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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编剧芦苇
因电影《霸王别姬》、《活着》而知名的编剧芦苇日前获颁中国作家榜“年度致敬编剧”。
他不仅是国内金字塔尖的金牌编剧，也是一名犀利的电影批评者。
他的《电影编剧的秘密》对众多电影近乎直白的批评让不少人惊呼，“他简直不想在圈子里混了。”
事实上，芦苇说，这本书出来之后他确实把电影圈的人全得罪了。
现在他就是一个“独行者”，“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
他说，他只对电影负责，“我对电影的真诚还在。”
“中国烂片多，与导演、制片人的水准不高有关。”
记者：正在上映的《一步之遥》和《智取威虎山》看了吗？
芦苇：还没有。最近看的片子就是《太平轮》。
记者：这部片子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一个笑话，您的观感呢？
芦苇：《太平轮》的题材不错，历史背景很壮观，讲了一个动乱时代的海难故事，但是电影的叙述技巧有大问题，人物定位也缺乏个性，整个故事不精彩，人物不完整，非常概念化，很难在情感上触动观众。台词没有魅力，跟生活不搭调。《太平轮》本来应该是一个好故事，大时代的背景，政权交替时代巨变之时，乱世出英雄，容易看到人性，可是在这个电影中我们看不到，只有美女在换服装，走各种时装秀，在一个动乱时代这种形象，这很奇怪。
记者：为什么吴宇森这种级别的导演对这些问题会熟视无睹？
芦苇：导演和运动员一样，都有所长，也有所短。吴宇森拍香港黑帮片、枪战片的时候胸有成竹，但是一到大背景、大格局的电影，他的局限性就凸显出来了，从《赤壁》到《太平轮》，他的人物多是概念化的，缺乏戏剧魅力。
记者：没有人告诉他这是一个平庸的剧本吗？
芦苇：《赤壁》他还曾请我写了一稿，但是那稿他没有采用，现在整体感觉台词与影片整体脱节。
记者：你怎么老遇到这样的事儿啊，《白鹿原》也是。我们老在说没有好剧本，但其实是有选择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芦苇：《白鹿原》我写了7稿，《赤壁》就写了一稿。也许他们想的内容和我大相径庭。
记者：沟通成本怎么这么高啊？
芦苇：中国烂片多，与导演、制片人的水准不高有关。
“如果把电影定性为实验电影，投资不要超过800万元人民币。投资者投《黄金时代》也够业余的了，基本上拿钱打水漂玩儿。”
记者：这一年的国产电影有可看的吗？
芦苇：乏善可陈。有一部还算保持了水准，就是《亲爱的》，文化品质与质量都不错，电影还在力图表达今天的社会真相和问题，电影还能起到对社会的表现与反思作用。电影只有去表现生活、反映生活，才能起到净化社会的作用，人们才会去反思生活。
记者：《白日焰火》和《推拿》呢？
芦苇：《推拿》还没有看，《白日焰火》拍得非常好，在反映中国的现实生活方面独树一帜，而且特别锐利。作为一部影片它的结构是完整的，故事与人物也是真实的。
记者：《黄金时代》和《蓝色骨头》呢？
芦苇：《蓝色骨头》我没看，《黄金时代》我特别不喜欢，萧红应该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小说写得很好，但是电影把她拍得那么苍白无力，脸谱化和概念化。电影本身是支离破碎的，把她的生活碎片罗列了一大堆，而且烧了不少钱，因为是大制作。
记者：主创对电影的诉求和形式是有解释的。
芦苇：不管怎么解释，观众不听解释，他们花了钱是要看电影的。观众进电影院是要看一个精彩的故事，令人感动的人物，这部电影里都没有。
记者：文艺实验电影就不要尝试去走市场了吗？
芦苇：不是不要，我讲一个故事。《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是一个艺术电影、先锋电影，在电影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得过电影节许多奖项。导演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的电影投资不能超过70万美元，因为我的观众就这么多，很少，超过了就赔了。”
如果把电影定性为实验电影，投资不要超过800万元人民币。投资者投《黄金时代》也够业余的了，基本上拿钱打水漂玩儿。
记者：但是这样的电影类型也是需要的吧？
芦苇：即便是作为艺术片，《黄金时代》也谈不上成功。是一个在市场上和艺术品质上都让人生疑的电影。
记者：你曾说不存在不卖座的好电影，现在还坚持这个观点吧？
芦苇：只要电影好都卖座。《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也卖座了，成本那么低。小众电影比方说《图雅的婚事》，投资没超过500万，后来还挣钱了，在海外艺术院线发行得不错。
