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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姜文工作室，制片人马珂，编剧廖一梅和于彦琳招呼我吃鸡肉和猪蹄。宣传总监阎云飞，用那个屏幕已经碎掉的手机快速收发着八方资讯，一觉醒来，他的微信上多了160多条未接信息。
老姜还没来，我们先聊着放映事故和3D字幕的效果，每一个千辛万苦诞生的作品都是这样，首映这几天，工作人员心里没有别的：除了电影，还是电影，除了票房，还是票房。
我一眼瞄上了厕所门口写的字，大致意思是“上厕所前，朗诵一下这首诗，可以让你上的顺畅一点。”
这首诗其实是歌词，Louis Armstrong的"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前几天发生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朋友问我是不是演了《一步之遥》，我说没有，对方说片尾字幕有你，“是不是我看错了。”
看片之后，我发现果然有我的名字，和一群参演该片的记者在一起。这让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是不是我其实去过，但是我忘了？或者我去探班，摄影机把我拍进去了？
现实又产生了不确定性，你看到听到的，其实没有什么是一定真实的。这样现代主义的表达，充斥在姜文所有的电影里。
一晃神的工夫，姜文回来了，穿着件长大衣，派头很足。然后我们走进他的屋子，算上姜老，6个人把我围了起来，一起接受采访。
这时候阳光洒在姜文的脸上，好像一道光环，身边《一步之遥》团队的人则像是他的信徒。我突然发现今天的姜文让我感到有点陌生。他的脸比我想象的长，耳朵比我想象的大，鬓角间一丝白发透露出他的疲惫。采访中，姜文的讲述诚恳而坦率，只有面对审查等敏感问题，才显得有些含糊。最近这些年，这种来自姜文的诚恳，在面对媒体的时候已经不多见了。
其实《一步之遥》的口碑并不算糟糕，我身边懂电影的，爱看电影的，平时不怎么看电影的，都有不少人表达出对这部作品的喜爱。首周末票房没有之前预计的4亿，但也没比预想中差那么多，况且来日方长，平安夜还没来呢，一月份又有多少电影可以和《一步之遥》较劲呢？
不过看得出来，姜文没有以前那么淡定了。《让子弹飞》的时候，他根本不在乎被误读，但是这次，他开始为自己的电影做一些点到为止的诠释。不管怎样，能够和姜文这样的导演，放下各种外界纷扰，安静聊聊电影，已经很让人满足了。
在我看来，《一步之遥》和《让子弹飞》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讲故事的方式。《一步之遥》不像《让子弹飞》那样老实，它更暧昧，更荒诞，更任性，没有执行任务或者调查、复仇这样常规的套路，于是就容易让观众出戏，更挑观众。
这是一个和《黄金时代》相似的悖论，你拍一个作者电影，就别指望所有人都喜欢，如果你按照商业电影的模式来运作，那多少是会出问题的。《一步之遥》运气不错了，中国的观众宽容度那么高，搁在国外，这样的art-house电影，一定limitedscreening，妥妥的。这个贺岁档，《一步之遥》和《匆匆那年》交相辉映，这可真是神州大地的奇迹啊。
80分钟的对话结束之后，姜文突然问我：
“标题你想好了吗？”
“还没有。”
“我给你出一个怎么样？”
“好啊。”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我最后没用这个标题。
附：
对话姜文(完整版)
怨念是寻找真相的障碍
“恶毒的评论，让我感到叹息”
王玉年：你的电影里有太多暧昧不清的东西，让观众有了各种解读。比如大家认为马走日一定是个太监，不然为什么不和完颜英在一起呢，而且他是太后身边的红人。
姜文：(大笑)这个我觉得有道理。假如马走日前面那段不是吹牛的话，或者你没听出来他吹牛的话，这个说法是成立的。那你跟太后这么熟，又在炕头上跟太后聊天，这两个柱子是成立的。
问题是马走日显然是在吹牛，他是不是个满人都可以打问号，一个爱吹牛的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不可信)。
我觉得只有最后他面对枪子儿时候的那些话接近真实。他和武六说，我可以走向死，但你不能为我再死，因为我不值得你这么爱。这个时候我觉得马走日是个有底线的人。
