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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部禁映电影《阎瑞生》如何发展为《一步之遥》

最初对这个故事,姜文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当时上海的“花国大选”,用妓女选美来讽刺当时所谓的“总统选举”。二是阎瑞生的故事被搬上了银幕,而最后一段“枪毙阎瑞生”竟然是实拍。

中国首部禁映电影如何发展为《一步之遥》

姜文---马走日

中国第一部被禁映的商业电影《阎瑞生》

“正午时分,有车,把这三位全都拉进来。有人架着阎瑞生往当中一跪。行刑的枪全都举了起来。 阎瑞生抬头看看太阳,叹了口气,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晚了。‘砰’地一声,死尸倒在地上,鲜血涌现出来”。

这样颇有马尔克斯神韵的叙述,不是小说,是郭德纲的单口相声《枪毙阎瑞生》。在相声界,这是个以1920年代轰动上海滩的“阎瑞生案”为蓝本的“传统段子”。案子的男主人公阎瑞生,是个名校毕业,却是染上吃喝嫖赌恶习的“银行小开”。由于吃喝嫖赌,他背上巨债,进而失去了工作。于是,在“钱”的驱动力下,他打劫并杀死了当时红极上海滩的名妓、“花国总统”王莲英,还将其抛尸荒野。

“大学生堕落”,“赌徒杀名妓”,这些在寻常市民眼中格外刺激的元素,使得这桩血案迅速成为了街谈巷议的大热话题。随即,这案子迅速成为当年娱乐界从业人员最重要的创作素材。王莲英被害于1920年6月,1920年7月2日,《申报》已刊登广告:《莲英惨史》拟出版。之后,《阎瑞生自述》、《莲英痛史》、《枪毙阎瑞生》等等之类的小册子充斥了街头报摊书肆,是当年最畅销的题材。1920年11月阎瑞生被枪毙。被枪毙的次日,上海滩已同时有两部戏在演这件事:一个是在大舞台,一个是在笑舞台。大舞台演的是连台本戏《莲英劫》,笑舞台演的是文明戏《莲英被难记》——也就是早期的话剧。这之后,新剧、相声、越剧、扬州小曲……几乎所有江南一带的曲艺种类都翻制过这出戏。

到了1921年,几个当时中国的“第一代电影发烧友”:徐欣夫、陆涵章、顾肯夫等人,联合商务印书馆的影戏活动部,将这个案子拍成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长片。那时电影初入中国不久,中国故事片少则一二十分钟,多的也只有半个钟头。而电影《阎瑞生》,却时长100分钟。阎瑞生在被捕时供称,作案手段都是从“美国侦探片”看来的。电影《阎瑞生》中的作案手段,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正是中国版的“美国侦探片”。上映第一周,票房收入便达到4000大洋。之后,不断重映,并在全国轮演,一直到1924年,还有地方上映这部电影。

电影《阎瑞生》的成功,引起了当时电影界的争相效仿。在另外一部电影《张欣生》里,创作者就直接聚焦了耸人听闻的“开馆验尸”:“用湿面粉加墨水制作出的死者五脏六腑,在特写镜头下剖出来。”“开膛”一段导致舆论哗然,之后,《阎瑞生》、《张欣生》双双被禁。

电影《一步之遥》中,姜文用“王天王演阎瑞生”这段戏,展现了当年上海文明戏舞台的盛况:每次王志文扮演的“王天王”用大刀向偶人饰演的“王莲英”劈下去,再拎起一只血淋淋的大腿的时候,台下的观众便无比兴奋。

马走日不能容忍别人这样用看客的心态去看待他,于是他化妆成另外一个人,去贿赂王天王。希望他不再演出这样一出戏。然而在巨大的名利刺激下,王天王甚至将这一出也编进了戏里。马走日反而落进了更深的陷阱。

“一个特别大的事件变成一个非常时髦的事情,各种人都在演这个。主角其实还活着,但已经被人枪毙了无数遍了。马走日看到这个,他并不在乎他是不是死,只是认为不是你们你们世俗所描写的这个死法,不是这样的,他不能容忍自己被玷污,也不能容忍王莲英被玷污,所以他回过头来找那个人说不是这样的。但是世俗就是世俗,世俗在乎什么?那帮观众在看,群众永远是低级趣味的,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看爽。”

接受采访时,编剧郭俊立这样解释创作这段戏时的出发点。

电影《阎瑞生》原来的风貌,现在已经很难窥其究竟。然而,从郭德纲的相声里,大致还能领略到几分当年的气质。开始是一段定场诗:“色,色,色,千古一祸。君子识得,小人常乐。大丈夫也难把美人关过。”开宗明义,摆明讲故事是为了劝善。

郭德纲讲得很精彩。那时代的社会万象,世故人心,无不被他描摹得精细入微,栩栩如生。然而最后讲到阎瑞生被枪毙一段,却出奇地简略。只说“‘砰’地一声,死尸倒在地上,鲜血涌现出来。——这就是轰动上海滩的‘阎瑞生’案。”底下的观众便齐齐鼓起掌来。

