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画面、注射死刑场景……自今年6月,《烈日灼心》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亮相以来,有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便十分激烈,甚至还有记者喊出:“这部电影是怎么拿到龙标的。”
事实上,随着影片截图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还引发了一些“恐同人士”的焦虑,对此,在8月17日一场影片讨论上,李银河女士专门在会上表示:“这是非常难得的一部不扭曲同性恋者的电影。”
近日,曹保平在上海出席一场专业影评会上,一一就片中的热点问题做了回应。
电影《烈日灼心》导演曹保平在上海影评会上。 澎湃新闻记者 高征 图
问:片中同志情节是怎么审查通过的?
曹保平:普通观众与创作者的理解肯定会有一定的偏差,我自己主要是为表达男性之间的血性之交,观众的解读更加深入同性领域,其实在《烈日灼心》中,邓超(饰演的辛小丰)和同性恋者(指吕颂贤饰演的台湾商人)的关系只是电影情节发展链条上的一个谎言,是为了掩盖真实身份采取的不得已手段。
电影审查没有绝对的标准,同性情节如何可获通过?要看影片是在故意渲染同性恋情,还是它本身确实是片中情节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邓超与吕颂贤舌吻
问:邓超与吕颂贤之间的激情戏是怎么拍的?
曹保平:这场戏第一晚没拍成,第二天在拍摄前,我对演员说咱们既然要拍就要真实,不要躲躲闪闪,遮遮掩掩,邓超也特别专业,我们还特别请了一位同性恋的朋友到现场指导,大家一起先聊了很长时间,包括这场戏是要脱,还是不脱?脱到什么程度?这都是技术和专业讨论,都是为了创作在费劲和较劲。
后来我们讨论出来,脱的过程可能会更有意思,从情节来说也更合理,因为邓超和同性恋者的隐情是被段奕宏一路追踪发现的。这场戏我们只拍了三条,三条都拍得非常好,摄影师是手持摄影,自己扛着机器,离两个演员很近,恨不得连细微的心跳声都能听到,非常细致,也非常有难度。
摄影师拍完也大汗淋漓,说从来没有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能把我烧成这样,大家都非常投入。所有人的状态都很好,这场戏是一种爱情的感觉,大家断章取义去截屏,太冤枉创作者,也辜负了一场好戏。
段奕宏和邓超
问:为什么有观众说段奕宏演的伊谷春是同性恋者?
曹保平:我希望创作的人物都有一个丰富的前史,一个来龙去脉,这是我认为一部有生命的电影的根本。一些创作者也不得其法,不知道拍电影、写剧本要怎样才能把电影弄得好看,其实他们都没有搞明白,所有好看的电影,不是因为故事,而是人物。
那么在这个电影里,你就能发现我着力在拍的就是人物、人物关系、人物复杂的心理,是这些推动故事的复杂,推动人物的跌宕起伏,把两个人物推到了你死我活,或者法外容情的地步,或者是决绝赴死的地步,这都是人物关系。
关于段奕宏演的人物,其实我在剧本里都有写到,在本子里我留有一笔,那一笔不是很多,就是他去找他师父的时候,进屋后,师父回头喊了一句“倩倩”,那就是师父的女儿,她探头出来一看,很惊讶。还有一场,段奕宏和师父坐在一起喝酒,倩倩走过来,给伊谷春倒了一杯茶,那杯子是倩倩的。伊谷春和倩倩两人就像是老夫妻一样默契,但实际上,两人脸上的表情有着无数的复杂,因为倩倩嫁给了别人,但不到一年就离婚又回到娘家,这场戏篇幅不长,就能把那些前史都交代清楚。
但没有办法,这电影的容量太大了。不是谁要我剪掉的,是市场原因。因为我们这个片子时长有138分钟,这对发行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影院一天要少排好多场。所以不得不做出取舍。
这个事情还真的不能往外推,我觉得这是我自身的问题,电影有自己的规律,当然我不是说电影非得120分钟内,有好电影,有140、150、160都有,但都是极少数,大多数电影,尤其对于主流电影来说,你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你的叙事,这是能力问题,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欠缺的。
侦讯室中的邓超
问:为什么一定要拍注射死刑的场面?
曹保平:其实(龙标版)画面是不完整的,我那个镜头拍下来是3分50多秒,是一个长镜头一气儿拍下来的,从针扎进去开始拍,然后一直拍到邓超的脸,然后再从邓超的脸再回到注射画面,因为先要注射一针镇静剂,然后再注射毒药,然后镜头摇到那根管子,再摇到执行死刑的法医,他去摁那个开关,让两管子毒药挨个注射完,再回到邓超的脸上,他离去的整个过程,那个镜头拍完,确实是很震撼,看得都喘不过气儿来。但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剪成现在这样。
之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拍成这样,还有超儿自己也说愿意选择真的生理注射,让他有这样一个感觉,是因为大家看到故事结尾的时候,就会知道他们走的那么决绝,他们的爱有多伟大。辛小丰和杨自道都是这样,一旦事发,他们俩就说好了,咱们就走了,别再折腾了,所以在注射过程中,要拍他的表情,为什么要那么决绝,这是多么强大的意志,才能做下去,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坚持要拍这场戏。
如果就仅仅是比如说是罪有应得,就是给注射死了,我觉得完全没必要,把他解决就完了。
问:影片令某些人感觉跳跃是否因为审查?