电影分三大类：大情节片、小情节片和反情节片。大情节片最容易被观众接受，小情节片相对弱一些，反情节片观众最少。如果是反情节片，投资一定要小，因为受众小，这是规律，跟盖房子一样，5个人住是一个模式，3个人是一个模式，一个人是一个模式，一个人住500平方米的房子有点荒唐。单身公寓500平方米，你受不受得了？你要对成本珍惜，老板的钱也是钱啊。陆川拍《王的盛宴》的时候，我问他大情节还是小情节，他说反情节，我问他花了多少钱，他说7000万，我说你疯了。你不赔谁赔。道理很简单，受众群没那么大。
记者：对于艺术电影，有人觉得是中国电影观众缺乏基本的素养。
芦苇：货卖不出去怪人不识货。举个例子，《霸王别姬》和《活着》，你说不清楚它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好电影应该是这样的，它既是艺术片，商业性也很好，《霸王别姬》那个时候电影票4元，票房是4500万，放到今天就10亿了。当然，说到文艺电影，中国观众始终是比较低水平的，受教育程度、文化知识结构和欧洲是没法比的，这是一个现状。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进入价值观紊乱的时期，它的恶果和它所制造出来的一代人的价值观迷茫已经呈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影只是一个角落。”
记者：去年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粉丝电影”，郭敬明、韩寒的电影都是暑期档最具热度的话题。
芦苇：我买票看了《小时代》，韩寒的没看。我就是想看看大家为什么这么不待见《小时代》，看了以后，确实我也不待见。但是它有一个优点，类型清楚，知道它的观众是谁，这部电影是给“郭粉”拍的。
记者：有人批评《小时代》的价值观，您怎么看？
芦苇：价值观的迷失不仅是《小时代》吧？这是中国电影的整体问题。我坦率地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进入价值观紊乱的时期，它的恶果和它所制造出来的一代人的价值观迷茫已经呈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影只是一个角落。电影里还能看到传统的价值观吗？没有了，比如说，英雄主义、爱情至上、诗意和浪漫都消失了，充斥着搞闹搞笑，完全为了感官刺激低级的需求。
记者：说到价值观，想到另外一部电影《中国合伙人》，很多人喝彩。
芦苇：《中国合伙人》和《亲爱的》一比较，高低立判，《中国合伙人》是中国的粉丝影迷们所乐意接受的一种价值观：奋斗=金钱。
记者：去年看到什么不错的国外的片子可以推荐吗？
芦苇：去年很少看片子，大部分时间在写剧本。一定要推荐的话，我推荐俄罗斯的电影《自己去看》，看俄罗斯人是怎么对待历史的，是怎么表现历史真相的。
“《狼图腾》对中国电影是个讽刺。中国什么都缺，唯独不缺题材，唯独不缺故事。现在的中国电影和我们社会最迫切的问题已经完全脱节了。”
记者：即将上映的《狼图腾》由您编剧，编剧过程曲折吗？这个小说在价值观上曾经也面临着一些争议，您的感受如何？
芦苇：《狼图腾》编剧很顺利，写了两个提纲后开始写剧本。写了一稿，导演很认真。后来又组织了一个法国编剧，要做两种语言版本，成片我还没看。小说本身见仁见智，对我来说，我看到里面反映出一种严峻的现实，就是环境问题，这是我看到的问题，有人读出另外的意味，说它宣扬动物法西斯主义什么的，狼文化，这个有点扣帽子，我把它叫作中国式批判。中国的发展速度每年递增7%到10%，我们的代价是什么？北方的水资源已经被破坏了，包括北京的雾霾天增多，这就是代价。《狼图腾》的主题没有问题，非常正常，很健康，可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狼图腾》是一个法国导演拍的？中国导演没有人对这个感兴趣，中国的电影环境是不选择这种题材。
记者：这是一个大情节片还是反情节片？
芦苇：都不是，是小情节结构。《狼图腾》对中国电影是个讽刺，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生态环境的问题，只有法国导演对这个感兴趣。电影界成天喊没有剧本题材，可是《狼图腾》这样的小说摆在那里十几年了，也不拍，这就是价值选择的问题。中国什么都缺，唯独不缺题材，唯独不缺故事。现在的中国电影和我们社会最迫切的问题已经完全脱节了。医疗腐败，官场、商业腐败，环境恶化，生态被破坏，矿难及犯罪，多少问题啊，电影里一点都没有，完全交白卷。
“我们跟好莱坞差距并不全是技术上的，真正的距离是文化上的，他们的电影是全世界都能接受的价值观，我们的电影做不到。”
记者：贾樟柯的《天注定》不算吗？
芦苇：贾樟柯也是打个擦边球，讲讲社会的犯罪问题，《天注定》我看了，毕竟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弥足珍贵。但是你说电影本身的质量，和《亲爱的》一样，技巧有待商榷，但是它表现了现实，很有勇气。
