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电影《山河故人》将映：从不觉得中国观众冷落了自己

贾樟柯

2015年，来自山西汾阳的导演贾樟柯45岁了，已过不惑之年。最近，他的新片《山河故人》回归内地银幕，正式宣布定档10月30日。发布会上，贾樟柯以一段怀旧的迪斯科舞蹈登台亮相，略显笨拙的舞步，让人很难想象这位今年获得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金马车奖的导演，曾是一夜要换三个场子跳舞的“迪厅小王子”。

在此之前，记者和贾樟柯的专访约在他的工作室进行，这里距离他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并不远。屋子里光是书柜就整整占据了两面墙，除了随意摆放的各种书籍和碟片，甚至还有几瓶来自他家乡的汾酒。而门把手上，挂着他多年参加外国电影节收获的各种证件，五颜六色的证件挂绳，显得密密麻麻。

显然，在国外贾樟柯得到了比国内更大的认可。

虽然9年没有故事片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票房也一直不火爆，但贾樟柯从不认为中国观众冷落了他。他认为很多观众通过盗版渠道观看他的作品，只可惜无法在大银幕欣赏，造成了很多误读。

在贾樟柯看来，自己是最被标签化的导演。而双子座的他，似乎天生就拥有两个分裂的自我。“汾阳小子”、“贾科长”、“第六代导演”、“国际电影节常客”、“文化商人”......在众多标签的背后，哪个才是真正的贾樟柯？

暌违大银幕九年

从未走远的贾樟柯

虽然今年新片《山河故人》再度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但对国内观众而言，贾樟柯似乎离我们很远。上一部公映的故事片还是2006年的《三峡好人》，那时他同档期的竞争对手，是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一句“崇拜黄金的时代 谁还会关心好人”的映前宣言让人印象深刻。自此之后，2008年的《二十四城记》和2010年的《海上传奇》都是纪录片风格的电影，而2013年的《天注定》，到现在还无公映计划。

贾樟柯在中国的影院里已经有足足九年的空白，快速发展的国内电影节界，也算是颇为少见。他自己倒不觉得漫长，“我每天都在创作，短片、广告也拍了不少，对我来说怎么就过去九年了？”

九年后的今天，贾樟柯依旧被人叫成“第六代导演”。事实上，与其他“第六代”同仁相比，贾樟柯是这代人中最晚开启创作生涯的一位。1990年，当电影学院科班出身的王小帅、娄烨、张元等人相继拍出自己的处女作之时，贾樟柯还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汾阳小子”。如果没有当年观看《黄土地》的传奇经历，我们很难得知这样一位平凡的小镇青年，是否还能蜕变为如今的著名导演。

贾樟柯：我不是冷酷无情的铁人

也想拍“多愁善感”的电影

换个角度来看，贾樟柯又似乎一直都离我们很近，他总是通过不动声色的镜头，纪录下这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与变革，从《小武》、《站台》，到《三峡好人》再到《天注定》，一直贯穿着底层人物的悲欢离合。他的电影更像是一面时代的镜子，照见我们每个人的身影。

贾樟柯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主义就是现实主义，无论哪种类型的影片都是基于现实的。面对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它的不平静，它的激荡变化，还有人们生活中的焦灼感和浮躁感，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都需要去努力去捕抓和呈现它，都应该诚实和庄重地面对它。”

这份诚实与庄重，在当下浮躁的电影圈似乎显得愈发稀有。贾樟柯曾这样描述道：“第六代导演今天已经分化，他们已经走向各自不同的领域，但欣慰的是，大多数人的电影，依然选择跟现实、真实有关系。这些影片，相互补充，相互串联，隐约勾勒出了一条中国变革的影像之线，不至于让中国人的真实遭遇，在物欲的喧嚣泡沫中无迹可寻。这是一条划痕，刺痛时代，也刺痛我们自己。”

不过，在拍完刺痛时代的《天注定》之后，贾樟柯开始发现人生的另一面，“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冷酷的人，不是一个铁人。”年纪渐长，他开始想拍一部“多愁善感”的电影，逐渐觉得时间还是挺厉害的东西，它让一张白纸一样的人，逐渐有了丰富的人生履历。这些时间给予的复杂感受，启发贾樟柯拍一部故事片，于是就有了《山河故人》。

