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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吹灯》等6部原创网络小说曾经在2014年卖出总价格近1000万元的高价，其中两部最为经典的小说甚至破了单本200万元的版权记录。
中国最大的IP《鬼吹灯》究竟会拍成怎样的电影？当陆川接受韩三平的邀请准备改编并拍摄电影《鬼吹灯》时，这是他必须面临的来自上亿粉丝的期待，这无疑带给制作方和导演巨大的压力，因为陆川已经被多次贴上“文艺片导演”的标签。陆川团队如何选角最终确定了姚晨和赵又廷？这位文艺片导演是如何在3D摄影棚中挑战自我的？以下是来自钛媒体记者董美圻的人物专访：
（《鬼吹灯-九层妖塔》定档今年十一与观众见面）
庞大的巨骨残骸、幕布背后从天而降的怪兽、神秘精绝的古城……由陆川执导的电影《鬼吹灯-九层妖塔》首款预告片发布后，恐怖的气氛让观众对这部电影充满好奇心。一个被誉为最文艺的第六代导演，竟然拍出如此商业化的娱乐电影，而这件事本身已经超出了电影的话题性。
没有宣战的竞争
当陆川第一次坐在空无一物的蓝幕3D影棚里，望着监视器里的演员，他意识到，商业片的操作并不比艺术片更容易，这其实是在考验一个导演的想象力。他必须带领演员去感受并不存在的场景、对手、恐怖的气氛，和稍纵即逝的细节。这些全新的体验带给陆川带来久违的兴奋和激情，让他为自己当初所做的决定感到欣慰。
韩三平把《鬼吹灯》的系列小说递给陆川时，其实是事出有因的，之前“中影”请的外国导演不靠谱，跑了，而且没有剧本，拍的话，前提是要自己写剧本。“看完小说再答复拍不拍吧。”韩三平留下这句话和4本小说，走了。
小说读到一半，故事已经在陆川头脑里勾勒出一个个电影画面，直觉告诉他，拍这样一部电影自己会更放松，没有那么多包袱。几乎没有太多犹豫，陆川接受了韩三平的邀请。陆川坐在书桌前，在电脑里敲出“鬼吹灯”三个字，他脑海里的画面也跃然纸上。
中国最大的IP《鬼吹灯》究竟会拍成怎样的电影？这是上亿粉丝都在关注的问题，更是带给制作方和导演巨大压力的问题。
原著八本小说，同时出售电影改编权，中国五大电影巨头为此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最终，华谊兄弟和中影集团两家电影公司各买断了四部IP的改编权。华谊兄弟的是《画皮》的导演乌尔善执导《鬼吹灯-寻龙诀》等四部电影。但是，中影集团却邀请到以文艺风格著称的陆川指导《鬼吹灯-九层妖塔》等四部电影。
和对3D电影技术应用娴熟的乌尔善截然不同的是，陆川是一位艺术片导演，曾经导演的电影《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王的盛宴》等电影，大多是关注人性、社会的题材，在拍摄手法上也更注重自我表达的叙事方式。接拍《鬼吹灯》这类纯商业电影，看似并不符合陆川的个人趣味。因此，当陆川接拍《鬼吹灯》的消息透露出去，媒体向陆川提出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接拍这样一部纯商业电影？”
陆川的解释很坦白，和所有男孩儿一样，他小时候就喜欢看斯皮尔伯格的《大白鲨》、《印第安纳琼斯》这样的电影、还有《ET》这类科幻题材，拍这样的电影其实是一种回归。
陆川版的男女主角由赵又廷和姚晨担任
“电影有很多种形态，好玩是其中的一种，它体现出电影的功能性—娱乐。拍商业片虽然没有包袱，当然你做的过程中可能很多习惯的动作又来了，什么人文啊，什么情怀啊，你希望逼格别掉，希望别拍烂片。看《ET》的时候，看斯皮尔伯格《大白鲨》的时候，看《印第安纳琼斯》的时候，我会觉得那样一个电影大师，也有童真的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不可以以这样的心态做一个电影呢？我自己特别喜欢看科幻片，看异型的电影，看动作片，那为什么不尝试去拍？既然我爱这个东西，喜欢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排斥商业电影？
陆川其实从来不排斥商业电影，当初《王的盛宴》上映后票房不理想，陆川并没有埋怨市场不懂他，而是做出这样的自我反省：
“作品和市场脱节了！哪脱节了？我的讲述方式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就好像你非要在一个说汉语的国家用法语的方式讲故事，这是不是跟整个受众群体的接受习惯有悖？所以我自己在反省。这个其实没有对错，只是说当下是谁。”
拍了四部文艺电影，陆川心里萌生出一个念头，也可以说是一个愿望——对历史、对人性，对自己渴望了解的东西，进行另外一种形式的探讨。