记者：还有一个电影争议也很大，就是《归来》。
芦苇：《归来》的主题很棒，演员角色也很棒，文化品质也很棒，直面“文革”后果，“文革”使得这个家庭妻离子散、破灭，至今不能团圆。但是《归来》在电影叙述上有问题，它回避了男主人公所遭遇的苦难，到底遇到什么事情，应该追究这个原因，陆焉识这个角色就没有人气，小说里锐利的一部分，对于命运、时代、人性的追问电影里都缺失了。
记者：乏善可陈的一年，您对中国电影好像一直都批评较多？
芦苇：中国电影文化品质低劣是一个事实。我们的票房在全世界已经飙升到前三了，但是我们的电影在文化交流上几乎是空缺。中国现在的市场很好，有庞大的流动资金，到处找出路。现在是个生产垃圾文化的时代，跟冒牌服装、垃圾食品繁盛的道理是一样的，有庞大的需求量，庞大的市场，电影也产生这种产品，同时也与我们的产品在国外的遭遇是一样的，难以进入生产的正式发行渠道，电影节也很难参加。
比如说戛纳，去年中国电影又是一个零，13亿的人，电影界的奥林匹克连入围资格都没有，人家不要。《小时代》在美国特别惨，票房数字特别可笑。人家看完我们的《小时代》都不明白，中国人的脑子是怎么了？认为国人的装腔作势和炫富心理非常病态。电影从来是一个民族区域文化的代表，我们跟好莱坞差距并不全是技术上的，真正的距离是文化上的，他们的电影是全世界都能接受的价值观，我们的电影做不到。
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中国的电影许多是模仿移植的，是“搬”过来的，换个名字、情节、人物就完了，包括几个卖得大火的电影都是模仿秀，你一看就是“克隆”过来的，名牌仿制品，就跟服装一样，山寨货，满大街都是。
“中国电影低俗化、脑残化的问题是因为整个社会、市场都是如此，电影只是一个结果而非原因，一时很难改变。中国人很有可能沿着这种媚俗热情一路狂奔，直到最后走入绝境。”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困惑，为什么以前一些经典文学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现在好像越来越难？
芦苇：中国电影早就没有文学了！过去电影和文学是有血缘关系的，现在这种血缘关系几乎斩断了，应该说低俗电影和低俗文学倒是紧密结合起来了，比如说《小时代》，我们知道《小时代》的读者有多少人，2400万观影主体是他们。
中国电影已经完全放弃了对于价值观的追问，对于历史真实的表达，电影成了一种软性毒品，让人high的东西，彻头彻尾的商品消费，我们现在去看电影和下馆子、买新衣服是一样的，寻求感动没有。High是有了，也有获得感观满足的，唯独没有情感和价值观。这样的脑残电影制造脑残一代，这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在一个正常环境下的价值观对于脑残一代是失效的。
电影有两重功能：娱乐和文化表达。娱乐已经畸形发展起来，非常庞大了，但是文化价值的追寻却萎缩了，这个不正常。
记者：对这种情况大家似乎也没什么办法。
芦苇：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电影的现状、结果和隐患应该全民关注，但社会已经缺乏这种责任感了，大家觉得电影就是哄孩子嘛，给孩子点钱让他们玩玩，就是一个消费和娱乐。过去电影有一种文化诉求，和电影人物一起欢笑和流泪，今天只是肤浅的感官效应。中国电影四个字——贱皮贱脸。这是社会问题。一个老人趴在地上，没人去关注他，道德上的恶性循环，伦理上的，电影也一样。中国电影低俗化、脑残化的问题是因为整个社会、市场都是如此，电影只是一个结果而非原因，一时很难改变。中国人很有可能沿着这种媚俗热情一路狂奔，直到最后走入绝境。
记者：这么说来，您对中国电影太悲观了。
芦苇：社会机制不鼓励有文化批判意识的电影，张艺谋的《活着》到现在也是禁片，《霸王别姬》被“枪毙”三次才得以公映。
记者：独立影评缺乏似乎也是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您在《电影编剧的秘密》的很多观点是不是就得罪了很多人，张艺谋、陈凯歌来找你了吗？
芦苇：独立影评难得一见。有一些刊物上的影评还不错，老晃这些人，基本水准还在。我对《无极》的评价就毁灭性破坏了我和导演的关系，电影就是让人评论、说三道四的嘛。我对电影的真诚还在，对电影的感觉还正常。
记者：给年轻的编剧们推荐一本书吧？
芦苇：《编剧的艺术》，我当年就是看这本书开窍的。
记者：《狼图腾》已经完成了，最近在忙什么？
芦苇：我在策划拍摄一个纪录片，有关孙立哲的，他是我们一个时代的标志，最杰出的一个乡村医生。另外《白山黑水》也正在写，是我愿意写的，1930到1940年代的故事，民国题材，二人传老艺人的传奇故事，本山传媒接受了，赵本山是一个独具慧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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