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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
十几年前的某个雪天，山西青年贾樟柯去亲戚家玩儿。云销雪霁，阳光照在晋中的黄土地和群山之上，这幅绝美的画面让贾樟柯的脑海里蹦出了四个字——山河故人。当时贾樟柯就想，以后拍电影，就要用这个片名。
2015年，一部叫《山河故人》的电影终于问世，出自颜真卿真迹的“山河故人”苍劲有力，大气磅礴之下涌动着绵绵情长。赵涛对贾樟柯当年灵光乍现想出的四个字很是喜欢，前来采访赵涛的著名主持人许戈辉也对这个片名赞不绝口。
这漂亮的四个字，裹挟着当年的刹那惊艳以及十几年的聚散离合穿越而来，造就了这部电影。贾樟柯说，几年前他就想拍这样的故事，到了《天注定》之后，他开始着手准备。剧本写了一年，为了搜集资料，走访了华盛顿、多伦多、温哥华、墨尔本的50多个家庭。
电影今年五月在戛纳首映，场刊评分名列前茅，夺奖呼声很高。戛纳之后，贾樟柯带着《山河故人》又跑了不少电影节。在这次采访之前，贾樟柯也连续走了六个国际大都市与观众交流。多伦多、圣塞巴斯蒂安、纽约、釜山、伦敦、台北，这段穿山越海的“山河”之路让贾樟柯发现：在观众看来，《山河故人》和他以往的作品很不一样，“过去他们看我怎么样场面调度，怎么运镜，看我电影语言和美学的很多东西。而这次，大家忘了这些，全部投入到电影的情感里。”
大半个地球跑遍了，《山河故人》终于回到了故土。这是贾樟柯时隔九年后再度登上大荧幕的故事片，九年前和今天的电影宣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跑路演成了一件时髦事。贾樟柯也全心投入到一站站的宣传中，从10月15日到10月25日，他已经见了大约五万个观众。对贾樟柯而言，这当然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这或许也是他第一次和观众如此近。在国际上拿了很多奖的贾樟柯，其实也珍惜在影迷面前大跳迪斯科的机会。他说：“我这种导演特别渴望电影在大银幕上公映”。电影的首映礼上，贾樟柯没有接过一大捆象征票房大卖的麦穗，他只挑了三支，对票房并不贪心，电影能被观众看到才是更重要的事。
不难看出，《山河故人》是贾樟柯经历多年的情感积累的一部诚意之作，他也享受和观众通过电影交流情感的时刻。可是，贾樟柯也有自己的纠结。
犹记得今年2月，我致电贾樟柯做电话采访，那时他正在做饭，并且透露了一个消息：“电影的事不谈了，我现在不拍电影，开面馆了。”那段时间，贾樟柯频繁地更新微博，聊开面馆的经验，很是自得其乐。而在3月，贾樟柯突然在微博更新了工作照，透露《山河故人》已经在澳大利亚开拍了。当时贾樟柯说，片约在身必须还，但还是更喜欢拍面馆。
如今再提及此事，贾樟柯说，如果生活中只有电影就太变态了。他不想变成一个无聊的人，也想偶尔任性一回，信马由缰。他说，40岁之前一直在得到，40岁之后却在失去。得到终身成就奖，难免要牺牲自由。
这样的纠结或许还要伴随贾樟柯很长时间，还片约依旧还是他未来十年的主题。我问他，2025年他会在做什么？贾樟柯答：“我把这些签好约的拍完就是最大的成就。”传说中的《在清朝》明年一定会开拍，这是他多年来关于武侠和地方志的知识积累的一次爆发。之后还有《双雄会》，或许还有更多，比如在写《山河故人》中曾经构思出的那个关于外星人的剧本。而且之后的作品都将区别于以前的惯有风格，武侠片、古装片，全新的贾樟柯即将起航。
故乡是一种思维的角度 找到90年代的人脸太难
记者：您拍了这么多年山西，故乡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贾樟柯：我经常想起小时候的很多事情，小时候是有人走，有人回来，这个在我的印象中特别深刻。我们家的远亲之前在外蒙古做生意，就变成华侨。然后突然一大家从外蒙古回来，你想那个感觉，扶老携幼，就回来不走了，住下来了。然后又过了几年，我们家族的一个叔叔又从新疆回来，那种迁移不是一个人回来，而是带着孙子，这种一大家族回来。然后有人走，比如同学考学走了。所以故乡它就是一个有人走，有人回的地方，这背后就是命运嘛。你站在故乡这个角度，你看人的颠沛流离是最清楚的。所以这个电影想写这些年我们颠沛流离，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到故乡。其实故乡并不是说非要有什么特质，它对我来说就是故乡，它不是环境上有什么奇峰峻岭这种东西。
记者：故乡也一直在变化，现在会不会觉得抓住七八十年代的感觉越来越难了？
