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从先锋导演到国字号大导的监制方法论

提到黄建新，今日的年轻人脑子里大多蹦出的是《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这两部“国字号”大片，黄建新是导演。

我们不妨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其实黄建新在31岁的时候，就曾拍出过《黑炮事件》这样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讽刺喜剧电影，他调侃体制，对历史变革中知识分子的无奈精准呈现，当年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先锋导演。

拍主旋律，黄建新被很多人看做是“被招安了”，但他自己却说，“如果表达的限制还在，那我宁可先放一放做点别的”，他口中的这个“别的”，便是后来驾于其电影影响力之上的“监制”身份。

当第五代导演们这些年经历着作者风格与市场表达的多重困惑，感受着创作意图与审查范畴的不断拉扯时，作为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的黄建新却另辟蹊径——成为了中国电影圈的金牌监制。

他的监制履历表里，不仅有冯小刚，陈凯歌这些内地大导演，也有陈可辛，张之亮，尔冬升，徐克，罗永昌，马伟豪这些香港导演，更有跨国合作《木乃伊3》，甚至昆汀·塔伦蒂诺2002年来华拍摄的《杀死比尔2》中，黄建新也作为中方监制参与了中国戏份的拍摄。在今年贺岁档中，由黄建新监制，徐克执导的《智取威虎山》还拿下了8.81亿的票房。

冯小刚说，黄建新是中国最好的监制之一，张之亮也说，大家都喜欢跟黄建新聊天，他懂的多，又好沟通。近日，时光网记者也有机会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与几位媒体同仁一起采访到这位金牌监制，听他聊聊他的监制方法论。

如今的黄建新，已经开始了与网生代导演的合作步伐，他即将为叫兽易小星保驾护航，监制其执导的热门网剧《万万没想到》大电影。与年轻化的电影语境碰撞，对当下电影环境的思考，经历过90年代的中国电影商业变革，目睹国好莱坞电影地中国市场的冲击，以及中国电影人在这种局面下的阵痛与转型，黄建新的回忆里有太多故事。

▌从先锋导演到国字号大导

“表达的限制还在，就先放一放”

记者：你早在1985年时，就拍过《黑炮事件》这样对时代有冲击性的讽刺喜剧电影，为什么后来忽然回归主旋律，变成了“国字号”导演？

黄建新：《黑炮事件》当时在中国大陆争议非常大，那时候大陆、台湾有新浪潮电影推动，大概有十年时间，我在全世界电影节转。后来，大陆市场大了，我们经历了整体的电影市场转型，跟好莱坞竞争，如果我们没有主流电影，就会被灭掉。电影人开始转向主流市场工业概念的缔造过程，这牺牲了很多人，因为我们都不熟悉，都在努力学习、改变、参与，中间跟我一同进来做的人，很多半路上牺牲了，为我们铺路了。如果看过我的作品就知道，我的尖锐都还在，但如果表达的限制还在，我会选择先放一放，去帮助其他导演去做监制，也是挺好的。

记者：你去年监制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创造了口碑与票房的巨大成功，这种老题材的市场新生，给你什么启发？

黄建新：大陆电影终于从冯小刚创全国记录的3300万票房到13亿票房，越来越多的电影很容易超过5亿票房。去年，本土电影，包括香港、台湾、大陆，占了中国电影市场份额将近60%，好莱坞和全世界电影占30%左右。在这过程中，我参加了很多大电影，像《智取威虎山》，徐克导演我做监制，将近9亿票房。让我回到电影最初的状态，最初我们想干嘛就干嘛，电影可以把我心里的那点事带出来。

记者：你本身有导演思维，也有监制意识，你怎么看这两个身份在你身上的交织和碰撞？

黄建新：我身上这两个东西，一个是电影职业人的概念，一个是艺术家的概念，这是两个概念。像主流市场的电影，它是一个消费型电影，它的情感是需要大多数人的消费过程，这样的电影其实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讲，就是一种从众心理的系统，要大多数人在这个系统的框架内。文艺电影，体验性的电影实际上是创作者的生命、心灵、文化，包括他的生命中各种东西的所见所闻所遇所经历的事情的一个综合体验。主流市场电影不是这样，一个题材，更多在意的是，它适不适合最多的人观看，它的类型和系统是什么样的。比如《智取威虎山》是英雄的故事，其实英雄情结在男孩子身上从小到大都是梦想，所以这是有大量的基础，这就是好莱坞跟欧洲的电影，比如《007》，就是好莱坞很多电影的雏形。

