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个勺子》导演陈建斌：一个勺子的基本修养

2006年陈建斌开始上网，但到去年时也只会手写输入。2013年6月在重庆拍戏时，闲着没事的陈建斌看了当期的《人民文学》，一个电话打给朋友：“快去买《奔跑的月光》版权。”在两部电影加半部电视剧的拍摄间隙，他用了4个月一笔一画写完了自己的电影剧本，名字就叫《一个勺子》。

2014年11月30日，在第51届金马奖收获最佳新导演奖、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的陈建斌在北京举办答谢会，并赠送妻子蒋勤勤一个金质勺子，作为结婚八周年礼物。 记者记者 权义 图

陈建斌是个勺子。勺子是西北话，傻子的意思。如果要找一个例句，最现成的，是他妻子蒋勤勤在金马奖现场的动情表态：“在我眼中，他是才华横溢、认真努力，是一个对电影充满热情的勺子，一个绝对标准的勺子。”

获奖现场这样的说辞或是欲扬先抑，但考察陈建斌身上的勺子史，实在源远流长：当年中戏90级表演系新疆班的同学纷纷当起北漂，只有他遵照入学时的承诺，回到新疆话剧团，守着一个月300块的工资。一年里只有一个话剧来找他，他翻了下剧本，拒了。

后来他考回母校念硕士。毕业之后，导师何炳珠还老惦记着这个新疆娃，看到外面诸如“陈建斌耍大牌”的新闻，感慨，“还是那么不会做人。”

2006年他终于开始上网，但到去年他还不会电脑打字，只能依靠手写输入。在两部电影加半部电视剧的拍摄间隙，他用了4个月一笔一画写完了自己的电影剧本，名字就叫《一个勺子》。

当一个勺子导《一个勺子》，里面能发生的故事，用一个答谢会也说不完：蒋勤勤每天抹两朵高原红穿一身老棉袄，陈建斌看着很满意，“很美很好看”；王学兵剃了额发不够，还得再剃了眉毛，才勉强够上陈导心目中小镇高富帅的标准；至于其他来客串的朋友，管你会不会演戏、有没有档期、多少钱身价，陈导根本不带商量，呼之即来，拍完戏后，他慷慨给你一束鲜花一个拥抱即去，同学王旭峰爆料，“这束花用了好几个人。”

聪明人已经那么多，或许一个跟世界死磕的勺子，才能够得到人们更多的尊重。王旭峰回忆上学的时候，每个人都领会过陈建斌的“讨厌”——用陈建斌自己的话说，即“老是做一些不该他做的事，费力不讨好还得罪人”——但也是因为他能将“讨厌”坚持下来，才有了在金马奖上连中三元的今天，“继续把这种‘讨厌’发扬光大吧。”

11月30日，《一个勺子》答谢会在京举行。片方之前的计划是庆功会，但陈建斌要求改为“感恩、真诚、梦想”的答谢会，感谢每一个帮他圆梦的人：“不管是投资方，还是同学、朋友，剧组的工作人员，每个人都没有谈条件，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帮我完成了这个梦想。还有我的母校、老师对我的培养，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人都是帮我来圆梦的。”

答谢会上，陈建斌与王学兵热情拥抱。 记者记者 权义 图

胡学文的瓶子

去年6月在重庆拍《兄弟兄弟》时，闲着没事的陈建斌看了当期的《人民文学》，一个电话打给朋友：“快去买《奔跑的月光》版权。”

那时候他和王学兵已成立业余时间公司，他念叨多年的做导演的想法终于开始落实。这十多年他一直在找小说、写剧本，但没有一个故事，像《奔跑的月光》那样，让他感到“这就是我想要的”。

班主任何炳珠回忆，陈建斌的导演天分在读研期间就已经体现：当时他给1995级音乐剧班排了一出《赌徒》，“中戏有一个第八排演室，他把排演室横过来用，就变成一个宽银幕似的舞台。演出的学生是孙红雷、侯岩松和杜鹤。那个片段引起了全校上上下下的注意，把‘八排’挤得水泄不通，到现在音乐剧班聚会的时候，还会津津乐道地提到《赌徒》。”