但是他囫囵吹牛的毛病，语感一时半会儿还改不了。所以在那还聊，“你看人大姐头发是白的，心是红的。”他改不了这个……他有讨厌的一面，也有可爱的一面，但最后一个本来不遭人待见的人，做出了不起的事儿。当然这不是盖茨比了，了不起的马走日，应该这么讲(笑)。
马走日是不自觉地通过和各种角色的碰撞，一次次地撞到自己其实并不低的底线。最后通过武六和她妈机枪的碰撞，发现无论如何，我不能让您再出事儿。这跟他第一次看完颜翻车死就跑了，是截然不同的境界。
王玉年：那就是说这次你演了一个骗子，像《让子弹飞》里面的葛优。
姜文：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少吗？我觉得我们基本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长大的。
那天我跟朋友聊天总结出来，一言以蔽之，我拍的就是寻找真相的电影，不断在寻找什么是真相。当然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设一些骗局，如果大家戳穿骗局的能力越来越强，不但在电影里能找到真相，在现实中我们也能找到真相。
人的这种怨，贪、嗔、痴是吧。尤其是怨，是人们去寻找真相的阻碍。一怨，就容易在原地晃或者往回走，或者横向乱倒，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在浪费生命。
像前些日子的一些评论，我看了也觉得很可悲。一个恶毒的评论只能反应你这个恶毒的世界，而你们就是在这个恶毒的世界里边生活，我确实为这种事儿叹息。其实可以批评，可以严厉，但是尖酸、刻薄、恶毒不起作用，就像手撕鬼子一样。理性、寻找真相，我觉得这个是人类需要的勇气和修养吧。
麻醉观众，这不算有责任心
“不顺溜着讲故事，最贴近生活本质”
王玉年：《一步之遥》从头到尾都有马走日的旁白，他的语气极其诚恳，推心置腹。有点像石挥在《我这一辈子》里那个腔调。但我越是听他很诚恳地讲述，我就越怀疑……
姜文：眼前看到的就不能信。
王玉年：你以前的电影也是这样，强调记忆的不确定性，是不是刻意想要这个效果？
姜文：我不是想要这个效果，对我来说，世界是这么长的，我没有办法离开我所生活的世界。我们耳朵也经常听到一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絮叨。这种美丽的声音，诚恳的声音……我也是在各种爷爷讲故事的环境下成长的。但是故事跟现实很不一样，而且你看一个人的自述和看他的行为总是有距离的。那马走日的自述和马走日的行为，为什么就不能有点距离呢？我觉得距离还不够。当然实在拉不开我就把声音往老了弄，其实他电影里边不这么说话。
廖一梅：而且他没到那么老就死了。
姜文：对。本来最早的时候(有这样的台词)，“这都100多年前的事儿了，我还是跟你们说说吧。”就更扯。
你说得对，从《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边我就开始自我搅局了。不是说让观众看不懂，而是不想顺溜着讲故事，这其实是最贴近生活本质的一种叙述。因为其实大家伙也都并不完全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现实，要不然大家不会写微博、写微信，把心里话或者不是心里话的在那瞎叨叨。
王玉年：我们记者去影院采访观众，看完之后没一个人愿意发言。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按道理说，观众自己花钱买票，喜欢和不喜欢都愿意说。
姜文：这个就起到了我们电影的作用，看完电影你会更爱自己。我原来就说过，爱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
王玉年：就是没想好别瞎说。
姜文：所以我觉得原来那几个恐怕都是看之前就写好的(笑)。
王玉年：我觉得看完这部电影，会让观众产生挫折感，因为和预期不一样。他们希望看到又一部《让子弹飞》，或者是可以被简单归类的作品。
姜文：电影其实在追求和常规不一样，或者说艺术本身在追求和常规不一样。人们都不断勇敢问前，探索艺术的方式方法。梵高也好，毕加索也好，其实都在做这种事儿，包括齐白石……
