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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已经走到第十三个年头，面临将改革不断推向深入、产业良性升级的新挑战。《中国广播影视》日前采访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为我们解读当前中国电影形势。
记者：近年来中国电影飞速发展，在电影产业的一些关键指标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但对未来整个电影产业的走向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您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态势？
张宏森：当前中国电影处在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整体态势是健康的。电影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积极弘扬核心价值观，唱响中国梦，传递正能量，电影开始与观众形成更加亲密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面对日益复杂和艰巨的挑战，我们不断深化改革，正在逐渐改变产业化初期粗放型增长的局面，推动产业升级。
对此，我们需要对中国电影的一些产业指标有基本的认识：
第一个指标，从产量上讲，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我们目前每年拍摄大概600部左右的故事片。再加上其他类型的影片——比如动画片、纪录片、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科教片，总数接近1000部。这是电影创作生产力的宏观景观，它预示着中国电影生产力的活跃，反映了中国是一个具有大型的、完整的电影产业框架的国家，电影产业已经进入稳步发展的阶段。
第二个指标，我们的电影市场正在飞速发展。从票房来看，今年一季度，仅仅94天票房就突破了百亿大关，比去年提前了48天。这个数字背后代表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连续高速增长。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十多年前，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这种高速增长的可贵：自2003年实现全面产业化改革以来，中国电影票房一直保持着35%以上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可以拿中美票房作一个对比：2003年，我们是10亿元票房，只有美国的1%；而去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经达到了296亿元，接近北美电影市场的45%~47%。今年我相信还会以更稳定的速度增长。
第三个指标，从影院建设来看，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去年年底对外发布的影院银幕数字是2.4万块，到现在为止，这个数字得到了新的更新。今年第一季度新增影院554家，新增银幕2806块，目前银幕总数已经突破了2.7万块。
无论是从电影的产量、电影市场的票房、电影市场的基础建设来作十年的纵向比较，都会发现，我们的发展速度确实令人兴奋、令人瞩目。
如今能够有这样的局面，首先得益于国家多年以来对电影的大力指导与亲切关怀。中国电影的发展离不开长期以来各级领导对电影事业的关心与支持。去年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主持的全国电影工作座谈会上的相关精神，以及七部委联合出台的八项产业优惠政策，都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此外，中国电影能有今天的成果，是广大电影工作者集体奋斗而得来的，得益于社会各界参与电影的积极性的空前高涨。他们所付出的智慧与汗水，使我们看到了今天这样繁荣的局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十年前，我们的投资主体主要以国有电影投资单位为主，100部故事影片的投资主体也不超过100个。经过改革之后，实现了多种经济成分进入电影业。目前投资主体已经超过1500个，电影生产力被充分激活。
各种资本进军影视业的力度和规模非常大——“互联网+”，电影是它的首“+”。因为电影本身的产业业态足够活跃，吸引了互联网来主动进行嫁接。可以说，今天对于中国电影非常关键，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是健康和良性的。
记者：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折射出中国电影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张宏森：首先可以看到，中国电影的质量和水平正在与时俱进地提高。传统的主旋律影片、现实题材影片等，在传达社会主流价值、承担文化责任等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我们也产生了基于产业语境之中的本土电影的新形态，如本土大片和多种商业类型影片，还有一些成熟IP的跨界、互联网与电影的成功嫁接，电影在巨幕、3D、CG、声音等各技术环节方面都有显著提高，无不拉升了中国电影的整体质量与水平。对此我们需要正视。