“那四部电影完成之后，觉得至少对得起自己之前的愿望了，但接下来这十年该怎么走？我在想，可能应该是去做些不一样的东西。”幸运的是，当陆川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时，《鬼吹灯》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除了想象力，3D电影还考验着导演对后期技术的把控力。在陆川去毛里求斯结婚的前几天，刚刚定剪的《鬼吹灯-九层妖塔》还有1500多个特效镜头需要重新组织。特效镜头是分步骤进行剪辑的，前期预览、后期预览、加上测试，一组组地去替换，再一组组进行修改。对于这样庞大繁复而周密的工作，陆川只用了一个“爽”字去形容。
陆川在拍摄现场
将原著改编成剧本，其实是陆川的一个优势，也展现出他深厚的文学功底。陆川没有完全遵循原著去剧本化，而是用了很多自己感兴趣的素材进行再创作。电影先以“马王堆”、“彭加木”等20世纪以来发生过的真实考古事件开始，并引出1979年发生在昆仑山的神秘巨型怪兽出没事件，而正是因为这个意外的发现，才开启了胡八一（赵又廷饰）、shirley杨（姚晨饰）以及王胖子等人的冒险旅程。
原著中并不占特别重要篇幅的“九层妖塔”，则在影片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有了扣题的效果。除了探险之外，陆川还在原著的基础上打造了一个神秘的生物体系，成为胡八一、王胖子和Shirley杨通往未知险途的必要一环。一个看过剧本的编剧说，以这样精密的逻辑和想象力来看，陆川写科幻题材的剧本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虽然对原著做了大胆突破，但陆川对原著所营造出的“人点烛，鬼吹灯”的惊悚气氛，进行了延续，因为他认为那才是这部小说的精髓所在。
对于两部《鬼吹灯》的主演，观众难免怀有比较心态，看过《鬼吹灯》的读者都等着看赵又廷和陈坤两位男主角，谁更接近自己想象中的“胡八一”。
“没有皇马的巴萨是寂寞的，没有梅西的C罗也是寂寞的。这两位都是优秀的演员，相信他们也会因为彼此的存在，做得更好！”陆川用“圆滑”的方式给两个演员解了围。
定赵又廷为男主角，是一次特殊的经历。那是他到台湾参加张震婚礼时候，一个在座的台湾朋友得知他在选“胡八一”，推荐了当时拍《痞子英雄》的赵又廷。初次见面那晚，两个慢热的男人开了一瓶威士忌，情绪随着酒精的释放开始升温，两人的话题也跟着多了起来。陆川说，打动自己的不是其它影片中的那个赵又廷，而是面前这个朴素，内心很纯净的赵又廷。当晚陆川所观察到的这些魅力，并没有被之前的电影导演所记录下来，他希望赵又廷在自己的电影里有不一样的面貌。因为酒精的原因，两个人完全是坦然开放的状态，喝到畅快淋漓的时候，陆川甚至看到了一个能把圆圆“搞定”的赵又廷。临近醉倒前，陆川说：“胡八一非你莫属！”
熟悉陆川的人都知道他好酒，开机时喝，拍摄当中喝，关机还要喝。“电影导演跟别的行业的区别就是，几乎每一部都是零开始的，尽管有很多积累，但是这部戏败了，可能就要回到零，又要从零开始，我觉得这就是电影工业有魔力的地方。每一部电影都是从零开始的，那时候的压力也是最大的，那个时候最好的朋友可能不是家人，而是酒。”陆川经常一边写剧本，一边喝酒。他说自己不时会想念这种状态，因为它是跟一个很纯粹的自己进行对话，会全然放松，那个状态很舒服，更容易抓住灵感。
陆川的暴力美学
陆川从小就是个电影爱好者
出生在文艺世家的陆川，从小在父亲陆天明和姑姑陆星儿两位作家的熏陶下，被各种类型的文艺作品裹挟着，陪伴着长大。中学时，陆川就尝试写作，但是每写完一个作品，都会被父亲丢回来，并否定。陆川倒不屈服，他再提笔，继续写，陆川就是这样在被否定中积累了大量写作的经验。很多人并不知道，2000年那部轰动中国的电视连续剧《黑洞》，剧本就出自陆川之手。
在新疆生活的时候，陆川已经是个电影爱好者，他当时更喜欢一些通俗的电影和赏心悦目的东西。譬如，帕索里尼，《索多玛120天》则一度是他的圣经，喜欢的程度和文学作品中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差不多。他也喜欢另类的电影，那种锐利不是一种自恋的精细，而是一把实实在在的铁器。陆川说他着迷于电影本身，喜欢那些故事，喜欢里面吸引自己的段落和镜头，而这些偏好的确影响着他的表达风格。
从《可可西里》和《南京！南京！》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暴力气息，陆川说这是因为他的生命里有暴力的、残酷的、抑郁的东西存在，但他又不希望提到“陆川”时，是一个沉重的感觉。“独特是我追求的，我希望别人知道我是有能力拍出不一样电影的导演，而且是有品质的。”