戏剧、电影是通过故事告诉人家一个东西，其实绘画也是。但是讲故事本身并不是一个最后的目的，或者把人画像也不是一个最后的目的。怎么能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对故事本身有一些不同角度的颠覆，这可能其实对认识世界是有好处的。其实大家欣赏无数作品，无外乎也是要更多的办法去接近真相。
建立一个完整的东西，当然不容易，但是破坏了再建立，显然是需要能力和勇气。所以我从第一个片子开始，就这样做，我可以建立起来，但是我可以随时把它消减掉，然后再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才是对观众有责任心的。而不是说你看麻醉了，还得要醒一下，然后再麻醉一下。要不然就只剩麻醉了。
到底和观众做真心朋友，还是酒肉朋友？
“王天王成了王天王，看戏的还是看戏的”
王玉年：为什么给观众那么多镜头？我从来没看过一部电影给观众那么多镜头，花域大选、演文明戏、拍电影、大帅引渡犯人……
姜文：心里有观众撂不下。还是群众演员禁拍，这些人确实演得好，都是专业的。好多电影群众演员不禁拍。你说，你先说完。
王玉年：但是观众想看你，想看演员……你是想让电影院里的观众，通过银幕看到自己吗？
姜文：那倒没有。一个巴掌拍不响，得两头互动才能造成气氛。就跟打仗似的，有共军也得有国军，两边才能有打仗的效果。
另外王志文那段戏很有意思，按照文明戏的拍法就是线性讲个故事，又直接、又了然、又有效。但那是很幼稚的戏剧方式，不能说无效，有效。但是我们为什么不仅仅按照王志文和武六的那种默片的拍摄方法，解读真相呢？因为他们远离了真相，只追求了一种表面的效果，观众看得很过瘾，很懂，也很投入，但是离真相太远了。
第一，我们很尊重观众；第二，是用王志文式的尊重还是武六式的尊重，还是用武六后来的尊重。宁可反叛家庭，拿出枪来，也要弄清楚其实马走日不是你们看的那样。
其实这条线是很有现实性的，早就有以王志文和武六为代表的忽视真相，只追求表面效果的人存在。我只以为是在文明戏时代存在，但是现在仍然存在(笑)，仍然存在那些看完首映之后的大量的评论之中。
为什么(这样的现象)被我们拍中，为什么居然还有这样的人或者这样的思想。你看王志文那个角色，他根本不打算去研究真相，而且陶醉在自己扮演的那种，剧场轰动的效果里。他当然很成功，王天王嘛。
大家伙按照谋杀、图财害命来解释马走日，是解释得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不要面对真相，这就摆在马走日和观众，和我们编剧队伍面前。我们要给大家看真相，我们起码愿意把观众带到可看真相的方向。
这就是现在对这电影讨论的一部分，只是电影没有往深入讨论，当然他们也起了好作用，开了个头。(观众)看不懂也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去找真相在哪里。
我觉得王志文还算一个戏子心态了，就是想要自己的某种一亩三分地的喝彩，而由于惰性和智商的盲区，他不打算，他也找不着。但是有接近真相的，像项飞田，他是故意关掉这门，故意往别处带，因为这个东西对他有好处。
王玉年：现在有很多电影只是为了观众的钱，或者为观众的需求定制一部作品。有一个说法特别有意思，通过观众对于《一步之遥》的判断，可以看出来他是从《让子弹飞》开始看姜文，还是以前就开始看。
姜文：这个说法有意思。其实你要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看我的电影，这事儿就没有困惑，《阳光灿烂的日子》本身早那样了。
王玉年：中影南方新干线(中国最大的院线之一)的总经理赵军提过一个观点，他说现在中国的影视作品里，是流氓无产阶级的声音占主流，迎合他们的电影市场反响就好。而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带来了一股自下而上的逆袭。比如像《万万没想到》……
姜文：什么是《万万没想到》，电影？
王玉年：网剧。他的主角是王大锤，一个所谓的屌丝，他尝试反抗，反抗无果，就用自嘲和自黑消解矛盾。
但是你的电影不一样，比如《鬼子来了》中国的农民愚昧自私；《让子弹飞》结尾，老百姓是乌合之众，见风使舵；《一步之遥》看文明戏的观众也是，完全不顾真相，就只知道傻笑。这样的表达，可能会让你无意中站在了观众的对立面。观众觉得，你不是在替我说话，我看你的电影，得不到我想要的。
姜文：或许是有道理吧。但问题是利用大家的感情达到自己的目的好，还是对大家心灵真正有关怀，或者真正跟他们感同身受，来寻找一个更美好的办法？
