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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798的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权聆，这位生于四川，奔波于京港两地的大忙人一如我想象中那般美丽而睿智，思维和语速都很犀利，而在接到儿子电话的那一刻，又瞬间流露出母亲的柔情。在关于直男癌与女权婊的争论尚未尘埃落定的今天，让我们来听听这位女性作家，同时也是新晋导演心目中的两性与家庭关系，以及电影中的艺术与商业化。
受访者：权聆，中国女作家、导演。出生于重庆江津，后移居香港。从1999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开始，一直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写作。至今在《作家》、《收获》、《人民文学》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处女公墓》入选2006年中国最佳短篇小说。2009年创办首届“咖啡馆短篇小说奖”。2008年创作电影处女作《陌生》(《忘了去懂你》)剧本，获得2010年中国电影项目最具创意项目奖。李安的伯乐徐立功盛赞《陌生》在艺术方面很完整，是文艺氛围很浓厚的电影。
采访者：曹乐溪
现代人为了追求“中国梦”，而大量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时间
曹乐溪：您写了很多部小说，包括今年出版的小说集《夜驰白马》，为何选择将《忘了去懂你》改编成电影?
权聆：想要选择拍《忘了去懂你》这么一部电影，就是想从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的家庭生活，比如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学包括我们自己身上去寻找故事。我之前是写小说的，很多人觉得我要拍电影肯定是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其实并非如此。我写小说的风格和拍电影可能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两种形式是差异很大的表现形式。写剧本时会有意让它特别落地，特别有现实感。
我对于讲故事很感兴趣，去电影院看电影，感觉很多电影故事不好看，包括一些所谓的大片，但是因为演员的魅力、导演的名气等票房很不错。事实上这些因素并不足以构成一个好电影，它只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吸引人的元素之一，真正的好电影还是要故事好看。我觉得现在的影视作品故事性普遍比较缺乏，回归故事是一个趋势，无论电影还是小说，要把故事讲好看。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想要成功，想要在某个领域里有自己一定的话语权，这样一种想法我觉得就算是中国梦吧，获得它需要付出很多代价，比如时间，很多人越来越缺乏时间去陪伴自己的恋人、父母、孩子，因为他要把很多时间花在工作上。当我们的时间精力完全消耗在这些看似是必须、实则没有多大价值的应酬上面时，我们在不经意间就疏忽了自己的爱人和孩子，这样势必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为什么现在离婚率特别高?或许是因为现代人的忙碌节奏已经使得我们的家庭生活无法保持过去那种稳定的状态。反观我们的父辈，他们对于婚姻、对于责任和承诺的重视是很强烈的，很多人觉得即使夫妻之间的生活平淡了，但是我对对方有责任，我还要把生活坚持下去。现在则是只要我不想过了，马上就得离婚。
也许是我比较保守，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对于我们的后代来讲其实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对小孩的心理影响很大。表面上可能看不出来，但事实上一个孩子从小是在父母健全的家庭长大，还是在单亲家庭长大，或是由于父母工作忙而由老人带大，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在这点上，我很庆幸童年时我的父母关系不错，小学以前的生活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我们拍电影时招儿童演员，见了一两百个孩子，我忽然发觉现在很多孩子的心理已经不健康了，这种不健康我觉得很大程度是家庭的原因，包括父母的素质和教养方式，包括父母减少孩子的娱乐时间，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很多孩子在精神上已经压抑得相当严重了。