“咱们中国人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好看热闹”。演出时,郭德纲这么说。

《阎瑞生》如何发展为《一步之遥》

中国首部禁映电影如何发展为《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姜文、葛优共舞

姜文对《阎瑞生》这个题材发生兴趣,是在2007年,那时他正在为《太阳照常升起》做后期。一位在电影资料馆读研的女研究生向他推荐了这部电影。2010年《让子弹飞》上映之后,姜文忙着找新的项目,“枪毙阎瑞生”这个故事,是多个备选项目中的一个。

编剧郭俊立回忆:最初对于这个故事,姜文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当时上海的“花国大选”,用妓女选美来讽刺当时所谓的“总统选举”。另外一个,是阎瑞生的故事被搬上了银幕,而最后一段“枪毙阎瑞生”竟然是实拍。

自2010年至到2013年电影进入拍摄阶段,剧本筹备过程长达三年。最早参与编剧的有编剧述平、郭俊立、危笑等人。最初的剧本由郭俊立执笔。述平说,郭俊立“写了好多稿,写的很辛苦,每一次都要面对很大的调整和变动。”

围绕这个故事,工作室的人查过很多资料,做过很多案头工作。包括姜文自己也看过那本在1920年曾流行一时的《阎瑞生自述》。

在那本书中,阎瑞生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叙述自己从小就把苍蝇放在跟自己有过节的孩子的面里、13岁就嗜赌等等“恶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郭俊立认为这相当可疑,不像是一个人在临刑前自我回顾时所写的话,因此断为伪作。

郭俊立还听了一些关于“阎瑞生案”的戏曲、评书。他觉得这些文本符合的基本是庸众的审美观:一个谋财害命的人一定是獐头鼠目的。

“我们当然不会去写一个獐头鼠目、谋财害命的人。写那个,不就变成王志文演的那个角色了么?”郭俊立说。

仅仅从剧本创作的角度来讲,一个谋财害命的故事,也太平常了:“谋财害命的故事,人物关系太普通,从戏剧性来讲当然不好看了。”

1920年代拍摄电影《阎瑞生》的主创,与阎瑞生本人都有过交集。扮演阎瑞生的那个人,甚至还是阎瑞生曾经的同事。姜文觉得这一点很有荒诞感。

“他说后来那些拍电影的那些人都是是阎瑞生的哥们儿,之前就拍过一些资料。他们知道他被抓之后,去现场把枪毙给拍下来了。拍下之后又觉得有点可惜——那干吗不弄一个电影呢?找另外一个人把他之前的这些事再给演一遍,再加一个真人的,最后弄一个电影不是挺好的吗?我觉得这个荒诞感特别有意思。”郭俊立这样回忆当时姜文所说的。

后来,编剧危笑提出“找别人演多没意思,找阎瑞生自己演”。危笑的意见使剧本开始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顺着这个逻辑,编剧们发展出了:阎瑞生答应亲自出演是为了逃跑,他的“哥们儿”以“帮他逃跑”作为承诺,骗他演了这个电影。然而最后阎瑞生没有能逃跑,依然被一枪打死。

这样打死也不好玩。后来这个故事就变成:阎瑞生在演戏的过程中入戏了,他真的相信了他在塑造一个未来,甚至产生了一种艺术家的使命感:当他可以逃跑的时候,他反倒没逃跑:“我一定要把这最后一个镜头拍完,枪毙我的那场戏我得拍,要不然找别人替身拍那哪行啊。”

对于这样一个类似《子弹横飞百老汇》的故事,姜文仍不满意。因为在这个故事中,电影的一半篇幅都在讲如何拍电影的事。姜文担心,这会让观众觉得这只不过是电影圈的“自娱自乐”。

2012年9月,弄了一年,写了三稿之后,郭俊立觉得自己有点“写颓了”。于是他向姜文要求退出这个项目,准备自己做导演。

编剧述平在编剧手记《我跟<一 步之遥>的那点关系》中,这样描述《一步之遥》在2012年时的剧本筹备状况:“2012年,我们又在顺义谈了两个多月。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已经很有看头了。但姜文还不满足吧,后来,他又陆续找了王朔,找了廖一梅。”

2012年9月到12月,姜文找王朔来写这个故事,王朔给了他一稿小说。

2012年11月左右,郭俊立又接到了姜文的电话,邀请他继续写这个故事。

这一次,姜文向郭俊立提出了一个设想:马走日和周韵扮演的这个角色逃跑了,就像《邦妮与克莱德》。郭俊立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因为这样一来,电影变得更加丰富了。

于是,2013年1月到2013年7月,在这个设想的基础上,郭俊立又写了好多稿。

2013年7月,郭俊立再度向姜文告退。

2013年9月,郭俊立又回到剧组,在组里待了一个多月,设计“花国大选”的台词。到此时为止,电影已经前后有了9个编剧。

郭俊立把整个故事的演化过程形容为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被“修正”的包括周韵的角色。在最开始的设定中,这个角色是大帅的小妾而非女儿。而姜文,则是这个故事的“引导者”和“总设计师”。