但他出道以来都没有导过电影，乃至他之前改编过的唯一一个剧本，都已经是15年前的《菊花茶》，由他与前女友吴越分别任男女主角。获金马奖后他曾向媒体解释，电影在他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而他没有导戏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写出自己认可的剧本。“我用不着非拍个电影证明我会拍电影。”

直到《奔跑的月光》，他仿佛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瓶子，来装自己酝酿多年的酒。在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胡学文的这部中篇小说里，农民宋河捡到一个傻子，他一开始为了摆脱傻子，想方设法为其寻找家人，但相处日久，宋河夫妇对傻子的感情益深，在傻子被“家人”接走后，这对老实巴交的农民夫妇怅然若失。但出乎其意料的，接下来仍有接二连三的各款“家人”上门要人，本意是做好事的宋河，被所有人看作将傻子卖钱的人贩子。

小说留了一个开放式结尾，宋河的困境没有解决，却迎面撞上了陈建斌的经验：一个人所面临的困境是自己内心斗争的外化，宋河想摆脱现实中的傻子，其实想摆脱的是他自己身上被视为傻的那部分。

“我也是一个很傻的人。”陈建斌说，“在生活里，我让人觉得‘这个人好傻，老做一些不该他做的事，真讨厌’。比如我不是导演，不是编剧，但老爱拍戏的时候提各种建议，剧组都觉得这人费力不讨好还得罪人。我也想过是不是应该把身上的这部分去掉，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把这些扔了，我还是我吗？”

陈建斌的酒

从重庆到北京再到金门，2013年的下半年，陈建斌将这个故事带到每个片场，利用候场时间改写剧本。蒋勤勤回忆，有时候自己一觉醒来，发现陈建斌还在书房改剧本。

11月他写完了《一个勺子》剧本初稿。瓶子看来仍是胡学文的，但里面所装的酒，一点一滴都贴着陈建斌的标。攒了40多年的人生、艺术经验，他统统用进自己的第一部电影里。

胡学文以河北农村为底本创作小说，建组之后，陈建斌也曾往河北农村考察取景，但发现“没有感觉”。他所有的农村经验都源自新疆八家户村。这一乌市郊区地名现在被他用作自己的网名，7岁之前，他与外公外婆一同生活在这里。他的外公是个劳动好手，担任生产队队长，以至于到现在，陈建斌还觉得自己是个农民。

这个20岁才离开故土的新疆人，还是决定把故事放在他所熟悉的西北，最终定于甘肃永泰龟城。人物的身份也从农民，变成了他更熟悉，或更能体现西北特色的牧羊人。蒋勤勤回忆，戏中本有一个镜头，是她觉得自己出道多年演得最好的，但她的丈夫却被一只小羊的表现所打动，为了使用羊的全景，而剪掉了她的镜头，断送了她本“可能会得最佳女主角”的机会。

如由《奔跑的月光》变成《一个勺子》一样，小说里的人物，陈建斌基本都重新起了名字。命名里，或许能体现这个导演创世的愉快与自由，比如王学兵的角色，对应小说应当是吴多多，但不过因为朋友的绰号，陈建斌就让他叫做“李大头”。

小说中的男女主角宋河与黄花，在电影里叫做拉条子和金枝子，带有显见的西北风情：拉条子即新疆拌面的俗称，也是陈建斌最爱的食物之一。金枝子的名字，则源自陈建斌儿时村里的一个名叫“银枝子”的姑娘，这个村人发音几类“硬枝子”的名字，让当时还没认字的陈建斌困惑多年。后来他才想明白，这姑娘应该是有一个叫“金枝子”的姐姐，按序得了这个名字。在自己的剧本里，他便让素昧平生却久仰大名的金枝子姑娘落了实。

同学合影

霸道导演亲友团

在陈建斌的预设中，这个发生在西北的故事，必须要用能讲新疆方言的演员。他的重庆媳妇蒋勤勤早前曾问“这个戏里有我吗”，他直截了当地回：没有。

但后来当蒋勤勤打算接其他戏之时，陈建斌又让她来演女主角，“可能是（剧本）递给别的演员，人家没看上。”在答谢会上，蒋勤勤直接爆料。

“通过这个事情我特别深刻地意识到一点：人算不如天算。就算绞尽脑汁想怎么样，但你要相信，命运给你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陈建斌说。