《忘了去懂你》是我对这个社会陌生感的观察与思考
曹乐溪：电影原来的名字是《陌生》，看完电影之后我感觉似乎这个名字更切题一些。
权聆：电影探讨的主题就是陌生。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是有疏离感的，这种疏离感也许是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人们的可选择性太多了，我们的朋友太多，我们忙碌的事情太多，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和沟通是很匮乏的，包括夫妻。我认识一对夫妻，合开了一家公司，先生负责打理家业，太太做文职工作，很少过问经营。慢慢的，先生就开始背着太太做很多事，把安徽老家的亲戚都弄到北京来搞公司政治，排挤这位太太。等到太太发现时，先生已经把公司搬走了，她连他住哪儿都不清楚。
为什么好端端的夫妻会变成这样?不仅仅是缺乏沟通，我觉得也是一种文化差异。两个人成长的环境完全不一样，男士以前在比较苦的环境里长大，女士则出身于正常的市民家庭，在很多利益问题上，妻子不太在意，但丈夫以及他家里人会非常在意，他们的价值观非常不一样，这就不仅仅是沟通的问题了，而是丈夫对妻子缺乏基本的尊重。两个人本身就存在从小生活环境的差异，结婚以后又没有更深入的沟通，两个人始终是错开的，所以最后就闹到离婚。这是发生在我朋友身上比较典型的一件事情，不是因为第三者而发生的离异，其实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了。
人对于很多事情的不了解，这是一种陌生。还有另一种陌生是，我曾经非常熟悉，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的变化我不知道，这也是一种陌生。就好像你盯着一个字看，看着看着会觉得这个字越来越不像，我觉得这是一种现代病，我们曾经非常笃信的东西，在现代社会突然变得飘忽不定了。我们开始怀疑周围，怀疑自己，也许是因为信息太丰富，开放程度太高了。
曹乐溪：这种陌生，有时会让人觉得挺不安全的，人和人之间越来越缺乏基本的信任感。
权聆：是的，陌生其实也表明了人与人之间潜意识里的一种戒备感。我们养一只小动物，很少会对它有戒备心，因为你在做什么它不知道，你只要一天到晚给它喂饱它就很高兴。为什么人和人之间需要了解呢?如果不了解我没有安全感，夫妻之间也是。为什么夫妻要经常出去吃个饭，看看电影，妻子会质问丈夫哪个女的给你打过电话，我们对另一个人的了解的需要，我觉得就是出于一种安全感的缺乏。
我拍《忘了去懂你》这部电影，并不是有意想说片中这对夫妻的故事。电影是面对大众的艺术，它需要一个通俗的故事，来使观众明白并接受我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探究在游移不定的社会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陌生感。
曹乐溪：看《忘了去懂你》这部电影，会让我联想到王竞导演的《万箭穿心》，都是以女性的视角描绘小城镇普通家庭里的夫妻感情，强势有主见的妻子与懦弱怕事的丈夫之间有很多矛盾、误解和摩擦，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普遍现象。您怎么看待这种关系困境?
权聆：有两三个人跟我提到过觉得很像，但我觉得一点也不像，夫妻之间的摩擦是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可能是因为地域差不多，所以人的气质、说话方式特别像，南方的女人都比较强势，男人往往是“妻管严”。
很多人说我这部电影反映的是底层社会生活，我很奇怪，我妈妈就是白沙人，我对那里比较了解，人家女主角开了一家超市，这在白沙算中产阶级，绝对不属于底层阶级了。很多人一个月才两三千块钱或者一两千块收入，她一个小老板怎么能说是底层呢?不能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土，大家穿成那样，你就觉得人家是底层。有人会认为我这个片子和《万箭穿心》有些相象的地方，可能因为剧中人物穿的衣服都很像，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只是因为拍的都是普通市民生活罢了。
大家对商业电影和文艺电影，都带有一种歧视
曹乐溪：当初这部电影是怎么找到贾樟柯导演做监制的?您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权聆：我觉得他是一位非常现实主义的导演，比如他的《小武》，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好的电影之一，至少应该排在中国当代电影的头几位，我很喜欢。
其实我的电影处女作能拍出来，是一个挺巧合的顺其自然的事。我最初只是顺口一说，我说贾导我要做个电影，他说你先给我一个故事梗概吧。我就写了一个几百字的故事梗概，他觉得还不错，就开始让我接着再往下走，就这样把剧本初稿给他了。