简单说就是宣泄重要，还是朝正确方向行走重要？我认为后者是负责任的，前者是利用性的。我替你喊一句话，你跟我兜儿里塞点钱。但这个对谁有好处呢，暂时的有效又能怎么样呢，只能让大家陷入泥潭更深。
就像王志文做的那些，我今天只用不杀，明天只杀不用，后天又用又杀，你看我戏得看三回。那么马走日有没有杀完颜英，他不跟大家讨论这个。我给你龙虾三吃，大家很满足，又能同时看到马走日丑恶卑鄙的灵魂，对妓女的残忍，当然有效。所以王天王成了王天王，看戏的还是看戏的。
其实从莎士比亚时代，从古希腊时代，他们已经明白，看完戏再出去比看戏来之前能有点营养，哪怕一点点。但这点营养可能并不舒服，你凭什么告诉我他没杀她啊，我就觉得他杀了。一个妓女跟嫖客能干什么好事儿，让他杀了行不行。那你杀了我就给你钱，你杀三回我给你三回钱，干不干吧。王天王是干的，王天王最后穿金戴银，但是岂不是更污浊了吗？
我并不是说非要去教育大家，不必。我只告诉他，嫖客不一定非得杀妓女。而且这个妓女他有了钱，他俩不一定是金钱的关系。那当然王天王成了更大的天王，葛优成了租界里边华人警探的精英。其实最终得意的受益者是这两个个人。我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王玉年：而且特别有意思，周韵在这里演的是一个拍电影的人。而周韵是对马走日到底杀没杀完颜英质疑最大的，她是带着一个电影的眼睛在质疑这个世界。
姜文：我觉得她是带着一个任性的眼睛。她不一定是一个合格的电影人，但是她赶巧有那样的个性，起码跟同父异母的弟弟是不同的态度。其实武七的家是真正的王国，而且他对王天王也不尊重……
王玉年：对，刚刚想问这个，王天王在那个权势的阶层里，一点地位都没有。
姜文：对对。所以我还是愿意通过作品，和观众分享真相在哪里，我觉得当观众作为年轻人长大的时候，当观众静下心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他们才觉得我才是他真正的朋友，不是酒肉朋友，偶尔我们也一起喝点酒吃点肉，但是我不是他们的酒肉朋友，我愿意跟他们当知己。
廖一梅：知心大哥。
姜文：不，观众是我的知心大哥，还有我的知心大姐。所以为了知心大姐，知心大哥，我们为他们在做一版2D的，因为很多大哥大姐看3D版觉得晕。不是光看我这个，他们看所有3D电影都觉得。所以说我们能不能看看做2D的。
王玉年：拍这电影据说花了3亿，做知心小弟的成本是不是有点高啊？
姜文：成本是高。我觉得这样，这个世界虽然有很多资本主义的思想蔓延，但的确人生不是一个患得患失的机会，这样真的就活一次没多大意思。成本利润这个事儿对买卖人来说是必须去做的营生，但不是全人类必须遵循的活法，有些事儿不应该考虑成本。都那么想，这父母、孩子、对象这怎么搞啊这事儿，都扒拉算盘算这事儿。
王玉年：想问一下马总，刚才导演说有些事儿是不需要考虑成本的，你怎么看？
马珂：成本是我考虑的事儿，导演做导演的事儿，制片人做制片人的事儿。他把他的事儿做好了之后，我们把我们的事儿做好。
姜文：我们有好几个巡线员，我这事儿一到出边的时候人家就吹哨了，所以我撂着边踢。一踢着谁腿，人家给我红牌，万一出了界，人家把球给拿了。
马珂：他可能是这样，比如他说我有ABCD，我们到时候说行，你把EFG也想出来。然后想完之后说，我们考虑考虑你就AB吧，后边的不行。自然也就跟着AB走了。
大数据更像竞选纲领，电影不排斥互联网
“有人性的需求在，戏剧和电影不可能消失”
王玉年：最近有很多新名词，比如判断一部电影有没有互联网基因，还有看电影制作有没有互联网思维，是不是互联网电影，你怎么看？
姜文：互联网电影，什么意思？
马珂：大数据。
姜文：难道这不是一种营销的方式吗？但实际上我不相信大数据有那么准确，或者说根据这个能拍出《纸牌屋》来。就好像竞选，政客的纲领都在替大家考虑，你的医保，你的工资什么，但是实际上他们考虑的是谁当总统。我觉得《纸牌屋》显然不是所谓大数据能制造出来的电影。
王玉年：前段还有人说因为有互联网，电影院可能会消失，你怎么看？
姜文：互联网显然在起着作用，而且作用已经超过互联网本身最早的初衷。但我觉得它是一种方式，关键看用这件事儿的人到底想做什么？
至于电影将来在哪看，我不是特别关心。我觉得我只是相信不可能没有电影，不可能没有戏剧，但是戏剧、电影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人联系，这个我觉得无所谓，大家怎么舒服怎么看。或者植入一个芯片在脑子里，随时“啪”，就可以在脑子里变出各种戏来看，也可以，白日梦嘛，帮助你做梦。总之，他实际上人们的一种需求，就像食色一样，能不能在我眼睛看到的现实之外还能创造一个世界，供我满足。只要有这个人性的需求在，戏剧和现实之外的这种世界永远不可能消失。用什么办法，我觉得不特别重要。