有观众曾评价，看完电影《山河故人》，感受到一种“轻快的心碎”，在电影中情感跟时间变得非常重要，就像泡茶或者酿酒一样，时间久了，味道也在不停变化。贾樟柯用1999年、2014年及2025年三个时间坐标诠释过去、当下与未来，电影里长达26年的感情之旅恰似一次爱的修行。他第一次把电影的视角延伸到了未来后，反思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在未来会有怎样的影响。

尝试拥抱市场的第六代导演

从不觉得中国观众冷落了自己

2010年，在王小帅的《日照重庆》于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所做的一次试映活动中，贾樟柯回忆起“第六代”导演的往事：“我最难忘的是在2003年，在北京电影学院，那天大部分所谓‘第六代’导演被宣布解禁。有一位政府官员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随后的几年时间，我亲身经历了新的来自市场的专制。事实上，我们都不是市场的敌人，虽然知道市场有时候会跟权利勾肩搭背，但我们也愿意拥抱市场，并为此付出全部的精力和财力。”

“每一次发片，媒体都异常关心此类电影的票房数字，并喜欢提前宣判‘第六代’电影的死刑。文艺片需要有相对长的市场培育时间，甚至头一两个月都只是它的酝酿阶段，但在发片前就宣布这些电影票房惨败，作为导演，会觉得是釜底抽薪。连观望三天的耐心都没有，观众自然散去，没有人愿意看死尸，只有人愿意看奇迹。”

这是贾樟柯五年前说过的话，如今看来，情况依然如此。2015年，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拥有了2.9万张银幕，诞生了票房超过24亿元的超级大片，但“第六代”导演没有分享到市场扩张带来的“红利”，王小帅的新片《闯入者》票房仅1000万票房。

在这样喧嚣的、信息多元的、每天都有无数新片上映的环境里，如何找到属于贾樟柯的目标观众，并让他们走进影院，似乎变得更加困难。

如今的电影市场观众主力年龄在下降，曾经的“全民产业”似乎逐渐发展变成“青少年专卖店”。贾樟柯表示电影应该让全年龄来观看，而不仅给青少年拍片，他说：“时代在变，我们没有必要去惋惜或遗憾，重要的是给主体观众之外的观众，提供看另外一种电影的可能性。” 

贾樟柯说，“我并不觉得这十来年中国观众冷落了我，绝对没有。看我电影的人大有人在，只不过以前大家的渠道大部分是通过盗版。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不少观众对《小武》影片的印象，对《站台》的印象很多是错的，因为大家看的都是盗版，并不是原作。”在大银幕上的长期缺席，当然是件遗憾的事情，这次能在内地影院上映的《山河故人》，也显得尤其珍贵。贾樟柯说，“我对票房没有太高要求，只希望不再和观众错过彼此。”

贾樟柯：最被标签化的导演

《山河故人》就是奔着观众去的

贾樟柯对记者感慨道：“贴在我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标签太多了，有时候我都怀疑，人们描述的这个贾樟柯是我吗？”

从质感粗粝的“故乡三部曲”，到冷静克制的《三峡好人》，再到暴力生猛的《天注定》，似乎只有贾樟柯，才能让国外观众看清一个真实的当代中国。在国外媒体和电影节的评价体系中，“国家”、“巨变”、“记录”、“时代”等词汇出现得最为频繁。

“有人说，贾樟柯的电影成为我们目前了解中国最好的途径，这是一个评论，是一个人的观感。那么就有一个标签反过来说‘贾樟柯拍电影是为了让人们读懂中国才拍的’。我说这不是神经病吗？绝对是误读，哪个导演拍电影是为了让人们读懂中国？在我身上这种标签无处不在。它直接导致了很多观众在看我电影的时候，有很多先入为主的概念。”贾樟柯这样为自己辩白。

地下、晦涩、边缘、专注描写小人物，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贾樟柯电影的固有印象，但在他自己眼里，“《山河故人》是我最贴近观众的一部影片，因为它所要阐释的情感没有可生涩的部分，它就是奔着观众去的。这描绘的是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去的经验，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拥有的记忆，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生命情感。我希望通过两个小时的电影，让观众去感受和体会。所以如果说《山河故人》费解的话，我觉得是不人道的。”