曹乐溪：《忘了去懂你》这部电影的票房收回投资了吗?我感觉现在一方面大家期待有更多高质量的文艺片面世，但是文艺片拍出来，叫好不叫座的情况又比较多。
权聆：我觉得还是挺感谢贾导，好歹我的电影第一次拍出来就入围柏林电影节，后来也在院线公映了。现在做电影就是要拿钱去砸宣传费用的，我们没有这笔资金。没有宣传费，院线就认为没有人会去看，院线也面临场租、房租、员工等成本问题，所以院线也的的确确有它自己的难处。
电影如果不兴旺，很大程度上来说会影响整个文化产业链，我们不能每天都去看快餐电影。我觉得电影是不分什么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最近这些年这种说法似乎很流行，电影硬被分成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这使得导演有点艺术追求的，大家就说这部电影不好卖，因为是艺术电影;而如果一部电影把自己搞得很丑陋，乱涂乱画，就说我这个是商业电影，肯定赚钱。
现在似乎无论提到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大家都带有一种歧视，认为艺术片没票房，商业片没文化，我觉得大家对于电影的态度有些过于简单粗暴。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很难界定，好莱坞黄金时代的那些片子都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它们同样很艺术，反过来讲，不是慢条斯理的叙事，镜头半天一动不动就是一部艺术电影了。我们小的时候坐在父母肩膀上去看的那些老电影，有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之分吗?我们只是说去看电影。我觉得媒体应该呼吁一下，电影只有好看和不好看之分，而没有文艺与商业的区别。
我觉得韩国电影这几年发展得很好，因为韩国最近火的导演全是作者导演。什么叫作者导演?就是说不是一个职业编剧就商业类型来写本子，而是导演在作品中有自己的大量想法，并且参与编剧，2013年在韩国票房很高的《观相》和《新世界》，这两部电影的导演都是作者导演，他们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处女作都是拿着自己创作的剧本去找资金，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对电影的扶持力度也很不错，只要你的电影项目足够好，就会得到支持。
电影的叙事是很重要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导演能够自己写剧本是未来电影发展的一个趋势。换句话说，对于一个电影，它的故事是核心，也就是说导演的剧本能力要更强、更综合，不是说我从电影学院出来，懂得拍摄技术就足以驾驭一部电影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剧本上面花心思。包括国外很多导演，大部分都是自己至少能够参与剧本的，我所说的参与，是指他在剧本里确实能起到推动的作用，而不是说因为我是导演，我有权力在编剧那栏挂一个名字。我觉得编剧能力是导演很重要的能力，它肯定不是唯一的，但是是很重要的。
对所有的严肃艺术都很悲观，因为这个社会正在变得粗鄙
曹乐溪：曾经看到您说，在现在这个环境下，文学的受众是很狭窄的，而电影相对而言要广阔得多。您对于文学在当代社会的地位抱有一种比较悲观的态度吗?
权聆：其实不只是文学，对于所有的严肃艺术都很悲观。我觉得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粗鄙起来了，人们对于表浅的快餐文化很容易接受，大家不太想费脑子去思考，因为思考需要学习，需要自己有积蓄的能量去爆发。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思考能力的，思考需要对自己内心的关照，需要独处，而现在很多人不爱独处，不爱买书，跟风看看畅销书就能满足他们，这种人没有自己独特的个人世界。
我以前把微博当做自己的一个备忘录，后来我发现，在微博上写的很多话被人家偷偷拿去写进公司的广告里去了。我独处的时间比较多。个人的世界如何形成，我觉得就是需要独处，需要大量的看书和学习专业。我个人一直很重视学习，每天大概都会看两三部电影，一般只要不写东西，没有工作任务的时候，我会有比较高密度的看片量。当然，我最近书看得也比较少，我需要检讨。
曹乐溪：独处的时候会觉得孤独，还是自由?
权聆：我觉得很充实。我童年有很长时间就是过这样的生活。我的母亲是老师，父亲经常出差，有时母亲出去上班，把我锁在家里，我就在有围栏的床上呆着，我至今记得她关上门时的感觉，好像我从小就习惯了孤独，已经很会安排孤独。我特别喜欢有一大把时间在等着我的感觉，就好像一大片田野在眼前，等着我去耕耘，我随便去种一点东西，默默等着收获就觉得很开心。我很喜欢闲暇，不太愿意出门应酬，一个人看看电影，翻翻书，我觉得就挺好的。其实所有的知识不都是这样慢慢积累起来的吗?