或者换句话说，可能更便捷或者更绚的办法，那有什么不好呢？
王玉年：但是你的电影不是让人逃逸的。比如看《变形金刚》，我就什么都不顾，看完就完了。但是看你的电影总得动脑子。
姜文：我觉得其实动脑筋才是真正的逃逸。你啥都不想，哪也去不了。也就是说你能不能真正通过一次一次的所谓逃逸，让自己的内心和认识发生变化。
否则还是那样，糟心还是糟心，恶毒还是恶毒，那对谁有好处？对不对。所谓地狱就是自己造成的，你认为在地狱里边，你的感受都是地狱。
我觉得看到什么不重要，关键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表达之后对自己的责任很重要。看见冷风吹来，你穿的衣服并不多，你可以骂，什么破天气，但是这种东西就会让你代入一个痛苦的感受当中。你如果觉得，我很需要这种清醒的感受，或者说冬天就是这样的，终于来了，你就是另外一种感受。你可以选择最糟心的表达和感受，但是这感受主要是发自你的心里，它还会再回到你的心里。
王玉年：有人认为这部电影对话太多，像舞台剧。而电影化的表达不够多。
姜文：这可能是我四个电影里边话不多的，《让子弹飞》比这话多，《鬼子来了》比这话还多。
言之有物需要人表达。人原来不会说话，猴的时候，嗷嗷叫，现在猴还叫呢。有的猴也不说话，无声的生物很多。人开始能说话，这个表达是很重要的，需要表达，需要声音，需要语言和各方面的沟通。当人在表达能力相对弱的时候会采取高仓健式的，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也是一个电影的方式，(学方言)“额们农民不会说个话”，也是可以的。但是不是没有内心活动？
以往确实有很多电影，因为他们不会写词，把缺点变特点了，造成一种冷酷式或者沉默式的方式，这个在80年代已经有过讨论，对我来说这没有障碍。我觉得电影也可以说话，也可以不说话。你也可以简单的对打，李小龙那样也可以，史泰龙那样也可以。但是幸好人作为一种生物是比别的东西会说话，这个进化的结果我们不能放弃。关于话剧，(指廖一梅)她是前辈。你把人家孟京辉的话剧给写成电影，你把我的电影为什么就写成话剧了？
廖一梅：我哪有那么大劲啊，我一个人能赶上九个编剧？你说《鬼子来了》话不比这个密，《让子弹飞》话不比这个密？我觉得这个好像挺奇怪。
姜文：昆汀更话唠，我反正愿意看话唠的电影。
我特愿意跟记者聊天，这里人少，500人一起我就成王天王了。因为确实是这样，你越面对众人的时候，离真相越远。因为他为了让大家开心(就要讨好)。
王朔是雌雄同体，看男女关系更透彻
“王尔德是gay，我可不是啊”
王玉年：故事里可以看到马走日对女性感情上的歉疚，这是你，还是编剧王朔的投射？
姜文：我去，这个我不好说，因为这孩子带了这么多基因在里边，早已经混在一起了。说实在的，这次女性作家的出现，对这个片子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你说得对，王朔老师对男女之间的关系比我本人看得透彻。
廖一梅：我原来说过，姜文以前的戏里边。就像王尔德说的，(女人)是用来欣赏的，不是用来了解的……
姜文：王尔德是gay，我可不是gay啊，他两头都明白。但是王朔又不是王尔德，王朔是雌雄同体，对吧。
廖一梅：对，每次我跟王朔说什么事儿，他永远站在女人一边。他说，我是你们一头的，这是他的原话。
姜文：但是他有时候跟我也能站在一块，两头都行。
廖一梅：那从本质上来讲，其实创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
姜文：王尔德是两头都不行。
廖一梅：他没有，人家结婚有孩子，绝对不是同性恋。都行，两头。我就说创作者本身其实都是雌雄同体的，我觉得没有完全的一个男性角度和女性角色，只是说在这方面女人会怎么干(重音)这个事儿，会怎么思索这件事儿。(姜文：太狠了啊，你这个“干”字有性暗示，轻点读。)
女人会怎么推进这件事儿，会怎么想，这些东西我觉得对姜文来说确实有点一头雾水。其实这种男女之间的不能沟通，是上帝设计的程序，又互相有吸引力，又互信暧昧，但是又完全不能理解，才会产生出那么多故事，才会反反复复，从有人类以来男女故事就不断被讲，没有谁能说到根，就是你是说的完全的表达。
姜文：终结。
