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与沃尔特·塞勒斯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采访对象是一位拿过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巴西名导,采访的话题却完全围绕另一位享誉国际的中国导演。
17年年前,沃尔特·塞勒斯以《中央车站》成功擒熊,一战成名。17年后,塞勒斯带着自己的新作重返柏林电影节,但不寻常的是,他的新片的主角,正是17年前凭借《小武》在柏林大放异彩的中国导演贾樟柯。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汾阳小子贾樟柯》,鲜活而完整地再现了出生于文革末期的贾樟柯,从汾阳小子一步步成长为大师级导演的成长轨迹、创作心路,以及在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理解。
电影在去年罗马电影节上首映,主席马克·穆勒形容这部电影是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电影大师——中国的贾樟柯和巴西的沃尔特·塞勒斯之间的对话,“他们的目光南北相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影事件。”
这不仅是一个电影事件,也无疑是一则影坛佳话。一个大导演,肯放下身段,去拍同时代的另一位大导演,这在电影史上也是极罕见的事,不仅需要才华和洞见,更需要纯粹的热情和宽阔的胸襟。
面对腾讯娱乐的采访时,沃尔特·塞勒斯毫无保留地盛赞了贾樟柯的艺术才华,诉说了自己对他的倾慕和痴迷,以及作为一名巴西电影人,从贾樟柯电影中获得的遥远的共鸣与启发。我们所见到的沃尔特·塞勒斯,正如他镜头下的贾樟柯,质朴、亲切而谦逊。
《汾阳小子贾樟柯》
你此前研究贾樟柯很长时间,通过拍《汾阳小子贾樟柯》对他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沃尔特·塞勒斯:1998年的时候贾樟柯带着他的第一部影片《小武》来柏林电影节,确实打动了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部影片既准确又传神。随着他作品越来越多,我觉得他是当今世界最好的导演之一,所以能和他在汾阳拍摄十几天是件令人高兴的事。贾樟柯给予了我们很多支持, 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未知领域,剧本没有进行设计,我只是知道我想做一个和记忆有关的策划,无论是他个人的记忆,还是他作品中体现的记忆,关于文化改变的记忆,还有那些我们想抓住的他对于故乡的多重怀念。
我当时去拍摄汾阳那些旧址,感觉像是探索未知领域,那还是一个尚未全球化的地区,虽然能感受到它正在变化和发展。《小武》中看到的场景可能都已经不在了,但是它会存在于电影中,因为贾樟柯把他拍摄了下来,我也因此而感动。还有关于他家庭的故事我也略知一二,我看过很多关于他的报道,比如《站台》是献给他父亲的,电影中特意标明了这点,那时我还并不明白这种父子关系的文化,但是拍摄的时候听他讲述,我觉得非常感人,我其实并没有特意去问,他是很自然地说到了这些,当时很震撼,我肯定忘不掉。
“小武”在汾阳县城
在你去中国之前,通过贾樟柯的电影,对中国的认识是什么?
沃尔特·塞勒斯:拍摄纪录片已经是我第三次去中国了,我1979年就去过,后来我哥哥1986年在中国拍过纪录片,我当时做的剪辑,或多或少知道一些中国的情况、中国的电影史。当时我们在西安取过景,还采访了一些中国电影人,包括中国第五代导演。当时我们工作完成之后, 《黄土地》也第一次在巴西电视台播放,之后我多年未再拜访过中国。但是我看到《站台》、《世界》这些电影在展示中国的变化,还有《三峡好人》,如此的清晰和直接,我被深深打动了。贾樟柯能准确地抓住三峡地区所经历着的时代变化,其实如果只是回忆的话并没有什么难度可言,但是能在旋转式的变化中专注地把握现实则很难,贾樟柯通过《三峡好人》体现了这种变化,讲述了工人们将一个城市建好后又将他拆除,我深受感染。同样的事情在巴西也在发生,人们居住的地方变成了水坝,城镇消失,人们被迫离开……
既然你做了很多关于贾樟柯的调研,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他在中国受到的认可并不及在国外受到的推崇?你怎么看?
沃尔特·塞勒斯:(笑)在巴西有个谚语:你在自己国家没办法创造奇迹。
你觉得贾樟柯和张艺谋、陈凯歌的区别是?
沃尔特·塞勒斯:这么说有点难度,我有一阵子没看张艺谋和陈凯歌的电影了,我不太了解他们现在的创作方向和进度,不过我也很欣赏他们。但中国第六代导演其实与我们对电影的理解更相似。当你热衷于某件事时你其实是很难表述出来的,但就是喜欢。对于贾樟柯,我想说的是,能具备他的才华和触觉的当代导演屈指可数。他对于当今世界的视角非常独特,可能是由于他的故乡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具备从正反观察社会的能力。我可能不太容易和你们解释清楚,但他的电影可以像巴西电影一样让我产生共鸣,大家可能不理解,但这也是电影的魅力,就像很多文学作品一样,虽然是讲的遥远的人和事,但是我们可以达成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