我不觉得自己一定要找个人聊天，不觉得参加那种很多人的Party才会觉得不孤独，我觉得没有必要。当你觉得自己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你要忍受很多人的愚蠢与误解的时候更难受。在某些地方，你会发现周边的人超级无聊，把你扔到那里真是如坐针毡。所以，人要跟合得来的人在一起才会觉得舒服，没有这样的人，我宁愿自己孤独，宁愿独处。
曹乐溪：很多人的问题就在于停不下来，害怕一个人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感到空虚，因而不停地向外寻找，但是外在的浮华并不能填补自己，于是就越觉得孤独。
权聆：对，这是一个缺乏学习能力的人的表现，他老觉得一个人就有点不自在了。总之，我觉得人是需要经常学习，而且应该保持学习的态度。学别人的优点，学书本知识，多看别人的好电影。
不应一味去批评电影审查制度，电影好看的关键在于创作者
曹乐溪：我感觉虽然您是作家，但现在电影似乎占据了您生活中更大的空间。
权聆：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还有很多关于电影的书需要看，有许多优秀的电影需要去拉片。我本身不是电影专业科班出身，我觉得自己需要看的电影比别人应该更多些，就好像我们在学一门外语时，要培养自己的语感。不过，写小说的人进入电影行业比较快，因为写故事本身就是靠影像在推动，当我在作品中写到一个人干了什么事的时候，脑海里就已经有一个影像存在了，而作为一个导演来说，景别、现场、细节就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写小说比其他行当要接近电影的缘故。
但是毕竟小说是文字，电影是视觉化的图像，作为作家，我们可以在小说中加入大量心理描写和人物对话，在电影中，需要有一些留白。所以小说可以写得很琐碎，很直白，但剧本的对话就不能像写小说那样写很多，它的寓意可能更丰富一些，要通过一个很小的细节表现复杂的内容，这是电影更含蓄的地方。
曹乐溪：一切尽在不言中，非语言的艺术有时会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
权聆：有一点。就像刚才我路过这家咖啡馆，从外面看灯光暖暖的，有木质的桌椅，似乎很热闹，仅凭瞬间视觉的印象就足以吸引我，而小说不是这样的，小说是我一点一点的写，给你详细描绘出来一个情景甚至心境，形式上需要转换。
小说我也不会放弃，还会继续写。有的东西是电影达不到的，比如一部长篇小说，电影不能拍摄完整，小说的容载量是电影无法比拟的。我可以把一部长篇小说写15万，150万，甚至到1500万字，但是电影有容载量，现在一般院线的电影是90分钟，长的也不过两三个小时。你提到拍电视剧，如果是美剧可以，美国人拍美剧都是像拍电影一样拍，而我们的电视剧各方面都从省钱考虑，很容易粗制滥造，钱也不知道省到哪儿去了。
曹乐溪：您如何看待电影或者艺术对于这个社会的意义和价值?
权聆：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导演拍了一部电影，或者在很多导演中，只有一个人在拍严肃的作品，那么对于社会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一批导演做了这样的事情，才能够对社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曹乐溪：也就是说，需要形成一种运动么?
权聆：也不是要形成一种运动，就是说要有这么一些人去坚持。问题是现在的电影市场很残酷，现在不像以前，过去是一个人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就可以火遍全中国，现在你拍一部电影，从拍摄到下线很可能都默默无闻。做所谓的艺术片非常不容易，很多艺术片没有自如的投资，好不容易找到一笔钱来拍，又缺乏后期宣传，到最后只能自生自灭。所以对国产片导演的作品，我往往不太会对这部电影评价什么，因为我太知道做电影的不易了。
我觉得艺术电影真的要被人尊重和扶植，需要有一些有远见的媒体一直坚持做推广，虽然它们也不见得都是好片子，但如果独立电影不兴旺，整个电影市场是起不来的。其实我也挺希望曹乐溪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在扶植新锐导演、中青年导演的路上能够做一点事情，比如从他们的头三部电影来跟踪他们的成长，我觉得要有媒体做这样的事情。
曹乐溪：目前国内拍电影面临比较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您认为这是制约中国电影发展的瓶颈么?
权聆：伊朗这些国家的审查制度很严格，还是拍出了许多佳作，《一次别离》就很好看。
电影拍摄存在禁区是正常的，你不能一天到晚都去拍那种普通人其实很难接触到的非常怪异的事情。所以对我个人来说，我就想拍普通人，拍我们身边看得到的生活，而不是我自己都没有接触过的矿工和很震撼的矿难。我们要在有要求的空间里寻找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不应该一味去批评审查制度怎么样，如果审查制度放得很开，你又能拍出什么样的东西来呢?电影好与不好关键还是在于创作者个人，而不是所谓的限制。
曹乐溪：您在筹拍下一步电影么?
