺：这也正在我们这一辈要经历和感受的东西，这一辈子都要带在身上的，没有办法，一个电影太弱了，才有多少人看电影呢？尤其这样的电影，甚至没人知道。但是尽自己的努力，能在这里面讲一些，乌托邦式地希望有些观众能够看到这个电影，使他们产生有一点反思，我觉得就已经够了。但是你指望这一个电影能够改变什么？我们其实也是很无力的，只能把这个东西反映出来，我也没有好的建议或者办法，我要有可能就去做那种工作了，就不拍电影了。

记者：可是你会不会觉得，你费这么大力气，这么辛苦地拍电影，可能没什么人能看到。

李睿珺：当然会啊，有的时候也很忧伤啊，电影一定是你拍完，然后要去跟观众分享、在电影院放，才是这个电影艺术形态完整的一个方式。当然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这样的电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甚至有人说你靠揭露国家的丑恶、伤疤，出去讨好国外的评委获奖。我根本就不需要！我都是自己贴钱做电影的，几年做一个电影，还几年帐，然后再去挣点钱，再做一个电影，再还几年帐……我有病啊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会不理解，没有关系，我做我自己认为有价值或者有意义的事情就行了。

做电影给了我很多独立思考的能力，比如我原来都会把所有的民族文化的消失归咎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其实等我做完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发现更多的问题是在每个人自身，我发现他们本民族的很多人，所谓“民族斗士”、最高层的学者、最关注自己本民族的人、文化部门、最底层的农民……他们对这些都是很漠视的，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甚至我后来发现，他们自己也在参与贩卖他们民族文化的东西。如果当时有人做纪录片，从前期到后期记录下来，远比电影精彩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