“比如说你写了一稿剧本或者一个提纲,当他看到他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他会放大,他会告诉你为什么特别好。这个东西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引导性的东西。”郭俊立说:“比方说我刚刚跟你说的他打王志文,他看完之后他跟我说过好多遍,他说这个非常好。”

已经逃亡两年的马走日,看到名角“王天王”在大舞台上诋毁他和完颜,先是想办法贿赂王天王让他不要再演这场戏,未果后不顾自己“在逃”的身份,忍不住冲上去打了王天王。姜文认为这场戏“有意思。”

“人家糟践你,你不看不就得了吗?眼不见心不烦。你为什么还看,看了你还上去打,你宁肯暴露自己都要上去这样,我觉得这是人的人性的东西。”郭俊立说:“这个东西是有意思的。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让观众产生问题:为什么呀?你宁可不怕暴露自己都要打这个人。”

郭俊立说,在姜文心目中,“马走日”是一个浪漫的人。

编剧孙睿进入剧组时,是2013年夏天。整个故事已经相当成熟。在姜文向他讲述了一遍这个故事之后,孙睿认为,“姜文只需要有个人把它写出来就行了。”

进入剧组之后,孙睿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每一场戏,姜文都要求几个编剧每人写一场。之后:“姜导看看说,同样一场你的这个词好,他的那个词好。这些好词能不能拼凑成更好的一稿的好词。”

“后来知道了,他的工作方式和习惯是:比如你有一稿了,你可以再写一稿词,一直写,写三十稿。‘这词才会越来越香。’”孙睿说。

“他会鼓励你有各种可能,各种可能之后他最后是收网,他把你这种可能最后摘出他觉得是他表达的东西,然后拧成一个东西,再让你在这个小圈子里面发挥再往外走再收,是这么一个过程。”郭俊立说。

“姜导对观众的态度永远像请客:你花门票进来了,我就把我最好的食材给你,我不会考虑你花50的门票,我就在50以下的成本食材给你,他把他准备最好的都给你端上来。”孙睿说。

“姜文的每个电影都是五六部电影,这是他的风格。”郭俊立这么总结。

“你所看到的,就是你应该看到的。”

中国首部禁映电影如何发展为《一步之遥》

北洋八美图

《一步之遥》上映之后,观众口碑呈两级分化。对于主创人员来说,让他们敏感的,不是“恶评”,而是“恶评”背后人心的那些幽暗角落。

“各种人拐弯抹角地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幸灾乐祸的态度,这个事有意思吗?你可以说你不喜欢这个电影,比方说对于姜文的五部电影里面你甚至可以说它是最不好的,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客观地说,你拿《一步之遥》跟今年的所有电影比,我觉得真的是不在一个层面。”郭俊立说。

“在大众的心态中,《让子弹飞》的时候,老姜是张牧之,现在变黄四郎了。”郭俊立说。

“现在攻击他的,和当时拥戴他的,是同一批人。等姜文下一步再拍出一个《让子弹飞》来的时候,这些人大概又会跑来对他说:《一步之遥》我特别喜欢。你不觉得这个特别荒诞么?”郭俊立说。

“我以前,大概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拍摄过纪录片。我经常看到,一些报纸上的文章,和你亲自与这个人接触,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得到的历史,往往是另外一回事。这件事是我本身特别感兴趣的,也是老姜会感兴趣的。于是我们就来挖掘这个事件,努力看到这些文字、素材、事件背后那些有可能的东西。”郭俊立这样叙述《一步之遥》的创作初衷。

2014年秋天,述平终于看到了这部电影的成片。影片华丽的程度让他惊异:“它那华美、炫丽的影像,老实说,我凭自己头脑的想像完全想不成这样,非常震撼。”然而,他同时也感觉,这已经是一部完全陌生的电影,和他们开始的时候想像的那个故事,已经“万水千山”:“后续者的创作者们用各自的才华和想法,一层一层地覆盖了最初的故事,以至于原有的那 个已经了无痕迹。”

“电影是导演的,我们负责的只是技术,我们是给他提供弹药的一些人。”郭俊生说:“我跟你这么讲,所有的编剧都是买菜的买,摘菜的摘菜,大厨只有一个,那就是老姜。整个故事的创作历程,走了很多路,最后决定这些路的走向的是导演,我们只是给人帮忙的。”

述平也认为,《一步之遥》是一部“打着姜文强烈个人印记的电影。”

郭俊生认为观众不应该怀疑姜文的真诚:“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姜文是在电影圈里目前来说少有的艺术家,我不知道你承认不承认。没有什么人在这个行业里面还坚守着一个艺术。”

针对影片目前的呈现,述平则说:“你所看到的,就是你应该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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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枯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