被标签化的贾樟柯，其实并没有大众解读得那么复杂，他只是个不修边幅的艺术片导演，有点自己的怪脾气。《山河故人》的主演张译爆料，他们给贾樟柯起了个外号叫“老羊”。“有天我和赵涛拍一场在山坡上的戏，我说‘你看山坡上下来一只老羊’。因为贾导在山上拍戏，他也不刮胡子，身上全都是土，背还是驼的，有时候看东西要离得特别近，因为早年把眼睛看坏了。拍戏辛苦操劳，当他一晃一晃地慢慢从山坡上走下来时，真的很像一只老山羊。他的脾气很柔，但是对艺术的追求又很倔。”张译说。

当记者问起拍电影的初衷是什么？“贾科长”的回答，更像是一段颇具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的独白。

“拍电影都是刹那间的一种感受，当你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当你在旅行，一个人穿过那些辽阔的山川大地的时候，当你一个人午夜睡不着的时候，它突然涌动在心里一种自己都看不清楚的情感。你只能写出来或者拍出来，才能够理解它，那一刹那就是你拍电影的理由。它不是策划出来的，它不是想象市场需要什么，也不是思考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获奖，它是你内心的一种需要，是那一刹那，你觉得需要写些东西了，需要拍部电影了，就这么简单。”贾樟柯说。

《山河故人》片名始于十年前

揭秘电影中的三种画幅

记者：《山河故人》十年前就在您的拍片计划中了？

贾樟柯：《山河故人》这个片名的产生，差不多是在十几年前了。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去我山里面的亲戚家玩。他家一出门就是一道沟，然后沟对面就是群山。那次去的时候正好是雪后，下午太阳出来照在残雪上，非常美，然后看远处的山上有人在走。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就蹦出来四个字“山河故人”。我说我将来要拍一个电影叫《山河故人》。

但十几年了，有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故事，直到最近这两年，因为我开始整理过去纪录片的素材，我从200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现在，每年会抽一段时间漫无目的去山西、河北、去北京周边拍纪录片素材。在整理这些影像素材的时候，“山河故人”这个名字又突然回到我的脑海里，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实际上《山河故人》是跟《天注定》有一些联系性的。因为《天注定》是在讲发生在当下、此时此刻的时间点上的突发暴力事件，它是比较极端的一种人的生活处境。但是在拍完这部影片之后，我自己也在感受、回顾这些年情感方面的体验，我觉得时间还是挺厉害的，它让一张白纸一样的人，逐渐有了丰富的人生履历。时间给我们的这些复杂的感受，它启发我拍一部故事片，就是《山河故人》。这部电影通过比较漫长的时间的讲述，同时也把焦点放在人的情感上，这就它是和《天注定》的区别。

我是双子座，所以有两个自我。如果《天注定》里的世界是一个贾樟柯，《山河故人》就是另外一个贾樟柯。在《山河故人》里，情感跟时间变得非常重要，就像泡茶或者酿酒一样，时间久了，它的味道也在改变。这样就把十几年前的这个老题目拿回来用了。

记者：电影《山河故人》里有三种画幅，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贾樟柯：三种画幅，对应了电影里的三个时间坐标——1999年、2014年及2025年。电影里面有两大部分的素材是过去拍的，一部分是在99年，电影的一开始整个县城在迎接新的千禧年到来，街上有很多狂欢的闹市场面，这些场面都是我在2000年左右拍的老素材。那时候是我刚刚有了第一台DV，因为DV拍摄的素材只有4：3的画幅。那些非常有时代气氛的镜头，很难再用剧情片的方法重现当时的氛围。既然我们要用，我们就决定电影在99年的部分，都忠实于过去DV的4：3画幅。

到2014年的部分，我们忠实于现在的画幅，就是16:9的画幅，其中有很多都是最近几年的纪录片素材，也是漫无目的在邯郸周边的一个矿区拍的。最近几年拍纪录片的时候，已经是用16：9的画幅在拍了。

电影到最后一部分，又拓展到未来的2025年，我们选用了2.35：1的宽画幅。这样的话，在一部电影里面就有了三种画幅。这种画幅的区别能够带来不同时代的清晰辨识，最主要的还是忠实于过去拍的那些老素材。

