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玛》和《美国狙击手》因偏离历史遭奥斯卡苛待？

阿娃•杜威内执导的《塞尔玛》歪曲了林肯•约翰逊总统的形象，把他刻画成民权运动的阻碍者而不是促进者。

《美国狙击手》的主人公克里斯•凯尔（美国海豹突击队队员），也没有电影中那么神勇，但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基本上完全忽视了那些证据。

不单是《塞尔玛》和《美国狙击手》，本季很多叙事电影在与历史的吻合度上都受到了质疑。《模仿游戏》《万物理论》《坚不可摧》《狐狸捕手》《透纳先生》和《激乐人生》等都是由真人真事改编的，因此也难逃媒体和颁奖季竞争对手的观察与审视。然而，《塞尔玛》和《美国狙击手》引起了特别的关注，这与题材本身的争议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许多和事件相关的人还活着，他们希望电影能够精确地还原他们的记忆。

问题在于，对于叙事电影来说，同历史记录保持完全一致是个不合理的标准。如果想在短短几小时里完整呈现故事中突出的人物和事件，就不得不有选择地剔除、合并、重排、再建甚至是增加某些内容。奥斯卡应该对使用这类手段的电影不予考虑吗？换句话说，投票人应该在最佳电影的评选时放逐《塞尔玛》或《美国狙击手》吗？

这当然取决于每一位学院奖的评委。但是在投票前，他们也许还记得那些和历史记录有出入的电影都是由他们的前任提名的——有时候还会获奖。

例如，第10届奥斯卡奖（1937年）最佳影片颁给了《左拉传》，这也是第二部获此殊荣的传记电影。该片讲述了发生在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法国陆军参谋部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著名作家左拉在报上抨击政府，被判监禁。1906年法国政府为德雷福斯翻案，但此时左拉已经过世4年了。

1942年的电影《扬基的骄傲》描画了美国传奇球星卢•格里克（译者注：因患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退役，该病患者中还包括霍金）的一生。片中最著名的一幕就是饰演者加里•库伯致告别辞。但影片用的并不是告别辞的原始版本，为了使影片更感人，那句著名的“今天，我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被从开头挪到了最后一句。

1959年的电影《安妮日记》以安妮•弗兰克和她的日记为主线，但是为了突出戏剧效果，影片篡改了日记出现的时机。事实上，那个日记本是安妮在13岁生日时收到的，这发生在她们全家躲藏起来之前，而不是之后。

1962年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由爱尔兰演员彼德•奥图主演，他与T.E劳伦斯（注：曾参与阿拉伯大起义）本人非常相像。但是为了影片效果而对人物性格和动作的修改，使得劳伦斯唯一在世的兄弟公开表示：“我真看不出那是我兄弟。”

至于1976年著名的《惊天大阴谋》的情节（注：水门事件），更是从来没有得到深喉或其他人的证实。

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太在乎影片与历史的偏离。因为正是这种偏离，帮助观众抓住和理解制片人想要表达的核心思想。

围绕着这些电影（有些被称为文献纪录片）展开的激烈讨论，变得越来越常见。这种讨论反映了美国人长期信任的制度的力量正在衰弱。电影版本倾向于强化权威力量，对于那些不了解历史真实情况的观众，影响效果尤佳。与此同时，制片商注意到那些关于严肃题材的电影如果是在年末发行，更容易引起各大评奖协会的注意。因此，奥斯卡颁奖季的讨论总比其他时候热闹不少。

《丝克伍事件》（1983年）

一个早期的例子是迈克•尼克尔斯（注：代表作《毕业生》）1983年拍摄的《丝克伍事件》，由诺拉•埃夫伦和爱丽丝•阿伦担任编剧。故事的主要内容是女工丝克伍在一家生产核反应堆燃料的工厂工作，因为有感于不合理的工作制度和环境，开始搜集核电厂危害公众安全的证据，最后在去见纽约时报记者的途中车祸死亡。

讽刺的是，在奥斯卡奖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时代》杂志的专栏发表了一篇名为《丝克伍的欺骗》的文章，这成了很多人对该片最深刻的记忆。《时代》指出：“通过使用真实姓名，影片试图拍成文献片。但是它仅仅摆出了全面展示事件的姿态……纪录片是新闻地真实再现；文献片则篡夺了前者的权威性，仅仅是与新闻专栏很难区分的广告……真实的姓名、人物和地点不应被观点塑造者利用，它们应该被作为证据严肃对待。”