曹保平:其实和审查关系不大,审查当然有一些意见,但是我觉得比例也很小,如果有人觉得不顺畅,两方面,一方面是我做得不太好的地方,因为体量这么大,而且野心也这么大,让架构变得非常丰富和复杂,就有可能贪得多;当然另外一方面,我非常客观的认为,它的叙事效率太高了,每一个镜头里面的叙事信息都非常的大,这没有责怪的意思,但我觉得普通观众看一遍,确实可能不能同步接收到,这一漏掉,就慢慢累积起来,就会让人觉得跳跃。
这个故事的体量很大,我觉得没必要要求观众去多烧脑、多费劲,所以要给出一个清晰的情节,能让观众跟着往下看。但是对于电影更有兴趣的人,我觉得确实难以一次性观影把电影里的信息捕捉到,它就是造成某种意义上的观影障碍。但这要两说,有可能是你没有接收到电影里的信息,另一种是你接受到了,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后者就属于每个人的价值观的不一样。
问:为什么要编剧导演这部电影?
曹保平:因为它符合我做剧本的两个标准,一个是,我觉得即便是好的商业片,也应该是一个有表达的东西,希望在里面有一些态度,另外一个它够我想要的激烈,人物的极致等等这些元素,或者可以说是一个类型片的框架,基于这个原则,所以来选择做这个。
问:原著小说《太阳黑子》中就是辛小丰、杨自道、陈比觉三人杀的人,为何在电影里加了第四个罪犯?
曹保平:这个故事里其实交代得特别清楚,他们没有亲自动手杀那一家人,邓超饰演的辛小丰,强奸了那个女孩,导致女孩心脏病猝死,但女孩不管怎么说是死在他手里的。虽然不是他亲手把这一家干掉的,并且他亲眼目睹了一家五口都被杀死的过程,而且在这过程中,他多多少少是去帮手的,所以,辛小丰的负罪感和摆不脱的压迫感,我个人觉得是可以成立的。
原小说确实是说这一家是被这三个人灭门的,但我在改编过程中,我是接受不了的。这仨孩子以前连架都没打过,突然一下子杀了一家五口,还把现场收拾得干干净净,就留下一个指纹,几乎什么证据都没有,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惯犯,至少也应该是一个街头混子。所以我觉得(小说里三人杀人的情节)不成立。但如果把前提改了,说这仨从小就是混子,那后面的故事就又不成立。
所以我就设置了第四个人,他才是真正的凶手。我个人觉得对于电影来说,尤其是主流电影,如果他们三个真的把那一家灭门的话,我觉得观众是很难原谅他们的。
问:陈比觉这个人物出场很少,但却抓人,这在剧本中就如此?
曹保平:这是我本来就设计的。这故事有那么巨大的体量,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就准备把陈比觉的故事全部放弃,因为他相比其他人物,要容易放弃,但这个人又不能没有,于是想要在最少的戏里,把这个人物一下打在观众脑海里。我之所以安排结尾(陈跳崖自杀)的戏,就是希望能让观众留下印象。
最后一场戏,是在浙江舟山拍的,开始我觉得这样的断崖很容易找到,后来发现,全中国可能就这一个地方有这样的断崖,因为其他的悬崖与海都不会有这么高的落差。我们当时去费了死劲,因为车不能进去,得先坐船,然后把机器都扛上去。
问:高楼打斗的戏是如何完成的?
曹保平:那场戏是我们搭的景,最后跟大楼合成,但那个景本身就很高,有15米吧,演员都是拉着威压拍的。其实这场戏最难的是邓超和段奕宏最后手拉着手,拉在一起到最后,说白了是伊谷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给辛小丰一条生路,就是这个表情和复杂的心理,是这场戏必须拍到的,而动作戏部分,我不担心,我觉得拍这些会拍得很好。
问:高虎去年被查出吸毒,影片不得不对其面部做出处理,但为什么没想到换个演员重新拍?
曹保平:我很舍不得,因为他们有非常多的戏是有可能拍不到的。辛辛苦苦做一个东西出来,肯定希望大家能看到它,不着急肯定是假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着急和付出的代价,哪个更合适?
好在《烈日灼心》作的修改是在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里,局里也非常支持,和我们一直在协调,我觉得那就很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