记者：在《山河故人》里，您第一次把电影的视角延伸到了未来的部分？

贾樟柯：对于《山河故人》来说，2025年未来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我过去的电影都把视角集中在现实，这也是我第一次把电影的时间扩展到未来。决定拍未来的时候，我也有过构思上的反复，一开始想要不就更远一点，比如说30年后，或者是40年后，那最后还是决定用近未来的方法，不是太远，10年其实一晃就到了。对一个20岁的孩子，你完全可以设想30岁的时候生活会怎么样。我觉得就是科技在改变，文化也在改变。

特别是科技的部分，比如说99年那是新的网络生活的起点，因为在这之前，大家基本上就没有人上网，没有手机，人们说事情要面对面。99年之后，手机逐渐开始有了，然后到现在就是无所不能。

到2025年的部分，其中有一个情节就是这个父亲，他移民到澳大利亚之后，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父子关系处在一种很奇怪的状态里。孩子十几年没有回国，也没有接触到华人世界，孩子讲英文，父亲讲山西方言。父子俩交流是用谷歌翻译，翻译出来全是错的。于是我把现实生活的一个近乎荒诞的真实事例，挪到了未来中发生。

《Go West》 与《珍重》

迪厅与录像厅时代的青春回忆

记者：《山河故人》里出现了很多遍的两首插曲——Pet Shop Boys的《Go West》和叶倩文的《珍重》，您对于这两首歌是有怎样的私人感情？

贾樟柯：《Go West》不单是我私人的一种感情，我觉得是我们经历过90年代迪厅生活的年轻人一种集体的感受。那个时候是1993、94年，我还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学校旁边有一个迪厅叫NASA，就是现在电影频道的地方，几乎每周六我们都去跳，比如还有“Banana”、“JJ”，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迪厅。

迪厅还跟现在的夜店不太一样，相当来说私密空间少，大家都是一个大厂子里面的人，大家在那跳舞。我记得那时很多迪厅到夜里12点的时候，就开始放这首《Go West》，好像一下子能把大家那种激情给燃烧起来，认识的，不认识的，所有人开始手拉着手，或者手搭在对方的肩上，大家接龙在迪厅里面狂奔跳舞。

我觉得音乐很奇妙，它能够带给我们回忆，想起那时候的人跟事，特别是那个时候人的身体，那时我们从晚上八九点钟开始跳，一直跳到第二天一两点，不停地跳，身体里好像有无穷无尽的力量。这首歌带给我90年代无法磨灭的一种印象。有时候旅行的时候，在车里听到这首歌，还能找到那种20多岁时候，身体里充满荷尔蒙的那种感觉。

记者：听说拍这场《Go West》的戏，你拍哭了？

贾樟柯：开场《Go West》这场戏，其实把大家都拍哭了。在写剧本的时候，开场并不是现在的迪斯科跳舞场面。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了这首歌，这个故事的出发点是90年代年轻人的爱情，那我应该把这个故事的第一个镜头放到迪斯科里面，就用《Go West》这首歌当背景音乐。

我们是在太原找了一个老宾馆的迪厅拍的，本来想搭一个这样的场景。后来在看景的时候发现一个90年代的迪厅完好无损的摆在那，没有人用。我们要做就是把电源路接好，把清洁做好就可以拍了。

因为我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和我是同龄人，有比我小一点的，但是都经历过当时的迪厅岁月。之前拍的时候，大家都嘻嘻哈哈的，没有意识到具体在拍什么。但是到现场拍的时候，赵涛跟她的几个学生把这个舞编好之后，当我们拍第一个镜头，音乐一起，那个演员一跳，完全泪崩，几乎没有人能控制住，执行导演、副导演、摄影指导、美术指导，在场的人全哭了。

记者：是因为那个音乐还是情感？

贾樟柯：因为记忆，因为我们一下回到1990年代，回到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拍完之后，是会奇妙的、很享受、很快乐的一种忧伤。后来《山河故人》在上海电影节播放之后，我的同事在网上看到有一个评论，他说看《山河故人》的感受是种“轻快的心碎”。我觉得这句话，也非常准确表达我们拍那场戏的时候的感受。一方面是音乐里面的那种激情，那种能量，一方面又是一种物是人非的哀伤。那场戏拍得真的是“轻快的心碎”。