几周之后，《丝克伍事件》获得了5项提名，其中包括最佳导演——但没有最佳影片提名。

《刺杀肯尼迪》（1991年）

另一部颇具争议的电影是奥利弗•斯通拍摄的《刺杀肯尼迪》，影片拍摄于1991年，距离上文提到的事件还不到10年。在此之前，斯通已经因为“越战三部曲”和他的政治观点毁誉参半。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加之受到了吉姆•加里森（注：肯尼迪事件公诉人）1988年出版的自传《追踪刺杀者》的启发，斯通决定拍摄一部电影以拷问华伦委员会（注：1963年为调查肯尼迪刺杀事件而设）对于刺杀事件的官方声明。影片围绕路易斯安那州地方检察官加里森展开，他是唯一参与起诉刺杀者的人。但根据《纽约时报》说法，“他对证人威逼利诱，迫使其在法庭上撒谎……并且隐瞒了证人的测谎结果”。法庭还不到1小时就推翻了他的控告。

在《刺杀肯尼迪》完成前，斯通就告诉《达拉斯晨报》这将是“一堂历史课”，使很多人都非常惊慌。随着电影上映日的临近，抗议声越来越多。电影上映后，《洛杉矶时报》的批评家肯尼斯•杜兰抱怨说：“人物是合成的，地点是捏造的，相互矛盾的证词被忽略，加里森的总结陈词里加入了几年后才披露的信息。”《纽约时报》的汤姆•维克补充道：“推测的内容被当成事实和真相，历史实际上被重写。”他指出，这很有可能被那些不记得1963年11月22日的年轻人当作“最终的解释”。

《芝加哥太阳报》的影评人罗杰•艾伯特提出了相反观点。“我承认这些观点是合理的，”他继续补充，“但它们与电影不相关，这不是一部纪录片，更不是历史课或法庭陈述，而是一部简简单单的电影……人们去电影院是为了听故事……《刺杀肯尼迪》里有许多事实、虚构和扭曲，但都是为了故事服务。把电影当作纪录片详细分析是没有意义的。”

尽管争议的风暴一直持续到了奥斯卡奖的提名期，《刺杀肯尼迪》还是得到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8项提名。

《勇敢的心》（1995年）

多年来，许多叙事电影引发了争议。有时候，这些争议不会影响影片在奥斯卡的前途。1995年，梅尔•吉布森的《勇敢的心》受到了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就像被“秃鹰撕碎了的残骸”。“历史上，威尔士王妃伊莎贝尔（苏菲•玛索饰）是在华莱士死后两三年才从法国来的，因此，她不可能与华莱士有暧昧关系。”但这并不能妨碍影片获得了10项提名，并最终得到了5项大奖，其中还包括最佳影片。

《飓风》（1999年）

其他时间，争议显示了极大地破坏性：诺曼•杰威森1999年的电影《飓风》，以一个拳击冠军（丹泽尔•华盛顿饰）在没有供认的情况下被判谋杀罪为题材。在被攻击塑造了一个种族主义的侦探角色之前，该片一直是最佳影片的领跑者。华盛顿那时对《洛杉矶时报》说:“我们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我已经演了三部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电影——《自由万岁》《马尔科姆•埃克斯》和这部——所有这些电影都有争议。任何时候，以真实故事为背景都会冒犯一些人。”这部电影最后只得到了最佳男演员提名。

《惊爆内幕》（1999年）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发生在1999年，迈克尔•曼的《惊爆内幕》讲述了CBS新闻节目《60分钟》的一段故事。杰弗里•威根德博士（罗素•克劳饰）是一家大型烟草公司的研究部门的前任领导，他想要告发自己的前雇主在国会听证时没有如实报告烟草致瘾性。CBS《60分钟》电视记者兼专栏制作人洛厄尔•伯格曼（阿尔•帕西诺饰）邀请资深记者迈克•华莱士（克里斯托弗•普卢默饰）主持访谈专辑。但彼时CBS正在被收购，管理层不希望危害收购的事情发生，因此播出的片段里甚至没有威根德的身影。华莱士和制片人休伊特（菲利浦•贝克•霍尔饰）陷入两难境地。经过努力，完整版终于播出了——在威根德通过诉讼成为公众人物之后。

根据《纽约时报》的采访，华莱士在得知《惊爆内幕》拍摄之后，说服曼恩给他寄送了早期的电影脚本。这位新闻人看后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怒，在他看来，脚本把他刻画成了“一个没有灵魂、怯懦的、迟钝的、丢失了道德准则的人，直到洛厄尔把我推上了正确的道路”。他要求修改脚本，并且努力向公众解释“从来没有默许管理层取消访谈的决定”。他问《时代》的记者，文献片只能有一个原型，“如果这是娱乐，为什么用我的名字，却说我从来没有说过的话？”休伊特也很生气，但是他对于这件事泰然自若，“我问迈克，‘它’只是部电影对吗？……真实的生活有灰色的阴影，但电影是黑白分明的，即使人物是彩色的。”