所谓暴力，在陆川的心目中被分成不同级别：北野武的级别充其量是个街头混混，而帕索里尼就绝对是思想家式的暴力。“暴力不是打人，是在解释一件事情时有一种独特的狂燥的视角。它一定是不流血，它只让你感觉到生命的脆弱。就像在这里，我的心脏偶尔会一阵剧痛，但我觉得我不会死，生命就像牛皮糖一样，韧性十足。但在拍可可西里的时候，你会觉得生命就像一张纸，弹一下会破，命若游丝的感觉，极其脆弱。生命这种脆弱、及被掠夺走时的那瞬间的冰冷，就是最大的暴力，不需要血，血是等而下的。帕索里尼的《十日谈》里没有什么打杀，但它让你看了周身都觉得冷，你不知道那风是从哪儿刮过来的，没有生命感，所以充满暴力。但我尊重他那么勇敢的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生命。”
陆川生命里的暴力、残酷和抑郁，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我出生在新疆的一个小镇，记忆里，那是武斗最厉害的一个时期。我们那个小镇全是枪声，街边时常能看到尸体，可能一个人被枪打成了蜂窝扔在那儿，但人们在边上走来走去，没有人多看一眼，这是我的经历，我想我会真实的纪录这些东西。我一直觉得，拍电影必须对两样东西负责，一个是对自己，一个是对历史。”
他还承继了父亲陆天明的某些特质。“我父亲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我相信他一定是能留下一笔的。他很有抱负，真的想把中国建设成怎样，但以他的力量是做不到什么的。他很暴力，也很压抑，但只能跟自己较劲，不像我们这个职业，有些东西可以在现场激发和宣泄出来。”
在陆川的印象汇里，父亲有着宗教徒一样自虐的刻苦，到50、60岁了，仍然每天跑步，坚持洗凉水澡，冬天他也要求孩子用凉水洗脸洗手。上初中时，陆川骑一个28自行车，家住在十一楼，父亲要求他必须每天把这辆车从一楼扛到十一楼。这些看似残酷的训练，的确让陆川拥有更大的意志力和忍耐力，在后来的拍摄当中发挥出了很大作用。
为了拍《可可西里》，陆川在4700米的高原面对过生死，8月初大队人马在西宁集合，然后7、8辆大客车拉了人和机器到玉树。“那天我从楼上跑下来，站在门厅里看着车一辆一辆进来，大雨瓢泼，每个从车上下来的人都疲惫不堪，很多人在流鼻血，还有晕的、呕吐的。场工们一厢一厢的往下搬机器，很快就堆成山一样高，他们全身湿透。我当时心里就扑通乱跳，我在想，这些人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我的一个想法一个念头。拍这部电影到底值不值？我能不能对这100多个人负责任？”
《可可西里》在北影厂进行后期制作时，深更半夜的楼里只亮着一盏灯的剪辑室，陆川在这里工作了几十个日夜。他说这楼里有一股他喜欢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让人着迷。而当时他的家，只是个睡觉的地方，空荡荡没什么家具，最多的就是墙角的空酒瓶子，他每次回去倒头就睡。“凡是大师都有伟大而寂寞的生活体验。”陆川说，比如海明威。
虽然经历了“生死”，但电影《可可西里》也成就了陆川在第六代导演中的稳固位置。
《南京！南京！》则再一次加深人们对他“文艺”风格的认知，大家似乎更习惯于他以悲天悯人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北美电影无界限网站Robin Menken在看过《南京！南京！》之后评价陆川：
“他是一位叙事大师，像黑泽明或马丁-斯科塞斯，他善于在混乱的场景中凸显个体人物。《南京！南京！》非常有冲击力和震撼性地展示了女性在战争中所经历的折磨与煎熬，陆川真实地刻画了战争的复杂性及英雄主义。”
而陆川对于这部电影最深的记忆，却是他和主演刘烨为了找到准确的表达方式，大量饮酒后的启发性的对话。
要回到生活里生活
小学到高中毕业，陆川评语里永远都有“散漫”这两个字。18岁考进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后，在纪律严明的军校里，陆川常有些惊人之举，最著名的事件是抱着本《世界荒诞戏剧选》，4年内排了6部戏。
陆川还喜欢学莎士比亚的语境，写“火的战车在空中飞行”一类的台词；把古今中外的历史名人凑在一个叫做《星期五俱乐部》里打扑克；在操场上一把火烧掉为《马拉之死》制作的几十个堆成小山高的十字架，望着熊熊烈火，感觉自己特壮烈……
这是陆川放在自己微博置顶的一张照片