▌黄建新的CEO式监制方法论

?①管成本②挡住投资人③放大导演IP价值

记者：监制的角色是找平衡，但有的导演不太喜欢一个强势的监制，你给这么多导演做过监制，你的方法论是什么？

黄建新：电影是一次投资行为，我比喻监制是一个CEO，任何一个电影一家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为电影是一个巨大风险的投资，如果好的项目都留着，坏的项目给别人，别人也不干，一个好的项目基本都是十个公司、八个公司在分担，所以你赚钱的时候要分担给别人，赔钱的时候别人才会帮你分担。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就需要有一个像CEO的人来平衡、来管控成本，首先是成本，否则一切计划都没法计算了。

记者：具体到创作上呢？会去给导演一些什么帮助吗？

黄建新：最大的帮助就是挡住投资方，不让他们去干涉导演的创作。不允许十个投资人每人都对导演发号施令，我要把这些人拦住。大部分监制在电影的内容上也是相对的内行，电影的监制一定得是内行，而不能是行政人员，所以我会经过筛选，把投资方建议中有用的东西综合以后告诉导演。如果十个公司你说这个、他说那个，那导演没法干了。所以监制的第二个工作，实际上是挡住所有的闲言碎语，使它变成聚合的力量。

记者：这几年大家都在谈IP，实际上，导演才是这个行业里最有价值的IP，作为监制，是不是也需要去帮助导演不断放大他的IP价值？

黄建新：监制从内心深处知道，商业公司对导演的IP的重视程度，是大于艺术片对导演的IP重视程度的。任何一个商业导演，你会发现，他突然在全世界变成家喻户晓的导演的时候，都是无数的公司在放大这个IP。明星也是这样。相对的，文艺片因为它是独立创作系统，投资公司说给他几百万，赚了可以，赔了也无所谓，这样就到了一个个体的角度，所以商业电影对IP的重视程度一定大于艺术电影。我这么多年的经历，跟美国人合作也好、跟韩国人合作也好、跟日本人合作也好、跟国内的大公司合作也好，就慢慢发现，对IP最重视的范围是主流市场。

记者：拍《智取威虎山》这样的红色老题材，是不是也是你对徐克IP的信心？

黄建新：为什么一定要让徐克拍《智取威虎山》，是因为知道他的能力和他的IP才有可能使这个电影成功。所以监制就是在这里头要跟制片人斡旋。比如，拍打虎上山这场戏非常贵，将近一千万，投资商希望我们减低成本，但是威虎山征服观众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我的任务就是说服投资者，你不要管，我们在主成本里去调节，所以我们坚决地，就这一场戏压了一千万，结果证明我们的判断是对的，监制有很多的方法去控制成本。

记者：这么多年监制了很多戏，现在你开始监制网生代电影《万万没想到》，它让你回想起之前监制的哪个片子？

黄建新：跟以前监制的其他电影不同的地方是，这个电影已经有它自己独有的成功模式存在，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丢的，这是这部戏成功的基础保证。我们需要做的是，对电影能够增色什么，了解粉丝对这部电影的心态是什么。目前我跟导演叫兽易小星一直在讨论，我们俩都喜欢提匠人和职业人，职业人最好的特征就是，在一个系统里，他会按职业标准去做工作，而不会把个性驾于工业产品的生产之上，这样才能保证在导演的思维之下去完成一个东西，特别是新导演，新导演面临的监制如果是一堆大师的时候，假设这些大师又都是艺术家，那这个新导演就没法干了，所以我们强调的职业精神就是，电影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主题，所有的技术保证都要在这个前期务虚的过程中解决掉。我在监制的角度就是跟这些人在一起，调整好所有的创作风险，用这些力量帮助这部电影。

▌50后怎么看新生代导演

?“人最怕就是不能获得新感觉”

记者：你之前监制的电影是跟成熟导演，像徐克、陈可辛等，现在都是在给80后，90后新导演做监制，跟年轻人思想碰撞感觉怎么样？

黄建新：我最早做监制都是新导演，《上学路上》、《电影往事》。现在跟叫兽易小星的合作，又回到我跟青年导演这个熟悉的过程中来，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的障碍和原则，很自然。