记者：还有叶倩文的《珍重》，也是你非常钟爱的一首歌？

贾樟柯：对，叶倩文的这首歌，我就不太清楚是不是很多人知道了。它不像《Go West》有一个集体的记忆在里面，《珍重》可能更加个人化一些。我非常喜欢叶倩文的歌，因为吴宇森导演的电影《喋血双雄》。那是我录像厅时代最崇拜的电影。我觉得它充满着一种浪漫，也充满着一种情义。

我们现在说情义就一下子带过了，其实“情”跟“义”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非常不容易。我觉得老的香港电影里面，情义非常重要，那时候的流行音乐里面也有很浓厚的情义。什么叫情义呢？它不是简单的表面的爱情，我对你有好感，你对我有好感，情义里面有很浓烈的时间铸就的记忆，有互相之间的责任和义气。

《喋血双雄》里面的那首歌《浅醉一生》，它后来出现在我的很多电影里面，最起码两部电影用过，第一次是《站台》的结尾，崔明亮一个人站在他家的这个阳台上，听到远处传来这首歌，第二次是出现在《二十四城记》里面。叶倩文的歌对我来说，不单是一个时代，更主要是那个时代我们珍惜的东西，就是情义。

对我来说，《Go West》是迪厅文化的产物，《珍重》是录像厅文化的产物。

《山河故人》定档10月30日

贾樟柯不担心自己没观众

记者：现在《山河故人》拿到龙标了吗？

贾樟柯：《山河故人》在今年4月底已经过审，已经拿到了龙标，非常顺利，在戛纳影展之前就拿到了龙标。

记者：公映的版本还会有些调整吗？

贾樟柯：因为它已经完全通过审查，在送审之后，我们调整只能是把它剪短，不可能增加或改变，主要是让它的节奏变得更流畅。

记者：《山河故人》今年就要和观众见面，你还能理解现在的年轻观众吗？

贾樟柯：能理解，非常能够理解。九年里电影院迅速扩张，特别是像二三线城市的这种扩张，最大的变化就是电影观众的年轻化。观众越来越年轻了。这反过来就形成了一种市场的需求，因为市场的主要消费者变成了年轻人。

我跟我们投资人，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聊天的时候，他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说，“十年前电影可能还是一个全民产业，十年逐渐发展变成青少年专卖店了。”这种情况，我们不知道怎么形成的，但实际上挺遗憾的。事实上电影非常适合做一个全民产业，不单是适合年轻人。比如在日本，电影观众就两部分，一部分是年轻人，一部分是中老年人，他们有固定的电影院是针对中老年观众的。

当下的很多电影现象，都跟基础的观众改变有关系。我觉得谈不上是好还是坏，这就是时代。时代在变，没有必要去惋惜或者遗憾，重要的是，怎样去给主体观众之外的观众，提供看另外一种电影的可能性。

记者：担不担心《山河故人》的票房情况？

贾樟柯：我觉得九年没有在国内在发行电影，我也看了很多同样电影在国内的情况。那么影院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没被开发？我相信是有的。因为市场扩容，这个市场容量是足够大的。我去很多电影院，发现实际上影院的上座率并不是很高。

所以说如何唤醒观众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样喧嚣的、信息多元的、每天都有无数新片在上映的环境里面，找到自己的目标观众，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每一个观众所接触的信息更加多元，流通更加快，找到观众并不比以前容易，虽然现在有很多新的媒体，微信、微博很多平台，但是信息量太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比较多地区做这种前期的路演，前期的推介活动，让人们逐渐接受到这个电影存在的信息。

记者：觉得什么人会去看你的电影？

贾樟柯：哎，我反倒觉得看我电影的人非常多，年龄跨度也非常大，有时候我在街上会碰到人家说“贾樟柯我看过的什么什么”，一问他的职业，可能是一个职员，可能是一个出租司机，甚至我去一些餐厅都有厨师看过我的电影，但是一问，这个渠道都是DVD，都是盗版碟和网络。

记者：把欠贾樟柯那张票给补回来。

贾樟柯：也没欠我，就是说请大家先去电影院看一看。我并不觉得这十来年中国观众冷落了贾樟柯，绝对没有。看我电影的人大有人在，只不过是大家的渠道，大部分是通过盗版，通过非正常的情况，我觉得那样不算是看过原作。

