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姜文导演：有困惑了才去拍电影

姜文，著名演员、导演、编剧、监制。1963年生于唐山，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早期主演电影《芙蓉镇》《春桃》《红高粱》，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等。1995年自编自导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大获成功，之后主演、导演作品包括《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一步之遥》。

印 象

与你永隔“一步之遥”

22年，5部电影，姜文的电影始终散发着浓烈的个人气息，无论票房成败，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会被热烈讨论。

其实，这5部电影正是姜文几种性格与兴趣的映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怀旧与热血，《鬼子来了》中对人性的检视，《太阳照常升起》中浓稠的浪漫主义，《让子弹飞》中的机智与狡黠，以及最新的《一步之遥》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冒险精神，共同组成了这样一个立体的姜文。

采访那天，记者们在休息室里等待姜文到来，每个人都压低声音窃窃私语。一篇题为《如何正确地采访姜文》的文章已在网络流传多时，这个被访者总能让陌生人产生一种心惊胆战的感觉，似乎他随时会逼问你，永远有一种俯视的态度。

姜文如期而至，穿着运动衣和球鞋，举着一杯掺着番茄汁的“血腥玛丽”，用那和银幕上一模一样的声调招呼大家：“来！我们聊！”采访中，有女记者问姜文如何看待男女关系，姜文想了想，认真地问她：“你特想知道吗？这是你的困惑吗？别想了，除非一个人能长俩脑袋，一个是男，一个是女，这样才能想明白。”女记者尴尬地愣在那儿，姜文的霸气一览无余。但是，在与他合作过的人口中，这个粗狂的男人却是“体贴”而“羞怯”的。他给人们扔出一个被贴满符号的自己，却把真实的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

《一步之遥》上映后，网上有人评价这是一部烂片——比如，不断地在正片中加入各种黑白纪录片和伪纪录片片段，营造默片年代的情愫；比如，一开始就没完没了地跳百老汇范儿的爵士、踢踏、大腿舞，成了歌舞秀；比如，舒淇北京腔的配音导致拧巴的台词，以及近乎于魔幻现实主义的情节设置，一直靠各种碎嘴对白，无笑点自嗨无限拖延时间……

但对这样的评论姜文觉得有些不平，因为从剧本到整个拍摄过程，再到后期的宣传，他都在努力做到精益求精。在《一步之遥》中，为了达到他理想中的画面标准，他甚至重新粉刷了烟囱、铺了铁轨、种下大片鲜花，为一场戏耗掉过11万尺胶片。有人曾形容，姜文的电影是“锦衣夜行”，而姜文回答，“依旧是锦衣夜行，但这次，我开了路灯，还是多角度的光源。这次，我要把钱花在你们能看到的地方。”他还说，“其实，我对电影就俩要求，好看，有趣。其余没了。”

如今的姜文依旧特立独行，与时代保持着距离。他没注册微博，自己的团队也没有微信公众账号，只在每一部电影上映前进行常规的宣传活动。他有两个“怪癖”，喜欢随手拍各式各样的监控摄像头，发在微信朋友圈中，他喜欢那些东西或粗粝、或精致、或简陋的样子。另外，他还喜欢站在电影院的二层，看观众们的反应，他最喜欢看观众笑，喜欢默默记下他们笑点出现的那一瞬间。

对于姜文来说，也许我们依旧与他间隔着似近还远的距离，当你觉得已经了解他了，他却又飞快地跑远，如果你还是不甘心，一定要把一个准确的标签贴到他身上，最后你会发现，这一切可能都是徒劳的，你和他之间永远相差“一步之遥”。