廖一梅：对，没有终结。这个马走日其实是一个从完全不理解，到慢慢地……
姜文：到最后还惦记，(女人怎么想的)谁帮我打听打听啊，他还是不明白。
于彦琳：我一个朋友和我说，看完《一步之遥》，觉得导演替我们女性复了仇。她有一个男朋友，但就是不跟她结婚。然后她就想说，你不跟我结婚是吧，我死了我看你会不会难过。然后这戏里边刚好完颜英死了，她就往后看得觉得很痛快，说这马走日倒大霉了，然后就特别痛快。
晚上回去她又想这个事儿，如果她真像完颜英一样死了，她上天还有一双眼在看着她前男友受这些罪，她会怎么办？她后来认为她可能会像武六一样，怎么着也要救他。所以她认为这个片子的两个女性，其实讲的是同一个女性的心理。我的朋友都说这电影第一次看有点蒙，因为信息比较多，简直就跟吃了一顿大肉似的。但是第二天一消化，觉得哪哪都能理解，什么都在。
看观众对电影的读解，我有点幸灾乐祸
“一石激起千层浪，我还求什么啊？”
王玉年：电影里有句台词我印象很深。感谢大清亡国，咱们就都是暴发户了。在电影里也提到newmoney和oldmoney的概念。你是不是想说，现在这个社会也是暴发户横行的时代？
姜文：写这个戏没有更多的往现实联想，是为了塑造这个人物。但是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人类环境当中，有人的地方就有newmony，就有oldmoney，反正money不是old就是new，这没什么更多的新鲜的东西。这不是特别大的特点。我是这么理解的。
王玉年：几乎你的每一部电影都会遭遇符号学的解读，《一步之遥》据说也是因为这个在审查上遭遇了问题。有的人看见手枪就觉得暗喻生殖器，看见大腿就觉得有性暗示。这是你电影的丰富性造成的观众误解呢，还是本来就真的有所指。
姜文：这个也不为过，他可以这么想。不是早说过嘛，看见什么想什么，这不是《红楼梦》自己的问题，是欣赏者面对作品在表达他自己。
其实我忘了说句话，现在所有人的感官跟我没关系，跟作品其实也没关系，我只把这东西给做这儿。你认为她怀孕了，你认为她是男的，你认为她是谁的老婆，这跟他们没关系。
我其实这个时候是很高兴的，有点幸灾乐祸。就好比蒙娜丽莎是单面镜，我在后面，看见大家对这个东西的反应，甭管他是恶的、善的。那句诗怎么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一石激起千层浪，我还求什么啊？一种创作者的幸福在这里。
王玉年：你那么喜欢纪录片，有那么追求现实和虚构的关系，为什么不拍个纪录片呢？
姜文：你怎么知道我没拍过，我拿手机拍了好多东西呢。但是纪录片并不意味着等于现实，只是另外一种方式。
我看老纪录片，这个东西不能当成真实，而用一种接近真实的方式来拍，但是你能看到当时麦浪的气息，风的气息，甚至车辙是什么样子的。我看30年代战争纪录片，定格看看蒋介石和张学良那个衣服的质感是什么样的。我说他们的衣服为什么那么厚？后来我发现，当然当时的纺织工艺差点，可能会织得比较厚。第二，扣子为什么显得比现在的扣子大？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是因为人矮，这个扣子可能没多大变化。同样的料子给一米八(的人)做，同样的扣子给一米四(的人)做，这料子就显得厚，厚了就显得大。
还有美国吉普，电影里美国人开着都很帅的，我往上一坐，腿真没地搁。包括我买40年代美军军装，我穿不进去。就那个时候的高个不多，你看那枪没变化，你看那照片，枪比那日本兵脑袋还高，这个有意思。我到德国看他们的展览，那帽子咱们戴其实都小。你可以想象，二战实际上是一帮矮子在打仗，这个是有意思的。
如果我拍古装片，我觉得都得找30岁左右或者30岁以下的人演，就15、16到30之间。因为那个时候，人活七十古来稀，那是幻想，很多人都40多岁就死了。没有老头，35就是老头，你得这么拍一个电影，那才是古代。但我这么拍人家又看不懂了，什么啊这是，这么年轻全是老头？
可能在三国的时候就没有我们想象的老头，头发还没白呢，死了。营养又不好，缺医少药，怎么可能活那么长呢，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人家说诸葛亮26、27岁，周瑜什么30来岁，那都是中老年了，不是年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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