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6岁中国纪录片导演母子健的奥斯卡之路

北京时间 1 月 15 日晚 21:30，第 87 届奥斯卡金像奖公布提名名单。来自中国的纪录片导演母子健和他的纪录短片《独·生》落选。这件事令人遗憾的地方在于，母子健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在奥斯卡纪录片单元取得如此成绩的中国导演。但这种遗憾可能在他的意料之中，因为 2014 年 10 月知道自己的作品入围奥斯卡 Shortlist 的时候，他就开始为推广发愁──他拿不出推广作品的基本公关和营销费用：一万美金。

母子健是北川人，羌族。他的处女作《独·生》和他的家乡在 2008 年遭遇的灾难有关。这部时长 46 分 41 秒的纪录片讲述了 5·12 汶川大地震后，三个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试图重建生活的故事。

《独·生》是母子健的毕业作品，这个 2011 年夏天就读于纽约大学新闻与纪录片专业的学生可能是背后唯一一个没有制片公司支持的奥斯卡入围选手。他自费给片子混了音，还花了几千美元做了 150 张符合奥斯卡参选影片技术要求的 DVD，它的专业名字叫做数字院线文件包（Digital Cinema Package）。除此之外，就是在工作之余飞到美国东西海岸高校做展映的路费，这可能是他为自己作品做的唯一宣传。

母子健 2011 年夏天来到纽约大学入读新闻与纪录片专业时，连摄像机都不太会用。他在四川大学读了四年国贸专业，2008 年 6 月底，纽约州立大学（SUNY）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CSC）合作创办了一个特殊的“中国 150”交换生项目。SUNY 为受到地震直接影响的 150 个四川高校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帮助他们赴美交换学习一年。母子健从 2000 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这一百五十分之一。两个月后，他飞越太平洋，来到了之前只在电影中看到过的纽约。

“那一年是我第一次真真正正接触到后来所拍的（纪录片）那种形式的东西。”母子健在国内看到的更多的是自然风光纪录片，可是在纽约的这一年，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他所谓“社会议题类”的纪录片。

大二的母子健在纽约州立大学学习的仍然是经济，可是在课余时间，一直喜欢看电影的他会经常在学校的电视上看收费频道 HBO 上各种纪录片。除此之外，他发现纽约到处都是观看独立纪录片的机会。“各个学校里经常有免费放映，看完还能跟主创聊天，多好啊”。

2008 年汶川大地震给母子健造成了比大多数人更为直接的影响。他的家乡北川是最严重的地震灾区之一，地震给他的家庭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也让他失去了爷爷和堂弟。“90% 的北川人都有因地震而失去生命的直系亲属。”母子健告诉我。

他一直想把自己家乡地震的故事讲出来，而现在，在离北川一万多公里的纽约，他意识到纪录片就是他所需要的讲述这个故事的最佳载体。

所以他决定本科毕业后去纽约学习纪录片。

去纽约有两个原因，纪录片这种小众的艺术形式在中国极少有相关教育项目，即便在美国，资源也非常有限。能够提供专业课程的只有纽约大学等少数几个学校。其次，纽约聚集了几乎世界上所有的独立纪录片制作者。“纽约是一个很有营养的地方”，母子健说，“在这里你一个月就能把这个行业从初级到最高级全摸清楚。” 

他成功了。

母子健所申请专业的系主任马西亚·洛克（Marcia Rock）在 2008 年地震时很想亲自去震区拍纪录片，甚至想把整个专业的人一起带去中国拍摄。但最后因为签证问题没有成行。这也成为了洛克的一个遗憾。

两年后，当洛克看到母子健的申请材料时非常高兴，因为母子健在申请中明确表示选这个专业就是为了拍一个有关家乡震后重建的故事。“他非常支持我申请，从头到尾都在鼓励我”，虽然母子健之前没有任何与纪录片有关的经历，但是他的震区本地背景给了他拍摄这个题材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可以更容易的融入当地环境以及接近拍摄对象。

2011 年 8 月，母子健在纽约大学的第一堂课，老师没讲几句话，就把他和一帮同学扔到大街上采访去了。这种注重实践的教学方式让完全零基础的母子健在一年之内飞速成长。

2012 年 5 月 5 日，学期的最后一天。母子健最后一节课一下课就拉着四个行李箱直奔机场，飞香港，转机飞成都，再转机飞绵阳，然后坐着大巴最终回到了家乡北川。拍摄时间为 4 个月。

图说：2012年夏天，母子健在家乡北川拍摄纪录片《独·生》

刚开始的一个月充满了不确定性。当时母子健还没有确定拍摄对象和主题。他最想拍的是北川关内老县城，因为他觉得农村里可能会有更好的故事。

于是他跑遍了北川的老县城，以及北川关内的许多地方去寻找合适的拍摄主题和对象。经常是母子健的家人先通过个人关系帮他打好招呼，他过去跟人聊天挖掘信息。有时候他也在大街上随便找人聊：生产队的，小卖部的，跑运输的。

“像大海捞针，很艰难。但是过了，过了就好。”母子健说。

一个月之后，他把纪录片主题确定在“失独”这个话题上。那些失去了唯一后代的家庭，更容易从情感上打动别人，也能给外界带来更多的思考。

在母子健拍摄《独·生》时，“失独”这个词还没有大规模流行起来。某种程度上，“失独”现象是由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可是母子健作为一个记录者和讲述者，却没有在片子中对这个政策提出评述。他只是用镜头呈现 3 个失独家庭的生活状态。