第二个变化，电影作品的多样化形态正在形成。在今天，有这么广阔的市场与活跃的电影生产力，中国电影需要形成一个健康生长的形态，能够百花齐放，容纳不同的题材、样式、风格和语言体系。以春节档为例，每部片子都有不同的特色，今年还会呈现出更多。多样化、多类型、多品种会是趋势。我们既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要满足不同层级群众不同的文化心理需求。
第三个变化，中国电影人才队伍正在不断扩大。目前的局面是，个别的“第四代”老同志还在工作，“第五代”“第六代”依然奋战在创作一线，而“新生代”正在迅速崛起。此外还有很多跨界力量的加入，比如为数不少的作家群体，还有一些演员、摄影、美术等，电影的人才队伍正在扩大，打破了以往的封闭与固定化。在我看来，跨界所带来的形象思维会带动电影语言新的探索与新的追求。我们需要用开放的眼光来看。
第四个变化，出现精品力作的概率在增加。从电影生产的数量上来说，我们的分母大、底座大，产生精品力作的概率在同比增大。另一方面，我们有着相当活跃的投融资体系、活跃的人才队伍、强大的市场作支撑。比如与法国合拍的《狼图腾》，比如张艺谋转过身拍了《归来》，都充分体现了当下市场的多种尝试与可能性。
记者：目前中国电影形态的多样化也带来了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引发诸多争议。如何正确看待中国电影目前整体的艺术水平？
张宏森：新时期以来，几代电影工作者不断推动着电影的语言革新和艺术进步。比如1979年，张暖忻与李陀合著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响亮发声，它针对当时的“十七年电影”在电影美学和电影语言上的单一，呼吁改革，助推“第四代”登上影坛，也激励了之后“第五代”的生成与成长。而今天，有多种力量正在催生中国电影语言发生更多的变化。
我们不否认当前确实有些质量不高的电影，也有个别电影工作者急功近利的现象，引发了一些社会争议，有些声音认为中国电影大不如前。
我觉得，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把它还原到历史的语境中去对待才有意义。
众所周知，和如今多媒体传播的状态完全不同的是，当年我们的文化消费方式非常单一，电影院可以说是人们唯一的娱乐。另一方面，产品集中度非常高，每年经过精雕细琢、反复揣摩，只生产几十部故事影片。再者，全球化程度低，大家看不到好莱坞电影发展到什么程度，更看不到欧洲电影已经完成了新现实主义和新浪潮的发声。而另一方面，那个时候的社会共识度、价值共识度很高。反观价值多元、思想多变、观念多样化的今天，在这样一个相对价值碎片化的语境中，大家对一件事要保持统一的认识，是很难的。
因此，我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多媒体的时代，要对电影文化有新的宽度认识。
首先关于“什么是电影，什么不是电影”的认识——如果用传统的经典的标准来衡量，很多电影就不是电影。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世界上很多传统的和经典的电影，也有不少非戏剧化主题的电影。经典的故事模式可以是电影的主体，但是需要允许电影有附着物、附属体。
其次，电影故事的讲法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容纳多种叙述方式和叙述话语。
第三，电影需要实现多样化、多品种、多类型的共生共存。我们不能用一种既定的现成的标准来要求电影的统一规格。比如美国，既有好莱坞六大公司的片子，也有很多独立公司或者独立制作人所拍摄的影片；有相对严肃的作品，也有完全娱乐化的快消品电影。因此，我们需要打造中国电影的文化宽度。在这个文化宽度中，其核心地位是以戏剧、故事为本体的讲述方式，但同时也允许在这样的一种讲述方式之外有不同的语言表达、不同的样式呈现。
我不知道在互联网进一步绑架全世界的未来，还会有什么新的品种诞生，可能要求电影形态有新的变形，但是我们要用足够的耐心、漫长的时间维度来观察。
记者：中国电影自2003年全面产业化以来，需要着重解决哪些问题？目前进展到了什么阶段？
张宏森：中国电影这十多年，既是一个自我调整的过程，又是一个融入全球电影语境的过程。
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三十年以来，电影产业风起云涌，基于电影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至少发生了三次大的革命，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电影语言的相应变化。
第一，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高工业”“高科技”“高明星配置”为标志的美国大片运动所带来的世界电影近三十年以来的第一次革命。它突破了古典好莱坞模式以及欧洲的作者电影模式和经典主义模式，开始走向一种“大片模式”。这一“大片模式”针对电视机和录像机而来，以“高工业”和“高科技”为支撑，区别于电脑上甚至多屏上的观影体验，形成在电影院集体观赏的视觉奇观。它强化了电影院存在的必要，同时也让电影的命运在多媒体时代得以延续拓展。
如果说第一次运动诞生在全球的后工业时代，那么第二次运动则是诞生在全球的后现代时代。人们在一种普遍的全球化的节奏当中，压力增大、焦虑感上升。所以电影院要解决的问题是，把电影从历史的功能中拓展出来——历史的功能首先是审美，审美之后带着艺术思考，思考之后带着教育。
这一时期的电影需要在焦虑和压力面前释放一种情绪，也就是追求电影从内向到外向的转移。而关于释放的诉求，带来的就是电影的娱乐化品质，娱乐化的功能得以重点突出和反复强调，也就有了美国电影中各种各样的超越——超能量、超人、钢铁侠等，希望把人们从现实中解放出来，让你获得一种外在的力量，从外在力量里面获得一种暂时的解脱。与传统形态的电影相比，这种“超能量”“超人性”的转型，就是把娱乐功能、释放功能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第三次运动发生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了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的空闲时间都被互联网绑架了，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看微信上发生了什么。在这种情况下，电影不可能超然物外、无动于衷。