我一直觉得欠大家一个大银幕作品，所以这次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包括把《山河故人》的第一次发行放在中国，都是为了让亲人们和故人们先看到这部电影。

贾樟柯：我不喜欢讨论艺术影院

片源问题是核心矛盾

记者：《闯入者》票房低迷时，大家又开始讨论艺术影院，你怎样看？

贾樟柯：我特别不喜欢讨论艺术影院的事，这个话题说了十几年了。为什么没有艺术影院？为什么建立不起来？我觉得最主要就是片源不够。为什么片源不够？最主要就是产业政策不允许私人公司自由进口国外的电影。

这个问题不解决，谈论什么都没有意义，因为没有赖以生存的片源。中国电影产量再大，高质量的艺术电影，也很难维持一个艺术影院的放映，而且既然是艺术电影，不同文化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就变得很重要。如果一个艺术影院只放中国的艺术电影，那叫什么艺术影院？

比如日本的黑泽明的电影不放，你能称之为是一个艺术电影院吗？韩国李沧东的电影、洪尚秀电影不放，能称之为艺术电影院吗？所谓艺术电影，它背后有一个自由文化的消费的概念在里面，只要是优质的艺术电影，可以及时的引进和放映，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稳定的艺术影院这样一个可能性。有人觉得是不是没人愿意投这个钱啊？是不是没有观众啊？都不是，就是没有片源。

记者：所以北京发展得很好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它能够解决这个片源的问题，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贾樟柯：对，但是它还是资料馆模式。资料馆模式其实跟正常的院线放映还是有差距的。因为你必须用市场来反哺创造，越是文艺电影，越是需要市场的回馈，资料馆回馈不了市场，它是一个学术性的放映。你还是应该有基础的收入，让投资者可以回收到钱。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市场的问题要用市场来解决，市场的问题要让金融来解决”，只是呼吁是没有用的。当然呼吁也很重要，最近这几年我一听人家说采访你一下，讨一下艺术影院。我就不爱说，因为还是这个老问题。

“第六代”已经消失

没必要过度解读电影

记者：有一部分观众其实并没有接触过你的电影，他们会对你有种固有的印象或误读？

贾樟柯：我觉得我应该是最被标签化的一个导演，贴在我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标签太多了。有时候我都怀疑这个人们描述的贾樟柯是我吗？

记者：最不喜欢哪一个标签？

贾樟柯：那比如说有一个应该是国外的评论，他说贾樟柯的电影成为我们目前了解中国最好的一个途径。这是一个评论，是个人的一个观感，它是有感情色彩的。那么就有一个标签反过来说“贾樟柯拍电影是为了让人们读懂中国拍的”。我说这不是神经病吗？这不是误读吗？哪个导演拍电影是为了让人们读懂中国？

它不是贾樟柯拍电影的初衷跟目的，我觉得这种标签就很可笑了。在我身上这种标签无处不在。它直接导致了很多观众在看我电影的时候，有很多先入为主的印象和概念。

记者：怎样理解“第六代导演”这个标签？

贾樟柯：首先我觉得“第六代”存在过，但是第六代已经消失了。我们已经消失成一个一个的个人，再用代来划分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每个人在做自己的事情，创造作品和作品之间的差异性也越来越大。我之所以说它存在过是在90年代之初，中国经历过社会动荡之后，突然涌现出来很多年轻导演，他们提供了中国文化一种新的思路。特别是中国电影从过去的主旋律电影，从过去的抽象的民族和国家预言，转变到当下个体生活的尊敬跟关注。

当时这在美学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但是这之后，大家创造就开始分化了，主要是使命也完成了。因为今天通过电影表达个体的情感跟体验，已经是一种共识了。中国文化已经不太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代也就消失了。

记者：自从第六代之后，中国也很难再划分说第七代或者第八代导演了。

贾樟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进步，代的存在不一定是一个好事情。因为艺术最珍贵的还是有个人的身份在里面，而不是一个代的身份。

