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之遥》影评：姜文的心相世界

徐兆寿

克罗齐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拿历史来解读和救赎今天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同样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所有艺术都是艺术家心相世界的影像。《一步之遥》就是今天姜文心相世界乱相丛生、意义世界匮乏导致创造力匮乏、叙事精疲力竭的一部电影，它不但令导演自己心生沮丧，同样也令观众大失所望。

大道至简。艺术从诞生以来，它既是由艺术家不得己而创造给自己的，也同样是讲述给别人的，以此来消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或达到救赎自我的世界的目的。巫术之神秘在于巫师面对的是鬼神，人是无法通晓的。但艺术是面对人的，自然是要让人知晓。哪怕一个人要给另一个人讲他的孤独、他的世界哲学、他在人性解理上的矛盾等等，即便是用隐喻，也是要尽可能让人明白，达到心灵的和解与通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艺术就是失败的。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曾经在叙事圈套中纵情肆意，尽性为欢，最终读者远离了作家，余华首先发现了这一点，便以《活着》为转折点，拐到了现实主义的大道上，活了下来。莫言也是。更多的先锋小说家则毁于技巧。在进入中年后，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会意识到，叙事的技巧只是外家功夫，是小道，对于人性的理解和表现，对于世道善恶的理解与扬弃，对于真理的揭示与洞见才是大道，才是一切伟大作家的最终归宿。电影也一样。当王家卫在《2046》和《东邪西毒》中尽情探索先锋叙事时，他是成功的。那个时候，他是靠其充沛的才情和想象力、创造力而获得成功的。电影中弥漫的青春气息、忧伤的美学气氛都令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着迷。就像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今天来看仍然是那样通透丰沛，令人怦然心动，难以忘怀。但是，到了《一代宗师》时，王家卫已然进入壮年。成熟后的王家卫在没有获得更高的思想信仰之时，便再一次运用先锋手法和独特的美学风格来取胜时，读者不买账了。虽然《一代宗师》比《一步之遥》在叙事手法和张显人性深度方面要深刻得多，在美学意蕴上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是，它仍然有观众无法理解的小道追怀，有观众难以排遣的失落之憾。至于《一代宗师》后来屡获大奖，则是因为在一个市场主导的影坛上，王家卫的先锋叙事仍然独领风骚，无人能比。它并不能说明《一代宗师》是成功之作。

王家卫的失败也许被姜文等导演看成是成功的方向，所以，姜文在《让子弹飞》那样炫技的影片后，又在小道的追求上极端化了，而离大道也就越来越远了，离人心也越来越远。几乎所有看过电影的影迷们一眼就能看到《一步之遥》中堆砌的镜头：《教夫》式的开头、《红磨房》和好莱坞式的艳舞、卓别林的讽刺、默片时代的影子、《甲方乙方》的延续、《了不起的盖茨比》式的取景与隐喻……无穷尽的叙事技巧说明姜文内心的极度混乱。也许，他会像那些先锋作家和朦胧诗时期的诗人们一样，埋怨观众的低智商。事实上，他已经埋怨了，他说他还没有看到一篇专业性的评论。他所说的专业是什么呢？难道就是这叙事技巧的堆砌和铺陈？

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姜文始终是一个在艺术上有着深刻叛逆的导演。这是他成功的原因。这部影片显然也贯穿了这样的叛逆。他之所以如此炫技，并在技术中迷茫，就是因为他对当下中国影视乃至世界电影叙事的简单化不满。他想创造新的方式，于是，他像乔伊斯写天书般的《尤利西斯》一样，调动了无穷尽的叙事方式。但如此迷雾般地堆砌，只有给观众树起阻碍理解的重重山峦，让观众望而却步，还能怎样呢？

但我们仍然试着去理解姜文的内在世界，以便达到知人论世的通感。电影中有一种对中国文化充满留恋和对异质文化极端排斥的态度，但又犹疑不定，充满迷惑，这是姜文内心世界的摇曳。它是一切的开始和结束，构成电影的内在张力，有人说是自恋，从电影中马走日再次拒绝爱情来看，的确有中国式的男人的自恋，但不仅仅如此。那里还藏着国家与文化的自尊，或者自恋。马走日是旧中国图变改革的一个自我欺骗者，又是上海滩上的一个混混。他操控了上海的花国大选，但命运又被更大的权利、欲望所操控。理想在这里破灭。他为朋友项飞田两肋插刀，但项习田却将他除之而后快。友谊在这里死亡。电影的另一条副线是大帅一家人伦理世界的混乱。人性是如此地荒芜和丑恶，这使他和武六所面临的全面坍塌的世界。他不爱任何人，虽然完颜和武六都深爱着他，愿意嫁给他，并为他舍生忘死，但他并不觉得这世界是可爱的，他不深爱她们。他不愿意与她们结婚。他的死并非谁能杀死他，而是他自己想死。本来是朋友要他死，政府要他死，人民也要他死，于是，他想活下来。他反抗一切，因为他是无罪的。尽管没有人能够证明他的无罪，他也无法逃避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最后他自己想到要死。因为这样，就不会再有爱着他的人去死亡了。他在最后的陈述中也说明了这一点。他对那个没有任何真情厚意、没有任何理性、是非不分、善恶不辨、处处尔虞我诈的社会没有任何的眷恋，他的恨已经转化为追求死亡的虚无。

进一步理解，整部电影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不仅仅是对旧上海的隐喻，还有对今日中国社会的隐喻。对异质文化的极端崇拜，女权主义的喧嚣，欲望世界的横行，伦理世界的混乱不堪……说到底，这是一部充满了批判的电影。

然而，意义世界的消弭使姜文的心中一片荒芜，废墟累累。他对人性是不信的，是绝望的。电影中除了两个现代女性外，所有的人物都是他的敌人，也是恶的化身。他对这世界是充满了批判的，但是，他的意义坐标又在哪里呢？他也不知道。电影中唯一的正面价值就是两个女性对爱情的追逐，然而，他连这一点也拒绝和毁灭了。现代人迷恋的爱情宗教在这里也死亡了。

叛逆下的绝望，使姜文用一幅玩世不恭、荒诞不经的美学口径来撕裂同样荒诞的世界，以此来彰显意义世界。而观众远离了，听不懂他绝望的嘶喊。这就是姜文的心相世界。古人说，诗的功夫在诗外。他不应该拿电影的叙事技巧来救赎自己，而应当放下镜头，去重新寻找他的意义世界。然后，返身归来之时，也是叛逆者回归伟大的创造者身旁之时。

徐兆寿，甘肃武威人，1992年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留校任教，从事现当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化、影视文化的研究与文学创作，现为西北师大传媒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首批荣誉作家。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出版《非常日记》、《生于1980》、《非常情爱》、《幻爱》、《生死相许》、《伟大的生活》、《荒原问道》等7部长篇小说，《麦穗之歌》、《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等2部诗集，《我的文学观》、《中国文化精神之我见》等6部学术著作。获“全国畅销书奖”、“敦煌文艺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十多项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