最后一年的文艺汇演，原先报备的节目是话剧《走向光明》，讲的是猿人进化成人类的过程，但在排演期间，他派间谍把别的班准备的节目都打听回来，再把所有节目串起来。当晚，全校师生看到了一场让人瞠目结舌的演出——先是一群猴子跳忠字舞，忽然音乐改成了《南泥湾》，跟着一支猴子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原本只有5分钟的节目，足足演了20多分钟，最后气的政治部主任强行拉掉电闸才算制止了这场疯狂的演出。
“我很庆幸年轻时能够随心所欲的做了自己想要做的所有事情。”说这句话，也包括陆川在25岁那年看到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便毅然辞去极有前途的工作，为了电影宁愿一切从头开始。
在当时，这样的决定几乎等同于自毁前程。“8点上班，6点下班，我受不了这种一成不变的工作和生活，它不能让你激动了。我很早就想跑出来，所以没有什么挣扎和犹豫。”进入电影学院以后，陆川以一种类似宗教的虔诚来对待他的专业，并视之为终生信仰。
如今，加上最新的《鬼吹灯-九层妖塔》，电影就像他生命中的车站，一站一站的，被分成很明确的五个站点。每一站的站牌就是一部电影名字，很清晰。“电影拍完了，车就呼啸而去了，给你留在那个站上了，你要等着下一个项目，把你搭载着往前走。在电影和电影之间我是比较迷茫的，因为我不是那种算计好了这部完了拍哪部的人，好像都是把自己交给未来去安排了。”
拍《寻枪》之前的陆川，整天泡在网上，在电影论坛里发大量的贴子，和网友见面是他当时生活的一部分。几个在网络上交的朋友，后来还成了他的策划人。之前，一个采访过陆川的人曾在论坛里发了一个贴子，说陆川现在牛逼了，开一辆宝马车。对这件事，陆川表现了出非常介意的反应：“当时我是坐着一个朋友的车到北影厂门口接他们，我从车上下来，车就开走了，他是看见的，怎么就变成了我的车？对这事儿我特敏感，因为我没有，我也不期望那样，我对过那样的生活根本没有期待！”
陆川说自己一直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他觉得很多导演拍不出好戏，是因为他们不生活了，因为他们不用去银行存钱、不用挤公车、不用买菜，一切都有人帮他们做了，好像只要专心生产精神食粮就行了。但问题在于，不生活就不是人了，拍人戏就难了。那些导演的痛，都还停留在以前的记忆里。“我很担心，但有可能我也会走到那一步，走到影子里去。”
陆川一直告诫自己要过普通人的日子，所以他还会去网吧打游戏，即使不能体验全部生活，但至少知道一部分的生活，知道打游戏的都什么人。“哦！原来也有三四十岁、头发都秃一半的人也在那儿打游戏、发短消息、跟MM聊天。”所以陆川会被拍到和老婆在超市拉手购物，他也会像老百姓那样讨价还价，观察市场里百姓的状态。前不久陆川在微博里发了一张包子铺的照片，并说自己吃早点结账时，老板不仅没收钱，还给他钱的趣事。陆川所谓的“生活”并不是作秀，因为那是他创作的根系，拔走了，他也就枯萎了。
陆川也不愿意被人强拉入“第六代”的行列，他很刻意的将自己和大多数人眼中定义的导演区别开来。
“全中国，包括电视台，至少好几万个导演，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尽量希望自己不是以一个导演的方式去生活。”而所谓的导演的方式是：前呼后拥，说话有人接着，膨胀到觉得自己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在利益面前穷凶极恶。陆川的理想则是：“我想以一个白领的方式生活。”
今年，陆川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踏实”。
今年是陆川很重要的一年，也是他突然感觉踏实的一年，因为人生发生了新的变化。和新婚妻子胡蝶在毛里求斯举办了小型婚礼后，陆川在自己的微博里写道：“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句源自佛教语言的经典句子背后，蕴含的是人对事物的双重审视，以及因果、因缘、以及感恩所得的心理。
“我觉得我自己变得从容起来了，以前可能会有一些得失心，但是今年对我来说，当有了家庭之后，会觉得那种得失心少了。”没有一步步地计较，一定要做到怎么样的野心，但是每一步又都会尽力去拼，所以陆川不再纠结商业或纯艺术，究竟哪个更好的局限性思考。
也是因为这样，拍《鬼吹灯》成了生命中最好的安排。陆川欣然接受，并且享受这个全新的创作体验。“因为你会发现，遇到什么都不会恐惧了，因为会发现身后至少有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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