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两岸三地导演呼吁电影分级

两岸三地导演协会会长交换纪念礼物

第13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1月10日到1月14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两岸三地的数百名导演聚集一堂，分析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的现象，并共同寻找有意义的方向。包括侯孝贤、陈可辛、尔冬升、顾长卫、王童、李少红、何平等知名导演均出席此次会议。

1月14日下午，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封呼吁书。这份呼吁书是第13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上两岸三地数百名导演共同讨论的结果。王小帅、高群书等导演都转发表示了支持和赞同。

这份呼吁书主要有五点内容，包括提升华语电影专业品质、推进电影分级制、加强行业自律、拓展电影多元化发展以及扶植青年导演等。其中第二条关于电影分级制的内容成为此次导演研讨会的重中之重。

下面是此次研讨会上导演们关于分级制度的部分发言内容：

谢飞：关于分级问题，虽然导演不直接管这事儿，但值得学习。导演应该知道，自己拍完一部戏，适合什么样的年龄人群观看，这样才能保护青少年、保护健康的电影市场。同时，导演会民间组织应该发声，对于现在出现的不太恰当的现象，表现态度。

电影分级制度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青少年发展教育，起到指导看片的作用。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电影都经历了分级制度的发展进程，内地也曾经在历史上有过一些推进分级制的行为但没有实施成功。一直以来我们也都在不断的努力和争取电影的分级制。

何平：分级可以给导演创造更多的创作空间，希望可以和制片人协会一起探讨解决。

李杨：有时导演是无助的，孤独的。如果不改变现状，我们的才华，会在金钱的利益下不断被阉割。有时当导演一个人去面对强大的金钱、制度的压力时，不是导演不坚定，而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妥协。

朱延平：30年前的台湾审查制度和现在的大陆一样，极其严格。后来台湾电影才分为三级：普通级、辅导级、限制级，而随着发展和需求，现在又新加了“保护级”至四级，更明确了分级制。

尔冬升：香港电影的分级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的需求，从早期的“儿童不宜”开始慢慢完善，演变为了现在“三级制”。大陆的电影分级，可以率先在业内启动，导演会的导演先对自己拍的电影有分级意识和呼吁，让其成为一种行业自律。

第13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呼吁书全文

往次导演关于内地分级制度的讨论和倡议

2012年12月15日，著名导演谢飞在微博上发表《呼吁以电影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的公开信》，引发外界广泛关注。一时间，“电影分级”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电影分级本质是为观众服务

2012年12月18日，谢飞、何平、张元、王小帅四位导演就“电影分级”与网民展开讨论，回答了“中国电影为什么需要分级”、“如何推动分级制度实行”、“在推动分级中将遇到哪些困难”等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何平在讨论中多次强调，电影分级本质是为观众服务。“过去大家对于电影分级一直存在一个误区，以为电影分级是为了创作者自身的创作自由，当然，这是必须要的，只有在自由的空气下才能够更好的创作成果。而实质上，电影分级其实是为观众服务的。

他表示，分级制度是告诉不同年龄的观众，可以看哪一类的电影，当然创作人也会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拍不同类型和尺度的电影。

对此，谢飞和王小帅深表认同，谢飞认为，“分级不是为了什么自由，是保护不同年纪的观众，建立健康的电影市场”。

张元也从保护儿童观众的角度重申电影分级的重要性，“电影不分级实际上是侵害儿童的，因为太多设计血腥、暴力、性爱的影像过早地让孩子们看到了。同时也对成年人不负责。因为不能真正制作符合大家口味的类型片。”

他指出，统统将儿童和成人放入同一电影院对两者都很不利，会伤害儿童、也会使成人降低智力，而限制儿童去看暴力、色情以及内容深奥的电影，会更加拓展成人对于电影的兴趣。“实施分级制，将让儿童的受到保护，让成人得到满足，让创作者的思想不受约束。”

反驳电影分级不顾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一说

有网友提出，当今中国实行电影分级制的时机还不成熟。艺术家不能以创作自由为理由，而不顾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甚至还有人认为，分级就意味着变相开放三级片。

对此，谢飞认为“非常荒谬”，他表示，电影管理部门不能以困难为借口不去进行保护观众的分级。何平也表示，如果有了分级制度，当然是视频电视和电影院线都要执行的。

张元说，全球因为互联网，变得很小。我们如果还固步自封，拿国情说事儿，拿咱们老百姓的能力、智商说事儿，我们将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而有网友提出伊朗电影在审查制度下也能出现好作品，张元和王小帅认为完全属于混淆概念。王小帅表示，没错，重压下也有反弹，但更多是个案，不能代替法制的缺失或者证明思想审查就是对的。在一个寻求进步和建全法制的社会下，放开思想和言论、创作自由是为提高整体水平提供沃土。

对于中国电影改革需要牺牲些什么，王小帅的答案是不需要牺牲，有了明确的制度，创作人员可以自由选择走老少皆宜的大众路线还是独辟蹊径的小众路线，发挥创作的自由性和内容的多样性，而不同的观众又可以清楚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类型。这是真正的市场繁荣。

电影分级促进产业化

张元导演之前的电影作品《北京杂种》、《儿子》和《东宫西宫》因为题材敏感，分别涉及到“同性恋、和对于摇滚乐的态度、以及直接残酷表现当下生活”而无法通过审查。对此他表示相当可笑，“我们已经历经了几十年的痛苦。最重要的是：内地已在不分级的问题成为全球的孤岛。香港、台湾、新加坡，都是华语地区，都是分级已经完成的地区，我们可以参照。这个过程可以缩短到最小。”

他也明确表态分级制度对中国电影类型片的拓展有重要意义，“没有分级制度，就没有类型片的分类”。

何平也表示，“提倡电影的产业化，提倡为市场制作类型电影，分级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全世界的经验”。

谢飞公开信：电影分级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2012年12月15日晚，著名导演谢飞在《呼吁以电影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的公开信》中，回顾了过往一些因为审查问题遭禁的导演和作品，提到自己担任艺术顾问的一部影片被定为“问题影片”，送审四个月了还没得到审查意见，他认为“审查制度不是 法治 ，是 人治 ”。

他在公开信中强调，将现行的行政管理式的电影审查，改变为“法律制约、行政监督、行业自治自律的电影分级制”，是改革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谢飞指出，电影审查制度“制约文化娱乐市场繁荣、扼杀艺术思想探索、浪费行政管理资源”。“2011年电影局审查通过的影片号称791部，实际能进入影院见观众的不到200部，畅销的更少。有多少立项与审查工作是无意义的行政资源浪费？而现实中，通过碟片、电视、国内外各类影展放映的未经 审查 的所谓 地下电影 数量很多，加上正在兴起的数量众多的专业或非专业人士拍摄的网络电影、微电影，国家行政部门能够去全部审查吗？”

谢飞认为，“仿照许多国家行之有效的分级方式，由国内的中国城市影院发展协会与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等行业组织去协商、制定与实施分级标准与方法，是完全可行的。今年2月，国内北京博纳星光影院管理有限公司的一些影院，对放映的影片标出适合观看年龄的分级，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