陈建斌不肯透露心目中的人选是谁，但答谢会上朋友们一起把各自角色一对，发现整部影片的演员，基本算是拆东补西。王旭峰最初拿到剧本时说让他演村长，但进组之后，他演的却是村民李老三。伊犁歌手苏尔东拿到了村长的角色，他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搞错了？我没演过戏啊！”最后架不住陈建斌鼓励“你的一举一动就是戏”而出演。

至于老同学王澜，收到剧组请她看剧本的电话时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骗子”，因为陈建斌此前从未给过任何信息，之后也没有任何音讯，直到她答应出演，才收到了陈建斌一条短信，曰：“谢谢。”师弟苏小刚的待遇稍高些，有幸得到了陈建斌的短信，虽然只有区区几个字：“你是勺子的亲哥。”就霸道地把事儿定了。

王学兵因“李大头”而获本届金马奖男配提名，但这个角色也是临危受命，不过总算陈建斌给他打了电话说明情况。“当时要提前开拍，因为下了一场大雪，要抢雪景。换角色也是跟下大雪有关，原定的来不了了，王学兵本来也在戏里有演出，就让他换成这个。”陈建斌在现场解释。

“我对他们特别有信心。”陈建斌说，“我觉得不用打电话，我觉得有通知你就必须得来，还用打电话吗。因为有我们二十年的情分在。”

这些呼之即来的朋友几乎都是零片酬出演。戏份杀青，这位霸道导演给他们一个拥抱一束鲜花就算完事，据说鲜花还循环使用。但这都还不算事儿，更凶残的是，陈建斌毫无忌惮地让大家一起扮丑。在电影海报里，他与蒋勤勤以类似“黑土”、“白云”的造型出现。王澜在片中客串一个卖瓜子的，陈建斌真的从市场上卖瓜子人的身上扒来衣服给她穿。而扮演勺子的金世佳，更是开拍之前就剃了光头、不剪指甲，脸上的流浪汉妆每天都要化3小时，“妈都不认得”。

答谢会现场播放了一段拉条子与李大头的影像，很多人一开始无法认出那个黑不溜秋、额发褪到头顶的王学兵。王学兵表示，这个造型是他自己提出的，“从下午到晚上一直试了很多种造型都不像当地的人。因为太帅了，怎么也不像镇上首富，只好把头发剃了。头发剃了还是有点帅，再把眉毛剃了。”而陈建斌表示，觉得当时王学兵脸色沉重，“我就生怕他走了，不演了，赶紧给他剃了吧。”

作为新导演，陈建斌虽然开拍前非常紧张，但实际开拍后，他却发现所有紧张都消失了，仿佛他干了很久的导演。而王学兵认为，虽然一些角色的演员与陈建斌的预设有所差异，但他善于发现演员身上光彩的地方并体现在戏里，“只要是在银幕上出现的角色都是有戏的，都是好看的，哪怕是一些群众演员，他都能够从他们身上挖掘出来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就像生活中我们能看到每个人身上的生动性一样。”而陈建斌认为，这是因为他与这些朋友太熟了，“这种熟包含艺术方面的追求，他们知道我要什么东西，我也知道他们能够达到什么标准，所以在交流的时候非常默契。”

陈建斌在台上讲拍摄的故事

记者：原作小说其实发表在2013年6月，作为一个新人导演，你怎么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里就把电影做成的？

陈建斌：首先说我怎么找到这个小说的，之前我们几个人就确定了要拍电影，寻找各种题材。特别偶然的机会，我在重庆拍戏（《兄弟兄弟》）的时候，在《人民文学》看到了这个小说，马上叫朋友去找作者电话，买到小说版权。虽然那时候我还在拍电视剧，但脑子里已经在对剧本进行改编了。然后我回到北京拍电影（《洋妞在北京》），其实演员在拍戏的时候会有很多等待的时间，在候场的时候，就开始动手改剧本。之后我去拍《军中乐园》，也继续在房间里、房车里改剧本。到去年11月的时候，剧本的第一稿就已经做完了，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然后就是电影建组，春节后开始开拍，非常紧张地拍摄了20天，接下来做后期，今年8月拿到龙标，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记者：在现在这样的环境里，你都在看文学期刊吗？

