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所有真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事实和常识抱有虔诚的尊敬态度,相反,所有大谬不然的奇谈怪论也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傲慢地蔑视事实和放肆地羞辱常识。《狼图腾》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挑战姿态歪曲事实、颠覆常识。
狼作为自然界中的一种生命现象,是一种凶残而又狡猾的野兽,是死亡和灾难的制造者;它不仅普遍而经常地给世界和人类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且还因其极度的残忍和凶恶,而在人的内心引发强烈的恐怖感和厌恶感。正因为这样,狼在人类的文化想象和道德评价中,基本上是一种否定性质的生命现象;也正因为这样,在几乎所有的想象性的文学叙事中,狼都被合乎事实地塑造成一种忘恩负义、凶悍恶辣、狡诈阴险的消极的道德形象。虽然,有时,它也在有限的程度内,被用来象征一种孤独而绝望的情绪和内心体验,用来表现与生态危机和生命伦理相关的主题,但是,在一个是非界限和善恶标准还没有被彻底解构的正常的社会,似乎从来没有人肆无忌惮地将它美化为为一种完美的生命现象,升华为一种伟大的精神“图腾”。
然而,在一个王纲解纽、价值混乱的时代,一切都有可能被颠倒过来,一切都有可能被弄“拧巴”。无耻便是荣耀,下流等于高雅,“流氓”成为“英雄”,而狼则不仅比羊还善良,而且还代替了鸽子和天使,承担起传递福音的使命。《狼图腾》就以它令人费解的偏执和无畏,顺着贾平凹的《怀念狼》开辟的险恶道路,狂跑裸奔,一头扎进险象环生的烂泥塘,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疯狂地颠覆常识所造成的喜剧情景和严重后果。
在《狼图腾》的违背人类基本经验事实的叙述中,狼是一种值得赞美的伟大的生命现象。在作者笔下,所有的狼都比人类要优秀,要值得尊敬。狼不仅机智、勇敢、高贵、守纪律、富有牺牲精神、永不屈服于人类的奴役,而且还温柔多情,洒向人间都是爱,不仅是草原的守护神,而且还是将人类的灵魂超度到腾格里的天使。
作者信奉一种幼稚的生物主义决定论,偏执地认为狼对于人类的文明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草原精神其实都集中在狼身上”(第136页),因此,谁要是想在草原上生活,谁就必须以狼为师,“不管哪个民族都得崇拜狼,拜狼为师,像匈奴、乌孙、突厥、蒙古等等草原民族都是这样”(第23页)。草原上的牧民为什么不把马当作自己的“图腾”,相反,却要把“马的敌人”——狼作为图腾呢?作者认为,“这种反常的逻辑中却包含着深刻的草原逻辑。这是因为蒙古马是草原狼和草原人共同驯出来的‘学生’,而‘学生’能成为被老师崇拜的图腾和宗师呢?而草原狼从未被人驯服,狼的性格和许多本领,人学了几千年还没能学到呢。狼在草原上实际统领着一切,站在草原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制高点上……”(第253页) “古代草原骑兵确实不是靠蛮力横扫先进国家的。草原民族也确实是草原的捍卫者。她们用从狼那里学来的军事才华和智慧,牢牢地守住了草原,抗住了汉军后面的铁与火,锄和犁对草原的进攻”(第81页)。作者的叙述中,一个叫毕利格的老人,竟然也如此荒唐地夸大狼的能力和智慧,夸大狼对人的生活的影响:“打仗,狼比人聪明。我们蒙古人打猎、打围、打仗都是跟狼学的。你们汉人地界没有大狼群,打仗就不成。”(第18页)而“草原狼不光是培养了蒙古武士,也培育了蒙古战马”(第196页)。
狼不仅是人类和“蒙古战马”的老师,而且还是草原的计划生育的总设计师和控制人口增长的大功臣呢:“人昼行,狼夜战;人困顿,狼精神,草原狼搅得草原人晨昏颠倒,寝食不安,拖垮了一家又一家,一代又一代的女人。因而,蒙古包的主妇,大多多病短寿,但也练出了一些强悍拖不垮的、具有一副好身骨女人。草原狼繁殖过密,草原人口一年年却难以大幅度增长。然而,古代蒙古草原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人口过剩,而大范围垦荒求食的事情。是草原狼控制了草原人口舒舒服服地发展。”(第73页)。
