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影视艺术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在多屏互动时代,一大批作品亮相银幕、荧屏和网络,为百姓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但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影视创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随心所欲、胡乱混搭,甚至恶意消解的创作现象。
一些“抗日神剧”“虐心剧”屡屡上演匪夷所思、违反常理、违背人性的情节。如《抗日奇侠》《女子炸弹部队》《一起打鬼子》等被戏称为“抗日神剧”的作品中,出现了手撕鬼子、石头炸飞机、裤裆藏雷、自行车当飞机、解救莎拉波娃等雷人场景;而《回家的诱惑》《贤妻》《盛夏晚晴天》《樱桃红》等被戏称为“虐心剧”的作品,则出现了夫妻间、婆媳间以及亲子间的“虐心戏码”。与此同时,一些电影不惜将成本砸钱在特技、大明星、大场面上,却全然不顾剧本、影像、表演等基础工作的打磨,导致“伪大片”扎堆。而一些网络剧、微电影更是利用网络媒体的传播优势,肆意搞笑、搞恶,以赚取眼球,导致“三俗”泛滥……这些形成了影视创作中的歪风邪气。不正之风散发着铜臭气,传播着负能量,误导着广大受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世界观和历史观,这在当前文艺领域,乃至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产生了恶劣影响。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影视评判标准过于倾向经济指标。在市场化、产业化的背景下,影视作品的价值评判几乎唯票房和收视率马首是瞻,艺术价值、社会责任等标准受到严重削弱。与此同时,一些影视从业者品行低下令人担忧。如今的影视娱乐圈,导演和明星吸毒、嫖娼如定时炸弹般时常被媒体爆出,一部分影视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言行举止、生活作风每况愈下……这种情况下其创作水平、创作质量等很难不受到影响。
其次是影视创新乏力,从而造成影视同质化现象严重。在电影创作中,如《何以笙箫默》《小时代》等IP电影过度开发,造成了市场的饱和;如《万物生长》《匆匆那年》等青春电影的扎堆出现,不仅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还出现了文化产品过度消费等问题。
然而,在舆论环境上,严肃批评的失语,也是造成影视艺术创作不正之风的原因。影视批评理应对影视创作产生正向的引领与推动,但现状是严肃的影视批评力量式微,对于现实的影视创作近乎失语。要么理念和话语方式老套落伍;要么碍于人情、面子,说些隔靴搔痒的捧场之语,更多时候是被网络上的刻意炒作淹没。
对于影视创作的这些不正之风,我们认为必须要有积极的举措予以应对。首先应当奖罚分明,净化影视文化生态,强化主流评价标准,加大奖罚力度,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品,自觉担当社会责任的影视艺术创作者加大表彰;对于影视创作中的不正之风,应该及时制止并公开批评,严肃处理。20世纪60年代我们曾经推出了我国22大电影明星,以此极大激发了电影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与进取心。这些年专业和市场化的评价多,但高规格的国家荣誉始终未能确立,国家荣誉的设立,可以鼓励影视艺术创作者做出表率,以此遏制不良习气在影视圈的蔓延。
从创作的角度,必须加强对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再造,激励影视行业勇于创新。影视创作应树立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科学与理性看待国外影视作品、发展模式。固然好莱坞与国外电视节目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如果因此就自我矮化、自我贬损,那无异于自掘坟墓。百年中国电影和半个多世纪中国电视的历史上,真正载入史册并为世人所敬重的作品,往往是彰显着大国风范、蕴藏着家国情怀、体现着民族精神的“中国制造”。只有自主创新,营造更加浓郁的自由创作的氛围,探求保障创新的体制机制,才能形成影视艺术创作的大好局面。
对影视艺术的评价也会对创作产生影响,所以提高影视批评的专业性和影响力,也是刹住影视艺术创作不正之风的方法。随着新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影视批评出现“众声喧哗”的局面。一方面这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表达自己,但也会鱼龙混杂、良莠不分,真正有思想、有分量的严肃的影视批评反而淹没其中,让影视艺术创作者摸不着头脑。我们需要在政策、平台与人才的凝聚上下更大功夫,让严肃的、专业性更强的影视批评发挥出足够的正能量。
影视发展潮起潮落,出现一些“逆流”不足为奇。对于近年来出现的这些不正之风,亦当如是观。只要找到症结,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依靠我们多年积累的经验与智慧,一定能够创造出令人期待的中国影视新局面、新景观。
(作者周建新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教师,胡智锋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