互联网最重要的特征是参与、平等、对话、社交，电影在今天要想赢得更多的观众，必须与互联网衔接，让电影的社交功能得到内在和外在的焕发——大家集体相约去看，继而找到共同的话题。因此在今天，现象电影、话题电影、粉丝电影成为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在无形中改变着电影的叙述形态，“跨界IP”的概念广泛流行。互联网对于电影语言的格式、规范等都起到了一定的冲击。
因此，当中国电影从2003年开始改革的时候，遭遇的是四个大的转变：
第一是中国电影独立发生的转变：我们必须要面向市场、面向观众——从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模式，需要打破作者和观众之间的壁垒，在市场与观众中找到自己的生命力，也就意味着作者化向大众化迈进。
第二，在大片运动上不能掉队。
第三，不能丢弃电影的娱乐功能。
第四，需要迅速融入互联网所带来的话题和社交。中国电影在这十年之内，必须要走完全球电影共同造山运动的成果，我们相当于是用十年的时间快速改变过去在计划经济、自我封闭模式下产生的很多薄弱环节。
我们目前还处于消化整理阶段，处于产业需要升级的阶段。中国电影面对所有的挑战与压力，担负起了所有的任务。我们目前沉淀出了一些成果，但还不是很多。但是需要看到，中国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不是无缘无故的。作品与观众是相互带动的。一方面我们有了更多样态、更高品质的电影，它在呼吁观众；另一方面，观众的积极参与也推动了电影拿出更高品质、更多样态。可见中国电影迎接挑战的能力还是很强大的。
记者：从现阶段来看，中国电影又面临着哪些压力与挑战，有哪些发展任务？
张宏森：第一个挑战来自外部。当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时，全世界的目光对中国电影是非常复杂的。在这种复杂的目光审视中，需要保持中国电影的文化定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电影创作之路，在融入全球电影语境的同时又保持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同时，我们也面临评价体系的复杂化。伴随网络和自媒体的迅速兴起，发声通道的空前迅疾，激发了每一位观众的发言冲动，一时间众语喧哗、观点纷呈。一些个人化的体验常常裹挟民意而被凸显，一些不甚周严甚至偏激的观点也容易被放大，似乎使得我们的电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招致更多争议。
当然，面对这样的压力，首要任务还是要提高质量水平。每年要出更多领头羊、示范性的作品，让大家都看到中国电影的切实进步，看到电影工业和电影语言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生存的新状态。另一方面，也呼吁大家给本土电影更多的呵护与鼓励。
第二个挑战是我们的市场。中国电影市场迅速增容，大家都希望来分一杯羹，比如美国电影。美国电影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差不多有85%，在中国的份额维持在40%左右。其对中国电影市场显示出强大的兴趣与热情，既为追求票房和经济利益，也有潜在的文化争夺。这是母语与英语的较量，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较量，也是中国精神与美国精神的较量。
诚然，美国电影在工业、工艺、创意等各个方面，其制作水准确实高于我们。一方面需要跟他们学习、合作、开放中竞争，另一方面必须用更多接地气、展现中国文化的作品焕发成一种文化竞争力，捍卫我们的市场份额。
而随着中国电影越做越大，需要有能够容纳多国文化，多国别、多语种文化的可能性。需要给观众提供诸如阿拉伯、欧洲包括东欧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化风情。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国电影会迎来更多挑战。
第三个问题，中国电影要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实现完美的统一。大家总是在质疑中国电影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标准问题，但如果仔细剖解，这其中对很多电影的文本分析都比较粗糙，没能深入到其文本肌理当中去发现创作者真正想表达的理念。诚然，一些影片在文本表达上有所欠缺、有所割裂，是因为我们才刚刚开始，某种程度上存在一种方法论焦虑。方法论上的不太精准，使得影片的最终呈现出现了某些偏差，影响到了对影片的价值判断，但并不能因此动辄便扣一个大帽子。
在我看来，与其探讨中国电影的价值观问题，不如探讨价值观怎样找到有效的方法论，找到有效的呈现途径。《战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传统题材，但却找到了更加恰当、更加精准、更加现代的表达方式，因此广受欢迎。