因为缺乏对常识的尊重,所以,作者在展开叙述的过程中,就很难维持主题与事象的逻辑上的一致性和关联性。他的判断和观点,常常与文本内部的情节打架。不仅如此,事实上,很多时候作者自己的议论,也在相互抵牾,自我拆解。例如,作者在叙述中说“童话”和“书本”关于狼的叙述都是“误人”的。陈阵“到了草原之后才发现,大自然实在没有比‘大灰狼’进化得更高级更完美的生物了”,但是,我们从他的接下来的叙述文字发现,草原狼实在不是什么“更高级”、“更完美”的东西。作者告诉我们,有一群饿狼,从境外进入中国,“这一轮入境的狼群眼睛特别红,胃口特别大,手段特别残忍,行为特别不计后果。每头狼几乎都是怀着以命拼食的亡命抱负劲头冲过来的”(第41页)。这群狼在殊死的“搏杀”中,给人类和马群带来极大的灾难:“马群发出凄厉的长嘶,一匹又一匹的马被咬破侧肋侧胸,鲜血喷溅,皮肉横飞。大屠杀的血腥使疯狂的狼群异常亢奋,它们顾不上吞吃已经到嘴的鲜活血肉,而是不顾一切地撕咬和屠杀。伤马越来越多,而狼却一浪又一浪地往前冲,继续发疯发狂地攻杀马群。每每身先士卒的狼王和几条凶狠的头狼更是疯狂残暴,它们窜上大马,咬住马皮马肉,然后盘腿弯腰,脚掌死死抵住马身,猛地全身发力,像绷紧的硬钢弹簧,斜射半空,一块连带着马毛的皮肉就被狼活活地撕拽下来。狼吐掉口中的肉,就地一个翻滚,爬起身来,猛跑几步,又去蹿扑另一匹马。追随头狼的狼群,争相仿效,每一条狼都将前辈遗留在血管中的扑杀本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凶猛痛快”;“马群伤痕累累,鲜血淋漓,喷涌的马血喷洒在雪地,冰冷的大雪又覆盖着马血。残酷的草原重复着万年的残酷。狼群在薄薄的蒙古高原草皮上,残酷吞噬着无数鲜活的生灵,烙刻下了一代又一代残酷的血印”(第46页)。
从作者的细致而夸张的叙写中,我们看到的是令人厌恶的狼的形象,但是,听到的却是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来自情节事实,它告诉读者狼是一种穷凶极恶的动物,是人类和世界的敌人,但另一种声音却透漏出压抑不住的快意和兴奋:看哪,这群狼多么像尼采理想中的“超人”——多么勇敢,多么强大,多么善于战斗,多么乐于战斗,多么机智从容,多么有条不紊。当然,作者也在议论中承认这群狼的所做所为是“残忍”的,但是这样的议论,相对于显示着快意的对狼扑杀马群的淋漓尽致的叙写,显得既缺乏明确的道德批判向度,又缺乏令人信服的诚意和说服力:如此野蛮、残忍的畜生,凭什么享受被人类赞美和供奉的荣耀?我们为何还要将它当作自己顶礼膜拜的精神图腾?难道在作者的理解中,“更高级”和“更完美”是以能否给人类和别的生命造成严重伤害和巨大灾难为尺度来判断的吗?难道“高级”和“完美”是“权力意志”和“生存意志”的同义词吗?或者,是“仁慈”和“善良”的反义词吗?难道这样的狼被“童话”和“书本”叙述为可怕的“大灰狼”和忘恩负义的“中山狼”还有什么不妥吗?
事实上,面对这样的基本事实和真相,作者并不是看不到。陈阵看到马群被狼群“集体屠杀的惨状”,被“惊呆了”,也曾表达过这样的困惑:“狼是历史上对人威胁最大、最多、最频繁的猛兽。到了草原,狼简直就是人马牛羊的最大天敌。但为什么草原民族还是要把狼作为民族的图腾呢?陈阵又从刚刚站住的新立场向后退却。”他眼前甚至“突然出现了南京大屠杀的血腥场面。他在狼性中看到了法西斯、看到了日本鬼子。陈阵体内涌出强烈的生理反应:恶心、愤怒,想吐、想骂、想杀狼。他又一次当着毕利格老人的面脱口而出:这群马死得真是太惨了,狼太可恶、太可恨了!比法西斯,比日本鬼子还可恶可恨。真该千刀万剐!” 但被他的话气得“面色灰白”的毕利格老人“底气十足”地纠正了他的观点:狼跟日本鬼子不一样。乌力吉则这样替狼开脱:这次大事故也不能全怪狼,……要怪也只能怪咱们自己没把马群看好。(第56页)最后,陈阵不仅被两位蒙古人说服了,而且还立即极其荒唐地将狼与黄河等量齐观,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草原民族的狼图腾,也应该像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样得到尊重。”(第57页)不仅如此,狼几乎成了一切美好德性和伟大精神的象征。看到狼,“陈阵似乎看到了被囚在渣滓洞里的那些斗士们才有的性格和品质。可他们只是民族的沙中之金,而这种性格,对狼来说却是普遍的、与生俱来、世代相传、无一例外。”(第139页)看到狼跳悬崖而死的情景,杨克则“低头默立,他想起了中学时看的那个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第184页)总之,在这部神奇的小说中,人们随时都可以看到这种对狼的完全不着边际的比附和赞美。