很多人对《小武》《站台》印象有误

不少网络字幕都是错的

记者：你觉得现在比十年前的表达更自由了吗？

贾樟柯：我觉得当然是比十年前是自由的，十年前没有微博也没有微信，虽然今天微博微信有时候还被删，但是网络的特点就是当你一秒钟发出去，它已经产生它的效果了，已经有很多人能够分享到你的观点，这些观点已经可以被复制了，网络的特点就是扩大言论的自由度。我不觉得比过去困难，当然可能管控还存在，甚至更加的严厉。但是同时科技提供给人们言说的自由度绝对是空前的一种提高。

记者：你前面的那些电影，我们还有可能在大银幕上看到吗？

贾樟柯：这个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以前的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实际上目前也都存在于一个修复的问题，这三部影片原始底片我们都找到了。那修复之后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这些影片当然要跟当下的观众见面嘛，全世界都会安排很多放映、发行，特别是年轻一代观众的观看。

记者：会转成数字的？

贾樟柯：对，就是转成数字版本。那当然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山河故人》上映的契机，有机会让观众在大银幕上看到。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如果较真来讲，很少有人看过《小武》、《站台》、《任逍遥》，因为大家没有看过原作。大家对《小武》影片的印象，对《站台》影片的印象很多是错的，因为大家看的都是盗版VCD。

包括很多字幕都是错的，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遗憾。甚至比如说《天注定》这么新的电影，然后网络盗版出来之后，我也发现他们有字幕是错的。比如里面有人给我演的那个老板打电话，他说徐悲鸿的画拿下来，用山西话来说，“这可保值呢”。他说的是“保值增值”的这个词，但网上的字幕写成“宝贝”着呢。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句台词。如果说“宝贝”着，他只是说这是一个宝物，然后人家这个老板说的是保值，买这个东西是一个金融投资，这肯定是对电影不熟悉的人，才会翻译成“宝贝”。

一词之差，实际上差异还挺大的。这个人物形象和我所要传达的当代的经济生活里面的荒谬的一部分，就完全失去含义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看过我电影原作的人太少了。如果修复之后能够重新公映的话，那当然是一个好事，当然也不强求，因为重要的还是往前看。

记者：有很多人会对《山河故人》做一些过度解读，包括认为其中存在一些隐喻？

贾樟柯：这个是在所难免的，实际上过度解读我的电影，从《小武》就开始了。比如说《山河故人》里的插曲《Go West》，最大一个过度解读就是它这个歌名，对于中国人来说，west很容易想到意识形态的西方。但实际上这就完全是望文生义啊。这首歌它是一首生命的记忆，当我们在跳这首歌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它在唱什么，是它的旋律和激情感动了我们。

过度解读伴随着我创作的十几年了，但是我自己是学电影理论出身的，我觉得过度解读无可厚非，因为一部电影产生之后，阐释的就不是导演，阐释的应该是各种各样的观众跟评论家。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过度解读，应该聪明一点。

多伦多电影节设立“站台”

贾樟柯为艺术片当评委

记者：最近在多伦多电影节设立了一个“站台”竞赛单元，你担任评委。能不能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贾樟柯：今年的多伦多电影节为了庆祝创办40周年，创立了一个竞赛单元叫“站台”，特意用我2000年的电影《站台》的名字。对于导演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礼遇。

今年4月份北京电影节的时候，多伦多的那个艺术总监跟我聊，问我可不可以授权我们用《站台》，就是platform这个词？我说这个好像不用授权吧，这个应该是我的一个荣幸，有一个竞赛单元用自己的作品来命名的话，当然对导演来说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比如莫斯科电影节有一个单元叫《八部半》，就是用费里尼导演的电影来命名的。

今年是“站台”竞赛单元第一年。他们也希望我能够去做评委，这样的话既有《山河故人》参加展映，又有评审的工作。这个单元它每年会有来自全球的12部竞赛片，要选择那种在艺术创新上有启发性的新作。多伦多电影节已经是全球最重要的电影市场之一，但是它希望通过增加一个竞赛单元，让关注点更多聚焦在新电影的艺术成就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影迷贾樟柯的十佳导演

胡金铨和大岛渚应入选

记者：釜山电影节给你颁了一个亚洲十佳导演奖。那您心目中的十佳导演有哪些呢？

贾樟柯：实际上釜山电影节应该是去年也给我发给邀请，让我来参与这个评选。我后来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我喜爱的电影太多了，十佳囊括不了。有谁没谁，都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所以干脆我以后就不参加这种十佳的评选，因为太难取舍了。