乱世出英雄，也出故事

记者：《一步之遥》展现了一幅热气腾腾的乱世风景，您为什么喜欢把故事背景放在那个混乱的时代？

姜文：其实从戏剧构成上来说，乱世容易出故事，乱世也容易出英雄。生活一旦极端化，故事就容易出看点，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不单是我一个人这样，莎士比亚写的也都是乱世啊，生活太好了，故事就太空了。乱世，人性表达得就更淋漓尽致。《让子弹飞》是北洋时期的南部中国，《一步之遥》是北洋时期的东部中国，我可能还要再弄一个北部中国、一个西部中国，搞一个北洋四部曲。北洋时代戏剧性比较强，它是从一个整体要变成另一个整体之间的活跃的缝隙，是四分五裂的，没有一位说了算的人物，谁都可以试试，所以戏剧性比较强。

记者：那么您个人呢，您是愿意生活在和平时期还是乱世？

姜文：我觉得还是和平点儿好，过日子嘛，上街安全点儿好。但这个问题也分岁数，说实话，在我小时候，甚至二十几岁的时候，也是恨不得每天能有点儿乱七八糟的事儿发生。现在我这种老男人当然喜欢安静一点儿，别折腾了，折腾了又能怎么样？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别折腾了。打仗都是过分的，乱世不好。要是非要打仗，就干脆单挑一个地儿，比如说，“决战南极”，全在那儿打，别在有人想过日子的地儿打。

记者：您怎么看待最近一直很热的“民国范儿”？

姜文：民国其实没那么了不起，整个国家的GDP是很低的，风花雪月和才子佳人都是传说，我真想不通哪里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对那个社会保持着一丝留恋。那时候的知识界也不高明，确实有些新的探索，但整体而言都还是幼稚的。我不是说幼稚不好，只是说，把“幼稚”夸张到一种“范儿”，就有点儿让人觉得可笑了。

举个例子，我看过梁实秋的一篇文章，写到他们读清华学校的时候，很多学生连洗澡都不愿意，不是没有条件，而是不愿意，宁可让跟班去替他们洗澡。你说这民国的味道，能好闻到哪里去呢？所以，我觉得所谓的“民国范儿”里，一定有一些长期不梳头的头油味儿、长期不洗澡的人身上令人不愉快的体味儿。其实，“民国范儿”不过是让一些浅薄的人给误解了，那不是民国的错，是他们自己没想明白。

我不是一个要别人肯定的人

记者：有很多人说您的电影看不懂。

姜文：对，嘲笑我，说我的电影看不懂。我原来以为看不懂会不好意思，起码得装懂吧，但结果人家就是不懂，就是不想看。这一点倒是和我一样。我对电影的追求就是俩字——好看。生活是可以不懂的，但电影是不能不懂的。我就觉得，我们能不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让电影更有趣、更好看上？这总比死乞白赖掉进钱眼儿有意思啊。《太阳照常升起》票房低，结果投资商也没怪我，还安慰我，问我你还想拍什么？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后来就拍了《让子弹飞》，把钱赚回来呗。其实“子弹”和“太阳”一样，我都是为了好看，但观众的反应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真不喜欢聊票房，我原来说能赚一块钱就应该知足，但我们的制片人马珂听到不高兴了，他说不行，得赚两块！你想两块就不陪了，万一赚三块就得烧高香啦！

记者：您拍电影是想表达什么？

姜文：是不是言之有物，是不是想说点儿什么，这很重要。没有表达欲是拍不了东西的。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也是学导演的，我曾经问他，怎么才能成为一个导演？他说，有话要说，还能说得好听、利索，这就是一个好导演；没话要说，最后说得还行，不讨厌，这算个合格的导演；本来就没话要说，最后还说得离了歪斜，那就讨厌了。但其实终归只要有话要说，就是好的，哪怕最后说得不好，也还行。其实人和人都能共同体会的故事，无非也就是男男女女、友情、背叛。我们无非是通过这些把大家的情绪和共鸣带动出来，让每个人都有一个稳妥的故事。