贾樟柯：也不会，它是一个思维的角度。你要说难拍的确是挺难拍的，其实重复90年代对我们有几大挑战。一个挑战是那些服装，那些景，剧本初稿出来，美术指导已经去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光自行车收集了1000多辆，现在全在山西的库里。还有那个年代的轻骑、卡车、面包车，可以做个90年代展。包括比如说整条街我们大概修成90年代。但我觉得这些都不难，这些都是电影技巧技术可以去达到的。其实最难的是空气问题，因为90年代山西空气还可以，但去年前年我们拍的时候，外景雾霾没法拍。头几天我们试着拍，拍出来之后有雾霾，一看就不是那个年代。所以我们差不多外景要等五天六天，甚至七八天才能拍到一天，跟大自然没有办法，只能等，这个是难度挺大的。
第二个难度是人的脸，就是街上走的人的脸需要精挑细选。因为人的皮肤真的变了，今天的山西人的脸跟90年代完全不一样，特别小孩。你看整个皮肤的细腻程度，因为没有风沙、没有跟大自然接触、没有劳作的感觉。90年代哪怕你是一个县城里家境好的孩子你也要劳作，所以我们在所有的群众场面挑选那些人是费了很大的辛苦。
还有一个难度是怎么把纪录片跟剧情结合起来。因为我决定用几段纪录片，一段是跳迪斯科，一段是春节闹生活。那里面只有出现赵涛的地方才是新拍的，其他都是老素材，摄影指导跟灯光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用打光的方法，还有摄影机内部的调节，把素材融合的非常完美。
记者：这个电影有个细节是，大概45分钟的时候才出片名，这很多人觉得是一个亮点，这个设计是刻意的吗？想传达什么呢？
贾樟柯：一开始剪的时候也是常规的，先出片名，然后进入成片。但是我剪到99年结束到2014年过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片名出在这儿比较好，因为正好是有15年时间的空白，片名出在那有一个时间翻过一页的感觉，我说就把99年当一个特别长的序好了。其实不管拍过去还是拍未来，其实还是界定今天嘛。
未来部分曾想拍外星人 澳大利亚有心理上的流放感
记者：您的作品很少涉及到未来的部分，所以您在拍2025年那段时有困难吗？
贾樟柯：在剧本阶段有过一次大的调整，我一下把它写成科幻电影，我讲到乐有一个邻居是一个外星人，两个人相爱，那个外星人没有性别，然后他很苦恼。后来我觉得这应该是另一个电影，另外科幻感会把这个电影仍然关注的现实世界里面真实的情况所冲淡。我们还用几个月的时间来讨论未来的美术应该怎么做，但我们最后决定的方法就是，保持现状，因为十年后不会天翻地覆一下子变得好像未来世界。最后我们就觉得电子产品是更新特别快，它一定是有未来感的。
最主要的感受还是在看景的时候，因为要处理那种人跟环境的关系。在中国人物跟环境有凝望，有很好的互动。澳大利亚的环境给我的感觉就是过客。举个例子，在山西是穿着冰鞋在冰上滑，能留下痕迹的；澳大利亚是穿着冰鞋在玻璃上滑，没有痕迹的，就是穿越了。最后我们就用摄影机也找那个感觉，用了四台机移动、游移。
记者：所以为什么选的是澳大利亚，没有选多伦多或者其它移民城市？
贾樟柯：我一开始首选是多伦多，因为我对多伦多特别熟悉，我好多大学同学都在那做跟电影有关的工作。然后华人也多，演员资源特别丰厚。但是后来主要是从剧情的角度，因为这个孩子他父亲移民的动机在哪？其实最主要是他惹那些事，所以他十年不敢回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不应该去一个人多的地方，他应该去一个心理上很偏远的地方。后来我突然觉得应该去澳大利亚，因为它在南半球，那个天气跟咱们正好是相反的，他们炎热的时候我们大雪纷飞，这种反差我觉得在心理上特别郁闷。我最后选了西部的珀斯边上的一个小城市，很荒芜，有点像流放到一个地方，囚禁的感觉比较强。但是在那也有奇遇，因为我们有一场戏是一些山西老人家要聊天，跟张晋生喝茶。我当时非常头疼能不能找到这些山西人，我已经做好准备真的从山西空运了，结果我们有一个朋友说，有没有山西同乡会啊？然后一张罗，那么多山西人就出现了，真的是很震撼。
记者：那这次找到张艾嘉出演是什么样的契机？
贾樟柯：我一般都是剧本快写完时就必须想是谁来演了，理性的分析这个女人她首先得有点年龄感，因为她是一个忘年恋，然后英文要好，还有就是要漂亮、优雅，想来想去就是张姐。我觉得她跟董子健[微博]的感情，是一个很难被世俗接纳的感情，或许有演员会抵触。我就想起来张姐是一个特别好的导演，她应该能理解我在干吗，我不是胡来。她看完剧本她觉得能理解，她说她有过一首歌，就叫《因为寂寞》，这个剧本里他们相爱就是因为寂寞。
《在清朝》明年肯定拍 来源于对武侠和晋中历史的兴趣
记者：《珍重》这首歌选的太好了，配合电影画面很催泪，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我们都知道您是叶倩文的铁杆粉丝。
