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刺客聂隐娘》：浮生若大梦，人世几春秋

公元618年—907年，天际泛起星点鱼肚白，神秘的东方古国迎来疆域空前辽阔的统一王朝—大唐。统治者们傲视寰宇，放眼望向那片广袤的疆土。

记载疆土上的人间百态，世俗乡里的唐代传奇故事由此衍生而来，南宋文学家洪迈指出:“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

裴铏所撰的《聂隐娘》，原文是隐娘为魏博大将聂锋之女，10岁时被一女尼用法术偷去聂隐娘，教以剑术，能白日刺人，人莫能见，五年后乃送归其家。魏博主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和，欲令聂隐娘暗杀之，聂却转而投刘。主帅另派妙手空空儿前往暗杀，隐娘又以法术破之。后刘昌裔入觐，聂告别而去。

究竟为何，台湾新浪潮电影领军人侯孝贤偏偏看重了《聂隐娘》？耗时八年打磨一个女侠的江湖世界？或许御用编剧朱天文女士的话给出了答案：“其实他还欠一部电影，就是武侠。他是看武侠小说长大的，有那种浪漫情怀。小时候的侯孝贤在城隍庙桥面前混，一直有一个不满足，觉得不能再走下去，所以来到台北。隐娘一直在职业杀手的道路选择，杀或者不杀，这跟侯孝贤的人生有些相似。”作一部有地心引力的武侠片，不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竹林湖水，亦不是老怪的江湖。

侯导的江湖电影中，聂隐娘有她隐藏的情感感情包袱，源自于儿时的美好回忆。编剧朱天文在重塑田季安（张震饰）一角时特别让其“带有自身的环境记忆，好像是打开了记忆之门，围绕他铺开的人物全都被记忆的重量所拖住。他们是有限制的，被人生限制着。”舒缓的长镜头，如《恋恋风尘》过山洞时的开阔，还有《悲情城市》中山城九份的朦胧，侯导在《刺客聂隐娘》里环境铺陈，用云、麦田、树林、河流，表达纵深感，静止看，宛若展开的山水画轴。无怪说《聂隐娘》的影像语言本身，“呈现了矛盾两极的并置，叙事上是泼墨，影像上却是工笔”。

一直认为他深受布列松和小津安二郎影响，低缓徐回，耐人寻味。导演有意地将激烈的打斗带来的即视感，用漫长的等待与蛰伏冲淡，影片用惯有的侯式节奏行进。为了全部的感官体验，甚至不惜将电影最浓郁的韵味隐藏在镜头外：看不见聆听者的对话，一扇只能听见响动的门，意味悠长。

姑且，侯导的江湖，点到为止，言顾其他。

在1980年至1990年的台湾新时代电影工作者发起的电影新浪潮改革中提出：摄像机记录得粗浅的画面，可以是几组简单的镜头，一家人生活的场景贴近现实社会，反映真实的生活。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李安、柯一正、王童一群电影人，独树起台湾电影新浪潮的旗帜。

二十世纪80年代中叶，社会言论的解禁，诸位电影人大胆地回顾与探寻台湾近代社会、历史与个人的记忆。侯孝贤以一九份世家各成员经历台湾光复，与外省人的对峙为背景的侯孝贤《悲情城市》抛出当时社会的灰暗。这部电影片成为首个捧起威尼斯金像奖的华语导演独特的现实视野和美学风格，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缓慢的长镜头，抒情叙述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自觉点人文关怀。

随之而来的是侯孝贤、杨德昌以及蔡明亮这三驾马车创造1980年之后台湾电影的美好时代，一个属于那个时代的群体、影像的记忆。然而，一场运动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宝贵的黄金时代和短暂的瞬间里。仅仅留下是座九份小镇的昇平戏院，日复一日每天播放着那部《悲情城市》，许多青年走街窜巷搜集这些碟片的往事，试图找回那样一个美好的时代。试问是谁在窗前哭泣，深焦长镜头浓缩了城市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厚重的文字滞留在黑白案头，字迹抹平，记忆开始变得模糊了，那些存在光与影的故事，被拍成影像，与其他艺术一起保存，在历史的尘埃里，不置可否的是“台湾电影透露的精神并未殒落，在当下显示出历史弥新的勃勃生机，或许几十年、几百年，不同的风格和理论碰撞，为台湾新浪潮电影注入另一种血液”。

周末恰逢2015年台湾电影回顾展，台北市与花米电影制作推出《光阴的故事—台湾新电影走访》纪录片，扉声国际的电影制片人，影评人马克•穆勒，法国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等美、欧、亚三大洲，特地安排湘南的长崎馆故地重访，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李安、柯一正、王童等一个个推动台湾发展的名字被抛出，在众人的疑惑中，台湾电影如何进行？

光阴的故事纪录片里最后一场侯孝贤戴一顶鸭舌帽，一件简单的白色衬衣，黑色单肩包，登上西门町久负盛名的茶楼，讲述自己的电影江湖。记得《悲情城市》中有一句：“我永远记得你，尽管飞扬的去吧。我随后就来，大家都一样。”茶楼里的灰暗，是导演江湖里无限的哀愁。

在台北等了大半年，我竟没有在影展寻觅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倒是侯导携着《刺客聂隐娘》做客北国剧场，着实让人有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