记者：有人诟病《一步之遥》的剧情混乱，您如何解释？

姜文：我是学戏剧的，剧本的底子、戏剧的构成，对我来说是拿手的，也是我迷恋的东西。二战后欧洲人赶上的电影时代是，大家就想从电影里看点儿可以触动灵魂的东西。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他不但看不懂，他还耻笑你，你是不是不会拍电影？我不是一个要别人肯定的人。谁都容易被误解，没有办法逃脱被误解，人生就是不断地误解出来的，也没什么不对，没法儿不误解，大家都习惯了被误解。大家可能觉得这就是真正的交流。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本来就建立在误读之上，也建立在八卦之上，《史记》就是个政治八卦嘛，司马迁也没经历过他写的那些事儿，差400年呢，我们就当正史读了。

不担心自己善变

记者：总是在想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您困惑吗？

姜文：我永远有困惑。或者说我有困惑才去拍电影，如果一个人没困惑也去拍电影，那最后能拍出什么呢？自己也表达不清楚的一些事儿，于是就通过影像、通过人和人之间的故事进行交流。固定在胶片上、文字上，困惑有了交代，或者说远离你了。但困惑不是麻烦，不是难过。大家都有困惑，可能人们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排解困惑，比如说有人会去染个头发，有人去买件新衣服，有人去和朋友吃个饭，就把这种东西掩盖过去了。人为什么怕孤独呢，尤其是躺在床上将睡未睡的时候，这时候又没有新衣服、又没有朋友，这个时候，孤独就来了，焦虑就来了，睡不着觉，瞎操心，你能怎么办？我觉得困惑是人普遍的感受，这也不是人的错误或者社会的错误。你想也没用，但你不想也不可能，那你就干脆在过程中去享受这种困惑好了。

记者：以您如今的这个年龄段，您觉得这些年自己内心最多的变化是什么？

姜文：博尔赫斯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人看书，其实永远是在重读，比如拿一本书，小时候你用笔画上了觉得有意思的一段话，再过5年，你又画了一段，又过了几年，你不停地画，最后你发现，一本书都画满了。没画线那地儿，其实是你没有感觉，而不是说那个东西没有意义。但是你也别强迫自己，我17岁刚进中戏的时候，看了俩电影，《罗生门》和《教父》，那场面乱七八糟，根本看不清楚。你想啊，17岁的小孩肯定喜欢《教父》，那多帅啊，情感上也能理解，当时根本不喜欢《罗生门》，心想这什么破电影，黑不溜秋的，也不喜欢日本演员那种状态。而且马龙·白兰度的台词多好听啊，从容不迫。但是，随着慢慢长大，我又觉得《罗生门》很有意思，一个事儿，在不同人的嘴里愣给讲成了不一样的故事，甚至死人都能回过来再讲一回，这种表达方式是一种多么不同的东西啊。

对我来说，我庆幸当时我也没不懂装懂，我确实不喜欢《罗生门》。有很多孩子就装懂，黑泽明，人家拿过金狮奖啊，但我真不在乎这个，爱谁谁，黑泽明就黑泽明，又能怎样？我就看不懂，就不喜欢。但过了多少年，我的看法也在改变，我依旧喜欢《教父》，只不过又产生了新的认识。其实也不用担心自己善变，我就变了，怎么地吧！

记者：《教父》是您最喜欢的电影吗？

姜文：这确实是一部让我非常非常难以忘怀的电影，它其实是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手法去表达，这是很值得人们去回味、去注意的。我17岁时看这个电影，是没有任何电影手段能阻挡我的。但后来我学了一点儿电影知识，我才知道：这导演没想法啊，看的都是演员的事儿。现在你看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你是能看出导演的手法了，但是他也不阻碍演员的发挥，这种导演手法是可爱的，甚至是有孩童心的表达，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不喜欢那种假模三道的导演想法，还不如让演员单纯在那演呢。

我愿意把日子过舒坦了

记者：每次拍新片的时候，您会想到自己过去的电影吗？

姜文：拍一部新电影的时候，我是不会去想跟以前的东西怎么罗列起来，其实真正的创作，是为了忘记。现在我不像年轻那会儿，血气方刚，急着见人就要表达思想。但我的思想还在那儿。