为了用事实改变人们对狼的偏见和敌意,为了充分证明草原民族以狼作图腾的合理性,从而最终将“狼图腾”变成对人类生活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资源,作者让小说中的人物陈阵抓回一条小狼养了起来。陈阵不仅能“亲身感受、亲手能摸到狼性温柔善良的一面,……慢慢地品味着这种纯净的友谊,觉得自己的生命向远古延伸得很远很远。有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很老很老了,却还保持着人类幼年时代的野蛮童心”(第170页),而且,精神生活随即立竿见影地发生了变化:“陈阵觉得自从对草原狼着了魔以后,他身上萎靡软弱无聊的血液好像正在减弱,而血管里开始流动起使他感到陌生的狼性血液。生命变得茁壮了,以往苍白乏味的生活变得充实饱满了。他觉得自己重新认识了生命和生活,开始珍惜和热爱生活和生命了”(第171页)。到最后,“陈阵的思绪渐渐走远。他突然觉得,生命的真谛不在于运动而在于战斗。哺乳动物的生命起始,亿万个精子抱着决死一战的战斗精神,团团围攻一枚卵子,杀得前赴(仆)后继,尸横遍宫。那些只运动不战斗、游而不击的精子全被无情淘汰,随尿液排出体外。只有战斗力最顽强的一个精子,踏着亿万同胞兄弟的尸体,强悍奋战,才能攻进卵子,与之结合成一个新人的生命胚胎。此间卵子不断地分泌杀液,就是为了消灭一切软弱无战斗力的精子。生命是战斗出来的,战斗是生命的本质。世界上曾有许多农耕民族的伟大文明被消灭,就是因为农业基本上是和平的劳动;而游猎游牧业、航海业和工商业却时时刻刻都处在残酷的猎战、兵战、海战和商战的竞争战斗中。”(第171页)
尽管这条狼从来就不曾改变过它的负恩忘义的本性,“丝毫不感谢陈阵对它的养育之恩,也完全不认为这盒食是人赐给它的,而认为这是它自己争来的、夺来的”,但是,在作者和小说中的人物陈阵看来,这恰是一种美德。在他们看来,负恩忘义的狼比知恩图报的狗要高贵:狗看到主人端来食盆,“就摇头摆尾感激涕零”,实属卑贱,而狼对人的照顾“根本不领情”,则是“高贵的天性”的表现。虽然狼的“独立特性、桀骜不驯”让陈阵“觉得脊背一阵阵发冷”,但是,他还是要令人费解地赞美它,甚至以它为师:陈阵“在一旁静静地看小狼进食,虔诚地接受狼性的教诲”(第169页)。作者通过极其虚假的想象和描写,赋予狼以诗意的情调和完美的德性。在陈阵的眼里,狼的难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嗥叫,是悦耳动听的美妙音乐:“小狼欢天喜地地长嗥着‘哭腔哀调’,兴高采烈地向狼群‘鬼哭狼嗥’,激情澎湃地向草原展示它的美妙歌喉。小狼的音质极嫩、极润、极纯,如婴如童,婉转清脆。在悠扬中它还自作主张地胡乱变调,即兴加了许多颤音和拐弯。……两人听得如醉如痴,杨克情不自禁压低声音去模仿小狼的狼歌。”(第258页)然而,最后的结局否定了作者的所有赞美和幻想。最后,这只小狼直到受尽陈阵们的折磨一命呜呼,也没有给疯狂的狼图腾崇拜者带来什么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和重大发现。他们不过玩死了一只狼。
作者自己和小说中的人物陈阵对这种疯狂的行为也不自信:“他对狼的景仰与崇拜,他试图克服汉民族对狼的无知与偏见的研究和努力,难道真的必须以对小狼的囚禁为前提、以小狼失去自由和快乐为代价,才能实施与实现么?”(第348页)问题是,即使作者的研究目的真的能够实现,即便狼真的是被草原民族普遍崇奉的精神图腾,而不是一个凭空虚构的伪文化命题,那也不能赋予“狼图腾”以文化和价值意义上的普遍有效性,从而将一种粗糙的原始形态的图腾崇拜,夸大为主宰人类生活的绝对原则,或转化为所有人都必须尊奉的精神图腾。要知道,简单的图腾崇拜不同于充分完善的宗教信仰。原始性的图腾崇拜具有偶然性、地域性、族群性等特点,缺乏完整的教义和教规,缺乏丰富的宗教内容,因此很难被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信仰体系,更不能被简单地当作解释历史现象的世界观,或解决复杂的社会生活问题的方法论。更何况,作者的价值观完全是一种偏见,而他对狼的道德化想象不仅是幼稚可笑的,而且还缺乏人类应该有的积极的主动性和尊严感。卡西尔说:“在人类文化的任一领域中,‘卑躬屈膝’的态度都不可能被设想成为真正的和决定性的推动力。从一种完全被动的态度中不可能发展出任何创造性的活力来。”(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11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卡西尔的观点,适合用来批评包括《狼图腾》在内的所有狂悖混乱、蔑视常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
总之,如果说,偏执的主观性导致了《狼图腾》主题和价值观的混乱,那么,对常识的颠覆则把这部小说的写作和出版,变成价值观可疑、艺术性贫乏的失败的话语事件。因此,《狼图腾》是一堆干瘪、朽烂的豌豆,而不是一串晶莹、美丽的珍珠,——这是我们谈论这部小说时必须认清的事实和必须说出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