能够被选入当然是很高兴的一个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榜单还不错。但是我觉得有两个人是应该在列的，一个就是大岛渚。他对我的影响很深远，他是将人性和社会运动、社会现实结合得非常紧密的导演，他的创造性也非常强。我特别喜欢他的两部电影，一部是《少年》，一部是《青春残酷物语》。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选。

那另外一个就是胡金铨，我觉得胡金铨的很多影片可以入选，那可惜这次也没有选进来。如果是我个人的十佳导演的话，他们两个一定会在里面。而且这个所谓个人十佳，每时每刻也在变。今年列的跟明年肯定就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游戏吧，给影迷一个参考。

《在清朝》已筹备四年

古装片可以没顾忌放开拍

记者：您目前还在筹拍哪些电影，《在清朝》筹备得怎么样？

贾樟柯：《在清朝》的筹备一直没有停止，应该是第四个年头了，就是在做案头工作。前面有很多资料收集，写剧本。剧本完成之后美术设计和我们一直在做准备工作，到现在都没有停止。

记者：为什么做这么久啊？

贾樟柯：主要是有意思。为什么说有意思呢？其实晚清的生活情况，比我们想象得要丰富和复杂。一开始我只是想天马行空地拍一部武侠片，后来就觉得这部电影要在细节上，要在每件衣服，每一句话，用的每一个东西都无懈可击。因为我们发现那个时代，就是晚清从1895年到1905这段时间，都是有照片和影像记录的。

记者：为什么想拍一个这种古装题材的电影？

贾樟柯：这个就导演的类型喜好了，各不相同。我自己有很多喜欢的电影类型，有的类型目前国内能拍，有的拍不了。所以我从《天注定》开始，就告诉自己不管是拍什么类型的，就放开拍。如果我要拍武侠片，那目前的环境的环境里面，我可以放开拍。因为这个类型是没有约束的，我可以好好拍一部武侠片。那我现在就不拍黑帮片，如果在目前的环境里面去拍黑帮片，我的老板估计又像《天注定》一样一声叹息了。那你让我去改头换面，欲言又止，我不干这个事。

人生苦短，就是可拍的东西很多，只要确定拍，就一定放开拍。目前想拍《在清朝》，因为晚清是中国变革的开始，中国变革之初，它导致今天所有的一切。那我们在很多今天的问题还是往后走，一走就走回到晚清。我对那个时代充满一种好奇。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武侠片这个类型，直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自己想象的那种武侠片银幕上还没有，还没有谁拍出来。所以我觉得《在清朝》应该算是一个独特的武侠片。

记者：独特在哪里？

贾樟柯：比如说人的时间感，我一直在体会古人的时间感是什么？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不要说今天，想想在1970年代末，我七八岁的时候对时间的印象跟今天就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每天都过得很漫长。比如说距离感，比如说以前只有自行车的时候，30公里外的村庄就是很遥远的。那今天有高铁之后，很多地方几个小时就到了。

我觉得这些都迫使我去想象那时候人们跟时间、空间的一种感觉。这些都是我所想象的武侠片要出现的，包括面对这么剧烈的变化，人有怎样的反应。

比如说《在清朝》中的一个故事就是废除科举，那么这个制度产生之后，会给人带来不同的的分化。比如说在现代，突然说工厂要改制了，几万个人都没工作下岗了，其实情况是一样的。废科举它不单是吃饭这么简单，而是整个文化的改编，从废除科举之后，整个西学就普及了，从过去读四书五经赖以为生的人就失业了，没有工作了。这些剧烈的变革它都非常让我感兴趣的。所以同时它又能够放开的，可以很自由地拍，所以就拍它。

记者：拍这部《在清朝》都做了哪些功课？

贾樟柯：可以说我把我们那边很多的地方志都翻烂了，比如说汾阳的话就有完整的县志。清朝著名的思想家戴震，他有很长时间是在汾阳编县志，然后我父亲写过一段时间的汾阳县志。所以我对地方历史非常感兴趣，我在阅读这些地方志的时候，也会找到很多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