陈建斌：是的，第一是因为我喜欢看小说；二是有做导演的梦后，我也一直希望通过文学杂志找到好的小说，供我改编，有这样的愿望在。

记者：但感到电影相比原作还是“陈建斌化”了，基本融入了你的生活经验。

陈建斌：作者是河北人，写的是河北农村。我也去了河北农村看景，但没有感觉，虽然都是北方，但我生长的西北和河北的差距还是很大，最终决定还是选择自己熟悉的、有感觉的背景来拍。

记者：据说你到甘肃永泰龟城看景的时候，连制片人都觉得这地方太苦了。

陈建斌：我在改编剧本的时候，看到网上一个图片新闻，叫《最后的村庄》（我没有找到同名的），看到那个图我就觉得适合拍我的戏。我跟美工说，要不用这个场景，结果美工曾经在那拍过电影，说这地方非常熟悉。然后就去看景了。但跟很多人的感受不同，我并不觉得那里很苦，可能跟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有关，不觉得苦。很多人看剧照，说那一定很苦吧，我真不知道苦从何来。而且拍戏非常紧张，顾不上想什么苦不苦的。

记者：是你小时候生活环境更艰苦吗？

陈建斌：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生活在外公外婆那村子的时候，可能是我的幻觉吧，只觉得非常美好。只记得那里的菜地啊、渠水啊、树木啊……我的记忆中全是特别美好的记忆，没有苦的。

记者：蒋勤勤作为一个南方女性，她对西北农村会觉得苦吗？

陈建斌：我还真没问过她这个问题，没问过任何人。拍戏嘛，戏在哪里，人就在哪里，我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没问过他们的感受。

记者：你在戏里把她扮丑扮土，她有意见吗？

陈建斌：我没觉得丑啊，在我眼里很美，很好看。

记者：原作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农民，但电影里是一个牧羊人，这与你的经历有关吗？

陈建斌：我真没放过羊。我离开农村时还很小，不到7岁就回城上学了，没到能放羊的年纪。但那种场景我是非常熟悉的。

记者：那这次需要特意学习吗？

陈建斌：不需要，我觉得这些农村的经验都是我骨子里的。即便我读了研究生，我认为我还是一个农民，我身上受农民的影响、农村的影响非常深，所以这些东西都不需要特意去学习。

记者：你的这部处女作，看起来是依靠你的家人、朋友、同学的情分而完成的。

陈建斌：可以这么说，基本上就是依靠情分做出来的。

记者：演员上一开始就计划成新疆班的重新聚会吗？

陈建斌：这跟语言有关。因为我选择了新疆方言，对演员就有一定的局限，我希望他们必须会说这种语言，不是现学，而是要说得非常自如，这其实对选演员的范围就已经缩小了很多。当然会说新疆方言的人也有很多，但这些角色上，还是有一些年龄的限制，年龄太大或太小也不适合。所以基本上都在这个年龄段里选择演员了。

记者：那蒋勤勤并不是这种语言里出来的啊。

陈建斌：所以她的身份是一个外来者。她就是被拉条子捡来的。勺子并不是他捡的第一个人，只是原来是做好事，还给自己捡到了一个媳妇，但现在这个好事就变坏事了。

记者：有没有第二部电影计划？

陈建斌：有啊，现在正在创作剧本当中。

记者：这是说明你要从演员向导演转型了吗？

陈建斌：没有什么转型。我现在还是演员，只是多了一个导演身份。而要导一个作品、写一个剧本是需要时间的，并不是今天写了明天就能拍，而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这个准备过程里，我还是可以演戏的。

记者：怎么感觉你最近写诗少了？是因为把创作热情都用于写剧本了吗？

陈建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拍戏，占据了主要的精力。写诗是一种闲情逸致，只有闲下来的时候才可能吟诗作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