曼恩对《洛杉矶时报》记者回应：“艾瑞克•洛斯（编剧）和我决定制作一部戏剧而不是纪录片。我不追求客观，我想把观众引上我选择的道路……这是我选择制作的电影。”他告诉另一位采访者，“在戏剧的领域，你可以改变所有事情。你可以重组时间，打造角色，加入戏剧元素。”

最后，影片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7项提名，但是空手而归。

《美丽心灵》（2001年）

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郎•霍华德的《美丽心灵》。在被炮轰省略了关于那位精神分裂的数学家的某些事实之前，该片一直是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领跑者。这些事实包括：文件证明纳什有通奸行为，还是同性恋和反犹主义者。

原作者西尔维娅•娜莎称，纳什至少写过一封反犹太人的邮件，但是坚持这件事发生在纳什患精神分裂症的最严重时期。电影制片人同时也承认扭曲了《纽约时报》的记录，但是坚称他们的做法得到了纳什和他夫人的支持。

在《费城问询报》的麦斯威尔•金看来，这实在是一个极差的借口。在奥斯卡评选期间，他写道：“看起来，他们认为得到原型和原书作者的同意就可以了，这表现出电影业缺少标准和伦理。如果这种事情在历史和新闻业出现，将被看作最大的丑闻。”他还说：“显然，因为‘它只是部电影’，所以电影人和公众都不把这当回事儿。电影被当作娱乐，因此人们对真实程度非常宽容。但是当电影的目的是讲述真实的故事——尤其是关于在世的人的生活——它应该遵循更高的标准。”他与学院奖抗议，“奥斯卡最佳影片应该给别的候选者而不是《美丽心灵》。”

尽管众说纷纭，这部影片还是获得了8项提名，并最终获得了4项——当然，包括最佳影片。

相似的骚动几乎发生在每一部严肃的叙事电影身上，从奥利弗•斯通（《野战排》（1986年）、《生于七月四日》（1989年）、《刺杀肯尼迪》（1989年）），斯派克•李（《为所应为》（1989年）、《马尔科姆•埃克斯》（1992）），斯蒂芬•斯皮尔伯格（《辛德勒的名单》（1993年）、《断锁怒潮》（1997年）、《慕尼黑》（2005年）、《林肯》（2012年）），到近年的《国王的演讲》（2010年）、《逃离德黑兰》（2012年）和《刺杀本拉登》（2012年），无一例外。

这些都表明总有人可以找到一些理由来反对叙事电影。

解决这类问题有一个方法，李•丹尼尔斯在《白宫管家》中就使用了。虽然电影有真实的原型，但是作者和导演给主要角色编了新名字，使影片免受歪曲事实的指责。问题当然也存在，这类电影的核心吸引力就是真实人物与事件的关联——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白宫管家》没有获得任何提名。

这引发了另一个核心的问题：叙事电影对历史的歪曲的最大界限在哪里，或者说，人们的接受度是多少？

在Scott Feinberg看来，答案可能存在于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中：歪曲是使整个故事更易被接受和理解，还是误导人们对真实事件的认识？如果答案是后者，他很怀疑这部电影是否值得被支持。但如果答案是前者，他会心安理得地欣赏这样一部电影。

“我不相信《塞尔玛》的编剧保罗•韦伯和迪韦耐试图把林肯描绘成一个坏人，我也不相信他们的确这样做了。我认为他们只是想强调马丁•路德•金在处理与白人的关系时遇到的困难，尤其是那些理论上支持他的理念的人。在金争取选举权的过程中，林肯并不总是持支持态度，然而没有理由相信林肯曾命令FBI窃听金和妻子的通话。这部电影对林肯的刻画只是他生命相对较短的一个时期，因此也许并不是错的。与那个时代的很多美国人相同，林肯的态度也是在改变的。”

“同样的，我也不认为《美国狙击手》的编剧想把凯尔变成圣徒，我当然也不认为他们这样做了。在2小时14分钟内讲述一个故事是很困难的。他们选择重点刻画凯尔在伊拉克的那段时间，以及这段时间在之后如何影响了他的家庭。凯尔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服役期间犯错的战斗英雄。但是真的有人认为这些才是他应该被记住的事情吗？”

“总的来说，我认为要求电影人努力在叙事电影中反映“真实”是公平合理的，但不能要求他们将每一个细节完整呈现。学院奖的评委们并不是根据影片还原历史的程度来评奖的。他们考虑的应该是电影是否清楚地讲述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故事。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这两部电影都是不可估量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