记者：都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您现在回头看自己的电影，觉得遗憾吗？

姜文：都说电影是个遗憾的艺术，但对我来说不遗憾。在中国，可能我为某一部电影搭的时间是最多的。我并没有追求完美，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尽量消灭遗憾，我不打算留下本来可以消灭的遗憾。

记者：您在22年里只拍了5部电影，其实现在一年拍一部电影的导演很多，您为什么拍得这么少？

姜文：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生活，都是有工夫才拍电影。把老婆、孩子、家庭照顾好，我才记着去拍戏。我不会说我只会拍一种东西。我只拍了5部电影，但这5部电影很不一样，这是我自豪的地方。大部分导演都在拍续集，从一个片子往后就不断重复而已，这当然很保险。

记者：其实感觉您是一个离不开艺术的人，那么平时生活里，没有工作的时候，如何调解自我？

姜文：生活本身就有很多的东西，电影没有什么，电影是个表达方式，就是工具吧，像纸和笔一样。你有什么要表达的，就通过电影表达了，没有什么要表达的时候，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呗！平常我在家不看电影，不谈工作。我必须陪孩子，有工夫我还是喂我儿子吃饭好了。我可以不拍电影、可以不当演员，什么都不做，但我愿意把自己过舒坦了。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我妈自己把自己给辞职了，她就说我不想上班了，我是在这种教育环境下长大的。现在我就是早睡多动，少吃多读。这大概不是新的生活方式，但被很多人忽略遗忘的好东西再找回来就又是新事物了。

姜文往事

上世纪70年代的阳光、水汽，还有烧焦荒草的气味，共同组成了一个明亮与迷惘并存的夏天。很多年以后，姜文在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将这种感觉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但是，在姜文的少年时代，他却远没有像电影中的男孩那样气势汹汹。中学时，姜文跟随在部队工作的父亲从贵州迁到北京定居，与同班同学相比他年龄偏小，每日沉默寡言。

姜文家所在的军队大院在内务部街，紧邻北京人艺家属院所在地——史家胡同。人艺子弟和军队大院子弟彼此相熟。那时候姜文常常和人艺著名演员吕恩的儿子胡其鸣、人艺艺委会副主任英若诚的儿子英达等人，一起跑到人艺后台，蹭戏、听朗诵、看内部电影。

在一次班会活动上，姜文站在讲台上为同学们讲故事，班主任发现这个平时寡言内向的少年有极强的表演天分。在她的鼓励下，成绩平平的姜文决定报考表演系。

1979年夏天，姜文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结果落榜。这次落榜的原因，后来也在北影表演系内部悄悄流传。有一种说法是姜文在进行模仿片段的考试环节时，把所有考官都镇住了，因为这孩子模仿得实在太像，所有老师都拿不准，到底要不要招进来一个能够如此纤毫毕现进行模仿的学生。

第二年，姜文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又险些落榜，幸亏中戏的张仁里老师看出他的潜质，力主破格录取他。

关于姜文的声音模仿能力，后来也成为中央戏剧学院的传说。在校园里，姜文是个调皮人物，最喜欢的恶作剧就是打电话，在电话里模仿曹禺、模仿赵丹，把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唬得一愣一愣的。

上大学之前，姜文不但话少，甚至还有点儿结巴。姜文就读的北京72中不但不属于重点中学，反而有点儿“不光彩”。当时重点中学北京二中为将一批调皮捣蛋的“坏学生”调剂出去，单独成立了72中，这些“坏学生”就包括胡其鸣、英达、濮存昕和姜文。这些“坏学生”按照谐音给72中取了一个绰号，叫做“气死二中”。多年后，这两所学校又进行了合并。有一年，二中校庆，曾联系姜文作为杰出校友代表回校出席活动。对于这个邀请，姜文撇着嘴，嘻嘻哈哈地说：“谁……谁……谁……谁是你们校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