“更敏锐的冲突是，失独的这些人并不觉得自己特殊。”他说。

图为《独·生》的其中一帧画面

他所拍摄的题材本质上就是一个创伤题材，而且作为大地震的亲历者，他常常感到压抑。某种程度上，压抑的一部分原因还有生活的单调乏味。有一段时间，母子健住在山上，没有网，没有电。拍摄期间没有什么朋友，因为极少碰到同辈人。“北川是没有年轻人的，我这么大的人都没有”。北川经济不发达，交通也不方便，为了谋生，大多数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

“年纪轻轻，青春年华，最好的时候，你一个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真的很难熬。”

然后他回到了纽约。从拍摄到剪辑再到所有的后期自己一个人完成。

母子健剪片子最集中的时间是在 2012 年冬天，那时候纽约路上的积雪大概有半尺。母子健每天晚上买好食物，八点左右来到学校，坐在电脑前开始剪片子，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然后他会踏着积雪，迎着朝阳，花十五分钟走回到位于格林威治村的公寓，回到房间倒头便睡。临近中午，母子健起床，然后重复前一天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一个月。

母子健说，之所以要熬夜，是因为剪片子本质上是一个需要大块时间连续工作的项目，而不像有些工作可以利用零碎时间完成。第二个原因是，“不想天黑的时候回家，感觉太惨了，所以总是要熬到天亮才走”。

《独·生》的配乐是唯一一个没有由母子健负责的部分。这部片子的配乐是母子健纽约大学同学，以色列人 Sela Alexander 负责制作的。Sela 曾经在以色列空军服役，当得知母子健的影片是关于沉重的地震以及失独时，他告诉母子健：“我当过兵，我知道死亡。”

母子健的《独·生》获得了2014年第41届美国学生奥斯卡奖最佳纪录短片的铜奖。负责奥斯卡颁奖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要求影片必须满足一定要求才能报名，比如在奥斯卡认证的电影节获过奖，学生奥斯卡属于其认证电影节之一。母子健靠这个学生奥斯卡奖敲响了奥斯卡的大门。

“你觉得希望大吗？”我问母子健。

“我觉得希望不大。”

“为什么？”

“没钱。”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无奈。

早在 2012 年，高晓松在他的第一期《晓说》里就曾介绍过奥斯卡的游戏规则。

“奥斯卡不是一个艺术奖，是一个圈子奖……我有一个朋友，在洛杉矶干这样的活，他们那一年的客户是《老无所依》，他们拼命工作，《老无所依》最后拿了四个奖。”高晓松在解释奥斯卡推广电影、游说评委的规则时提到，“奥斯卡，你不能说它完全公平，但也不能说它是‘黑幕’，它是有一套制度，去保证它的运行。如果是特别好、能服众的电影，是应该得奖的；如果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它更保护那些懂得游戏规则的人。”

“我现在也越来越懂这个规则了”，母子健解释说：“如果一部电影要去竞争奥斯卡奖，那么电影制作公司会在宣传推广预算中专门划出一笔钱用来做针对奥斯卡评委的公关。公关公司会在投票前用各种方法给影片造势，比如联系媒体发评论文章、举办附带“高端大气上档次”酒会的展映会、甚至刊登“硬广”。这些公关公司有所有评委的资料及联系方式，他们会尽其所能让评委知道这部电影并且喜欢这部电影。

CNN 去年的数据显示，电影制片公司每年投入到奥斯卡公关活动上的费用高达一亿美元。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虽然制定了严格的公关以及游说规定来限制公关活动，但奥斯卡衍生出的巨大经济效应使得小金人的“幕后推手”越来越声势浩大。

“最重要的是被人看到。”母子健说，纪录片单元的评委有 200 多人，按照规定，母子健寄送了150 张 DVD 给奥斯卡组委会，这些 DVD 会被分发给评委，评委观看后会投票选出提名影片。但并不是每个评委都会收到他的影片 DVD，而那些收到影片的评委，也不一定会看——这也是为什么公关公司会举办展映会，确保那些电影被这些评委看到。

但是找这些公关公司需要钱，“上万”，母子健告诉我，“太贵了。”

跟母子健《独·生》一起入围的纪录片中，有一部由美国电视台 HBO 负责投资制作，另一部则是另一家电视台 PBS 制作；还有两部波兰的影片有波兰国家电影学院提供物质支持。跟这些竞争对手比起来，母子健的片子成本最低、且资源最缺乏。

而且，在竞争对手中，还有 Lucy Walker 这种曾两度提名奥斯卡并且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成员的资深影人——“评委都是她的朋友”。就算纪录片本身质量再好，如果再不能很好的推广、在评委中打响知名度，那母子健《独·生》的奥斯卡之路的确异常艰难。

结果如他所料。母子健的下一步计划是，“继续拍。”

他想要继续讲那些自己关心的故事。他认为自己的中美双重教育背景会让他在把握电影题材上更有优势，也能照顾到更广大的观众群体。

母子健很清楚，独立纪录片并不赚钱。在中国，除了《舌尖上的中国》这样的现象级制作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大多数纪录片并不会被大众所关注。不仅在中国，哪怕是美国，纪录片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存在。迄今为止，美国票房最高的纪录片还是 2004 年的《华氏 911》：一亿两千万美元。这甚至挤不进美国电影票房五百强。而且《华氏 911》还是纪录片中的特例，“一般来说票房能上 100 万美元就是大制作了”，母子健告诉我。Box Office Mojo 的数据显示，2014 年最火的纪录片之一 Citizenfour 的票房也只有 150 万美元。

但是母子健希望继续拍下去。“一定要选一个你最有激情最有信念的东西做。一定要讲真正打动自己的故事。”采访的最后，他又一次说。

《独·生》的部分片段可以在这里看到，只不过需要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