记者：《万万没想到》它是全新的网络体系，对你来说有新鲜感吗？

黄建新：没有系统，很特别，这是我感兴趣的地方。因为我是导演出身，对很多新鲜东西有极强的好奇心。跟团队合作时，感受到时代语境的变化，感受到一代人的节奏感。语境是很简单的，就像大家在网络上沟通，能意会，会笑，隔代人听不懂。我跟年轻人合作，首先得用导演的思维跟他们碰撞，监制的思维有大管理系统在支撑我的工作。跟导演的合作一定要用创作的思维讨论，讨论后用监制的方法，使这个东西管理上科学化，保证在投资里可以获得最大的技术支持，完成他的想象力。电影制作过程是完成导演脑子里的事，有摄影师、美术师、系统设计、录音系统、音乐等，观众看到的是一个综合体。实际上电影是一个所有人的智慧叠加的过程，职业监制是怎么使叠加少出现错误，不敢说增加，因为增加是创造力的吻合，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创造力，他们正巧吻合了，这是一个相加的过程，就会变成很好的电影，但这种机会极少。职业监制是要想尽办法使叠加不要出现负能量。

记者：在跟叫兽易小星的沟通过程中，会有一些语境你不懂吗？

黄建新：我们是在理性指导下工作，大家的经验、判断、分析能力都不会有问题。但人走到哪一步，固执就会出现，固执出现就会有冲突。我可能代表我熟悉的主流商业电影的观众，前提是不影响你最大的优点。如果我影响你，我进来就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总觉得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就有问题。如果在探索和判断，这都是没问题的。

记者：现在电影行业也涌现出越来越多像叫兽这样的新生代导演，你怎么看他们？

黄建新：历史永远是一代人替换一代人，其实每一代人都是踩在前一代人的肩膀上，历史永远是这样，想挡都挡不住。所以如果你能视野开阔，你迷恋它，你肯付出，你就可以活得长远，你就可以在创作的过程中，不停地得到一些新的启发，对你的生命、价值会有新的感觉。人最怕就是不能获得新感觉。所以他们来找我的时候，后来我去补课看了《万万没想到》，完全是一代新的情感解释方式，很有趣。

但是我打个比方，我们当年拍《十月围城》的时候想用李宇春，因为李宇春当时红遍大江南北，我们以为她的粉丝是可以转换成观众的，但是到电影上映时发现离我们设想差距很大，发现这是两拨人，比如网络上有很多宅男宅女，他们最大的心理障碍就是社交恐惧症，他们不愿意出现在公众场合，但是电影的观赏，恰恰是公众场合，所以有一部分人是转换不到电影院的，电影就是在电影院开辟新的观众群。常看电影的人会对电影有综合性的要求，比方说对它的技术层面的要求、对演员的要求，这些跟网络是有区别的。我希望跟叫兽合作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这样的视野开得更大，使这个电影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在创作的那部分我完全相信他，因为我跟他接触很多次，他的创作力、他的表达方式都是新鲜的，新鲜感对电影是非常好的事情。

▌诊脉中国电影市场

?“我们主流商业电影的输出根本完成不了”

记者：现在的中国电影市场变化很大，尤其是近两年网络作品电影化，你觉得未来几年，网络作品能对传统电影制作形成多大的冲击？

黄建新：我觉得没有冲击，我进电影学院进修时，我们班有八个人，电视剧《渴望》的导演说，诸位在电影圈混不下去，请到电视剧来。80年代中期，电影开始往下走，很惨淡，特别是90年代初，中国电影有一年是9亿多，已经到了这么惨的程度。那时候因为文革，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之间完全中断，语言系统和表现扩张到我们不熟悉，我们的东西被老化，观众不满。那时候任何一个放港台片的录像厅都可以打败我们，当时的电影院都改咖啡厅、录像厅，就不放电影。我的好朋友在新疆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拍黑白片，我说这是彩色片啊！电影院的技术差到我的电影放出来没颜色，我们的电影到了什么程度？

