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导演郑晓龙，是患《甄嬛传》后遗症了吗？

拍《甄嬛传》的郑晓龙来导《红高粱》，十二年后重归电视银屏的周迅来演九儿，这是早就知道的，我关心的是《红高粱》还有什么新鲜之处？这可是在点映会上，让导演哭了，让莫言哭了的剧集，可对于每天守着电视机追剧的我们而言，这份感动恐怕还迟迟未到。

第一集里登场的奶油小生就让人一愣，这是印象里那个“糙爷们儿”戏里的人物么？这个叫张俊杰的形象在原著小说及电影版中并不存在，在电视剧里他成了九儿青梅竹马的初恋，后来又与余占鳌成了兄弟。据说他的作用有二：一是向前延伸九儿的成长故事，二是他从“天兵秀才”成长为抗日军师的历程可以黏合起这些三教九流的主人公。但让人实在不懂的是从初恋“小白脸”到后来爱上匪帮分子，这体现的是九儿的成长还是口味越来越重？一部乡野县城里的戏为什么要以外表文弱的家伙为灵魂人物，难道民国戏里没几个呆若木鸡的“五四青年”就不是民国戏？导演说如此正能量爆表的角色“是过审的保证”，那我只能说为了过审导演也是蛮拼的。

张俊杰与九儿 《红高粱》剧照

光添一个“乡村初恋”的桥段，导演编剧还觉得不过瘾，除了张俊杰，他们还添了几个人物，九儿的寡嫂、单家大奶奶淑贤相当具有代表性。和九儿的处境差不多，淑贤的丈夫在结婚前就已去世，她是抱着牌位嫁进门的。导演疑似《甄嬛传》后遗症，觉得多添几个女性角色故事就会更饱满，这几位女性再斗一斗人民群众就更喜闻乐见了：于是淑贤几乎成了九儿的对照物而存在，古板、保守、不敢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处处和九儿产生矛盾冲突，最后终被“改造”——要不是冲着秦海璐和周迅飚戏的筹码，这“宅斗”还真不值得一看。

淑贤与九儿 《红高粱》剧照

到这儿大家都明白了，围绕着九儿添了张俊杰、淑贤这两个重点人物，也就意味着电视剧将以九儿的命运和成长为主线展开，主打女性牌，这是条讨巧的路子，也可能是为与电影划清界线。因为电影中九儿的突破传统的爱情其实是用来突出男人的，那是部结结实实的男人戏，充满对性、死亡与酒的炽热崇拜，散发着强烈的男性荷尔蒙气息。

好在这部女人成长史的主角没选错，周公子的美誉度并非浪得。看到九儿出嫁一场，大红褂子下眉目一低的她依然是个俏媳妇儿样儿，一点儿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出来主持单家的烧酒生意更是一板一眼，余占鳌跑到家里要求做工，当着众人的面，九儿小脸一扬，女当家的官腔打得圆滑老练。至于此后她如何周旋于各种男人与势力间，表现出一个女人的智谋与大义，我相信以她的演技也总不会错。

跳戏的是几个男性角色。除了前边说的张俊杰，朱亚文演的余占鳌也显得太不提气。霸气被等同于吹胡子瞪眼，油嘴滑舌时更是没拿捏好尺度，把匪气变成了油滑的痞气，压不住周迅的场；原著中的县长曹梦九改成了戏份颇重的朱豪三，看得出来想走亦庄亦谐的路子，也有《让子弹飞》的影子，只是终究有欠打磨，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对此莫言老先生倒有说法：“这两年抗战戏搞得乱七八糟，现在的观众口味也确实挺难揣摩。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有一种黑色幽默？”他就瞄准了在高密历史上确有其人的曹梦九，“我们要塑造一个在民国时期有正义感的县长，同时又不是一本正经的儒家式县长，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我觉得他可以发展成(和九儿、余占鳌)三足鼎立的人物”。对于这样一个县令，寄寓的是电视剧版《红高粱》的现实意义：“我希望通过曹梦九联想到我们今天的县长，产生这样一种对比，也会产生戏剧幽默效果”——我琢磨着，这话与其说是原著者对改编的力挺，倒不如说是对既成事实的“黑色幽默”：相比三十年前讴歌原初民族精神的《红高粱》，迎合当下“难以揣摩”的大众审美或许就应该是这么不黑不红。

至于这颇需些耐心才能追完的60集，导演的道理是，“电影的时间有限，只能把最精彩的部分呈现出来，而电视剧要把时间和故事都拉长。我们希望最终呈现的内容更加接近原著，表现出中国人的生命力、人物的力量”。可60集就能完美演绎《红高粱家族》吗？如果只是拉缓了剧情推进的节奏，增添了无关紧要的旁枝错节，戏码不够就“斗”来凑，这算是迎合观众的趣味还是制造戏剧冲突的偷懒做法呢？

该剧可圈可点的是看起来还挺精良、养眼的画面，就是太“风月”——柔光下充满梦幻感的乡野大地，上演着一个女人的成长史，揉搓圆乎了无非和此前的《铁梨花》、《刀客家的女人》等年代传奇剧没什么区别，揉搓不圆乎就是——莫言、郑晓龙、赵冬苓、周迅各个大咖，丁是丁卯是卯；“初恋”、“宅斗”、“剿匪”、“抗日”，各色混搭。在白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这一株纯种红高粱的颜色，着实有点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