权聆：初稿已经完成了，现在在修订中，依旧是自编自导。我觉得把一个故事讲好，是我作为一个小说家出身的导演应该做的。而且对合作伙伴来说，我要尊重这个资本。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有时候我还蛮喜欢限制，因为限制可能会让你产生更大的创造力。有的时候我拿剧本跟投资人谈，他对我产生限制的时候，我再修订就发现我其实可以另辟蹊径而同样达到双方的要求。人的思维是有潜力的，适当的限制对我来说是在刺激我发现可能性。目前的合作伙伴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对他十分感恩!他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跟我一块儿合作做这个电影，当然他也是因为认可我的计划，所以我们共同去做这个事情。
对姜文的电影不必过度诠释，觉得好看就够了
曹乐溪：现在拍电影拉投资会不会很困难?
权聆：我不太喜欢“拉投资”这个说法，好像是要把人家的钱骗过来，我觉得这个不好。我更倾向于我有一个好的项目给对方看，他也觉得有兴趣，我们拍这部电影能够让他也不亏本，最后实现共赢。做电影有的时候是需要耐心的，所以作为一个导演要多准备一些电影企划，这个不行做那个，那个不行再做这个，不是说我非要拿着一个电影孤注一掷，很有可能找了很多年终于找到投资，这个电影项目也过时了。总之，做导演不能没有电影拍，所以你的计划要懂得变通，要多一点想法。
曹乐溪：如果对方要求剧本需要修订的话，您会做出让步?
权聆：我当然要修订了，而且要修到一个彼此都满意的程度，不能说他满意了我不能满意。在这个社会上不可能都是人家将就你，如果资本是对方的，我当然应该去尊重投资人。所以电影很奇怪，它同时具备艺术与商业两种属性，既然电影也算是一个商业项目，我们就要按照商业规则去做，我不能拿着别人的资本乱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和对方达成共识才能共赢。另外电影有艺术属性，电影创作者不能拿着这笔钱做成没有底线的烂片。我做电影的想法就是要做好看的电影，既对得起投资人，也对得起我自己。
曹乐溪：创作电影的时候会考虑到观众们更喜欢什么，会迎合他们的口味吗?
权聆：我会适当考虑，电影不是时装，如果我是时装设计师，可能我们设计的很多作品只是在T台上走了一圈就再也不用出现。电影要考虑观众的欣赏趣味。做一部电影需要很多人参与，但最主要的是一个三角关系：投资人——导演(包括编剧)——观众，我不能只顾我自己，需要考虑三方利益和趣味。
曹乐溪：您最喜欢什么样的电影?最喜欢哪位导演的作品?
权聆：好莱坞黄金时代的那些电影，比如比利·怀尔德的《落日大道》，我就很喜欢。那时的电影就是典型的既非纯粹的商业片，也不能说是纯粹的艺术片。我觉得好莱坞早期的电影都非常艺术，可是在他们那个时候算是商业片，而以现在的眼光看就是艺术片了。
曹乐溪：这是不是意味着现在的观众口味可能更大众化?
权聆：我个人认为是艺术修养差了，所以他们会觉得以前那些电影是艺术电影。
曹乐溪：今年贺岁档也有几部大片，比如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很多观众反映说看不懂，您是否有关注?包括之前的《让子弹飞》和《太阳照常升起》，您怎么看待这些电影背后的隐喻?
权聆：《太阳照常升起》我还挺喜欢的。我觉得看电影不要搞那么深刻，觉得电影好看就行了。现在很多人都对电影赋予太沉重的任务，其实它就是一个视觉盛宴，就像我们做了一场梦，只是作为电影导演，他们把这个梦给观众梳理了一下，大家对待电影可以放轻松些。可能对电影的过度诠释，源于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比如某篇课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主题是什么，这种感觉很不好。有时候我并不很清楚电影讲了什么，但是我觉得它挺好看的，很过瘾，这就可以了。
曹乐溪：国内这些导演的作品有比较欣赏吗?
权聆：除了贾导的作品之外，还有王小帅，小帅导演我在香港看过他的新片《闯入者》，我觉得很棒。这两天还想抽时间去看一下娄烨导演的《推拿》。
曹乐溪：我看了，觉得还不错，或者说我觉得国内应该有人拍这样的电影，关注盲人生活的电影真的不多。
权聆：对，我个人认为娄烨的电影完全应该在国内放映，只是观众的趣味都被美国大片弄得，特别喜欢快节奏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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