第四个问题，中国电影在品牌化建设的努力上远远不够。好莱坞有六大公司，托拉斯式的Studio.中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公司，没有形成完整的创意、工业、科技、销售体系。我们在完整的产品品牌的建设意识、建设能力上非常欠缺。今年迎接的是《速度与激情7》、《复仇者联盟2》，我们也看到各种“侠”的3、4、5，其品牌都是成系列的，产品有着严格的程序与模式。目前我们的电影产品很少能够形成“系列”一以贯之。此外，在类型品牌（比如迪斯尼、漫威的漫画产品）、作者品牌（比如斯皮尔伯格、卡梅隆等知名导演）的建设上都亟待加强。
第五个问题，电影产品的平衡能力还不够。电影市场要多样化、多类型、多品种，实现文化平衡。也就是说，既有足够的满足观众娱乐需求的产品，也有足够的满足观众诗意要求的产品。再往前走，就是深度化需求，满足个人的思想深度这样的需求。目前我们的平衡做得不好，有时候在文艺上走得过重，有时候在娱乐上走得过重。我们的文化平衡能力、文化协调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六个问题，我们的市场治理能力亟待加强。有了这么多影院、院线、银幕，但是市场治理能力尤其是现代市场治理能力、规范能力都有相当的差距。这是我们自身的挑战。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潜力？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张宏森：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提出了人类思考问题的两个维度：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头上的星空：我们必须要有广阔、宽度的市场，中国的电影产业必须要做大做强；心中的道德：我们永远不丢失中国电影的艺术标尺，包含价值观、对艺术属性的认识。
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电影市场做得和北美电影市场一样大，甚至还要超过它。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要有第二个信心：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尊严与文化规格。这是我们的基本要求。更高要求是，通过电影这种媒介，把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传达出去。
说起“走出去”，这是除了美国电影之外，全球电影面临的共同难题。
目前“走出去”面临着三大困难：
美国的垄断地位——好莱坞牢牢占有全球85%的市场份额；中国电影的母语——配字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影效果；中国电影的语法——在与国际对接的过程中，我们独特的文化、价值理念、审美传统会与海外观众所熟悉的存在差异。
但需要保持信心的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本土市场。可以设想，如果某一天有一部片子能够在本土市场有一亿观众，就意味着其票房有30亿元。这样的一部片子，它会打通全球所有发行商的心—— 一部电影有一亿观众，我为什么不来尝试一下，也引进我国呢？
因此，做大做强中国本土电影市场，保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发展多品种，是我们为将来走出去储备力量，也是走出去的坚强背景。目前做合拍片是一个积累经验、取长补短的过程，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也是走出去的过程之一。如果我们在做强本土市场的同时更多地走出去，实现良性循环，那么中国电影也就能够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
记者：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具体到扶持与激励中国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方面，电影局目前有哪些具体的措施？
张宏森：作为电影局，整体的方向是，要给中国电影提供好更多的服务与扶持、奖励与激励。
第一，要做示范性的作品，重点扶持、重点投入。比如今年我们将围绕世界反法西斯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推出一批抗战题材的作品。我们还扶持了一批弘扬爱国主义、表现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成就、以及“中国梦”题材的作品。另外，我们还积极推动其他部委为电影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去年七部委的八项政策就是由电影局来负责落实的。
第二，青年人才计划，我们也在不断落实。首先对于编剧的投入，每年我们在9所高校开展“青年优秀电影剧作扶持计划”，每个高校有10个作品入选，每部作品都会拿到我们的奖学金，这项工作已经持续开展了6年，激励了大批青年电影创作者。其次，每年扶持5~10部青年电影创作。
再者，对市场上表现好的创作，要给予特别的奖励和补贴。
第四，我们还创造机会推动青年电影人才走出去，学人之所长。比如我们和派拉蒙联合开创的“中国电影人才交流计划”已经成功举办两期，10名青年导演去派拉蒙接受了全产业链流程的深入学习，今年是第三期。我们今年还会派出青年动画导演和制片人去迪斯尼学习，鼓励他们走出去。
第五，我们要让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的青年导演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共同做大做强华语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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