《真实的谎言》应该是1994年播放，电影院突然出现排队，观众不是不喜欢电影，只是你的电影不能满足当时的观众，包括你讲故事的方式、影像系统、表现力、声音系统、感染力都不能满足观众。这对中国电影人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同时也是一次点燃，觉得电影拍好是有可能的。有一堆人一直坚持拍电影，挺过来了，突然发现差异性是艺术活下来的根本。电影跟电视的习惯完全不同，电影观看下来，是具有强制性的审美过程，电视是开着灯、吃饭、聊天的。在接受美学角度完全是两个体系，这使电影活下来。

记者：说到美国电影，你怎么看这之后中国电影市场对好莱坞完全开放后，会带来的更大冲击？

黄建新：美国电影在50年代经历萧条后有一次大增长，使它的电影推到全世界，吞掉很多地方的电影。中国电影从那时候开始复苏，开始引进、合拍，让外国团队进来，使中国电影格局发生变化。电影的诉说方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这对电影是一次拯救的过程。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慢慢进入主流市场。当时意识到，如果没有主流市场电影，我们的电影是撑不下去的，前两天我跟徐克开了一次会，全面开放也是我们俩的一个特别大的危机感，如果2017年后，我们的市场全面对美国片开放，我们只说商业主流市场啊，我们将会受到空前的压力。就我们自身目前的工业水准还达不到跟美国主流市场电影相拼。我们庆幸的是，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完全不同，他没法取代我们。

记者：你的言下之意是，那个时候，网络作品，或者说跟中国观众有语境互通的网络电影，反而会成为中国电影对抗好莱坞的优势？

黄建新：网络电影展示了所有最新或者最直接的生活体验，它们所带来的新鲜感，我们大银幕电影发展，满足不了网络，所以要跳出来跨越。当中有成有败，带来很多关于电影的讨论。关于网络电影的合作，讨论下来，如果转到大电影的角度来看，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跟好莱坞《蜘蛛侠》的监制是好朋友，他们看中国的电影原则上没有区别。大电影的观众对电影有基础要求，比如对明星、制作技术水准的要求，他们是一个标准。网民会忽略很多东西，内容在第一位。如果电影的内容很好，拍得很差还是不行的。关灯后会看到所有的细节，这个特征是只要你往大电影转，都不能违背大电影的基本属性，你不能完全靠网民的直接转换。

记者：谈到中美之间的PK，中国的钱到好莱坞收购公司，好莱坞近两年面临困境，需要中国的钱进入美国市场，你怎么看中国和美国好莱坞之间的PK关系？

黄建新：在我们之前，日本早就做过跟美国公司的注入，日本人是大股东。实际上电影最后终究是创意产品的过程，这是资本控制不了的。在这个层面，我们一味说我们进了多少钱，意义不大。索尼直接把哥伦比亚六大公司买下来，我们谁做得到？美国人永远都是跟你谈产品、项目，比如我们在《木乃伊3》谈判的过程中，有四个律师跟你谈四个合同，没有合同，项目不启动，你感觉到后面有强大的系统支撑。我们的生产过程基本按工业方式来做，我们整个行业的工业概念和法律的文本契约概念建立不完整。中国目前的电影想出去比90年代难多了，我们主流市场变产品，我们还没达到最好，主流商业电影的输出根本完成不了。面对现实就在中国大陆这一块市场。

记者：输出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什么？

黄建新：首先，我们要有人类共通的价值观，美国出来的电影都可以认可里头的主角。如果不是这个，出去都是别别扭扭的，普通观众无法接受。普通观众在用钱买一次心理消费过程时，你让我哭，让我哭的干净，让我笑，让我笑的痛快。要有一种情绪宣泄的过程，如果看的别扭的话，市场上很难销售。这是韩国电影的问题，韩国电影80%都是拧巴电影，所以文艺青年会说韩国电影好，甩中国电影几条接。但他们的影片拿到主流商业电影中来，就不理想。这是韩国电影在主流市场出不去的原因。我们现在也是，我们商业电影里还是不够纯粹，我们很难解决。我们在商业电影里想表现的太多，我们没法出去。如果我们把电影作为观众生活消费的过程中，给他正能量的产品，我们就要保持这个类型的纯洁度。《哈利波特》、《蜘蛛侠》都是一串，观众一直喜欢。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都在努力。跟徐克开会，我们组织一批人，我们有没有能力用我们的力量影响投资商、电影工业，使我们建立起最基本的概念，使我们的电影持续一点点的长进，跟亚洲电影从业人员合作起来，使我们的标准可以跟好莱坞基本抗衡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