贾樟柯：对，我一直很喜欢叶倩文，我用她的歌很多次，特别是《浅醉一生》用的比较多，那是《喋血双雄》的主题歌，我在《小五》，《站台》，《二十四城记》都用了那首歌。《珍重》是我一直保留听的她的歌，歌词里面总有一种患难与共，经历大风大浪的那种感觉，也可以说成是江湖感，但对我来说是情义相连。我一直觉得当代的流行音乐，义是消失的比较多，情还在，但没有什么义。
记者：像您很喜欢情义这些东西，读书的时候也喜欢写武侠剧本，将来会再尝试这样的题材吗？
贾樟柯：《在清朝》应该是多年积累的一个爆发。《在清朝》其实是两部分兴趣，一部分是武侠片的兴趣，一部分是地方历史的兴趣。因为我们那个地方的历史好有意思，特别有趣。
记者：好像地方志很完善。
贾樟柯：1900年的晋中，那个时代跟现在很像，那是晋商最辉煌的时候，贫富差异巨大，跟现在煤老板非常像，也是乱局里面要苦撑。读那些地方志经常会会心一笑，就是想到了现在。我看到那个废除科举那一年，很多人都没有生路了。废科举之后新学来了，要教数理化了，整个知识体系被废掉之后他们就废掉了。应该是90年代的时候我读到这段历史，我说这个跟下岗有点像。
记者：那在武侠的部分，您会致敬某种风格吗？
贾樟柯：肯定想找新的风格，特别是在动作上。我觉得武侠片的魅力还是在于古代的日常生活和气氛的呈现。作为类型来说，动作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在武打动作上没有新创意，对于这个类型来说，它是不成立的，所以在武术上也想了很多，构思了很多东西。
记者：《在清朝》和《双雄会》准备的如何了？因为好像说了好几年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拍，是创作过程中有一些瓶颈吗？还是没有时间？
贾樟柯：没有瓶颈，就是需要筹备时间，《在清朝》明年肯定拍了，演员正好在谈的过程中，比较敏感，不好说。《双雄会》最近有一段大进展，就是我们确定《末代皇帝》的制片人托马斯来做监制，他是贝托鲁奇长期合作的制片。
记者：这两部片子赵涛会继续参与吗？
贾樟柯：《双雄会》她参与不了，因为《双雄会》必须是以广东话跟英文对白，这个语言对她有限制，她可能不适合。然后《在清朝》会参与一点，但是主要是三个男人戏，空间不大。
记者：您刚刚说想玩科幻片，以后有可能拍吗？
贾樟柯：想一想吧，没准儿什么时候想拍，因为我积压的和约太多了，我得先把这些都拍完，先把《在清朝》和《双雄会》拍完。
40岁之后一直在失去 生活中只有电影太变态了
记者：您其实从去年年底开始拿了挺多的终身成就奖，在现在这个年纪，您自己会觉得早吗？
贾樟柯：如果要说实话，我真觉得是现在电影没人弄了，怎么就轮到我了。当然，无所谓了，因为我一直以来对这些东西顶多一个星期的高兴，一个星期之后他就是一个落满尘土的东西了。对创作者来说，往前走是最主要的，这些东西真的是过眼烟云。
记者：您以前说过意义最重大的是拍第一部戏在香港得的那个奖，现在您觉得还是那个最重要吗？
贾樟柯：对，因为他鼓励了我从事这个工作，否则的话我可能就改行了。年轻人在刚起步的时候是需要鼓励的，能不能在这个行业里，有没有这个天分才华，都是那个奖项带给我的一种自信吧。
记者：说到改行，想到今年过年的时候电话采访您，您当时说在专心开面馆，再也不谈电影圈的事儿了，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月您就开始说拍《山河故人》了，当时大家都觉得还挺惊讶的，所以您个人在开面馆、彻底退出这个圈子和还片约这件事情上还是有些纠结的吗？
贾樟柯：我其实最大的纠结是，我觉得不应该全部的生活都在电影上，我觉得这是挺变态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失去生活，这个人会变成一个无聊的人，倒跟创作没多少关系，不是说你每天在围绕电影工作就没有生活，但是关键是对于人生来说是一个单调刻板的事情，一点都不好玩儿。
记者：我很喜欢您开面馆那段时间的微博，特别有趣。
贾樟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它恢复了一些我中学时候或者是青春时候那种人和人的生活，就是利用一个下午在聊天，然后天南海北的这种感觉是挺舒服的，挺棒的。
记者：您之前说过觉得40岁之前一直在获得，40岁之后好像一直在失去。但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讲您现在一直在得奖，所以我想知道您这个“失去”和“获得”指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呢？
贾樟柯：“失去”，比如说我开面馆就是因为失去才去开，我失去我喜欢的生活，因为你被定义成一个导演，就围绕在你身边所有东西都跟电影有关的时候，你说你失去的多不多？太多了。以前那种信马由缰的旅行也是越来越难了，好多事儿都预约好的，你一任性整个团队就崩溃了。像前面这六站宣传能不累吗？每个地方待几天就走了。有的时候会很厌倦，但是你没办法，因为你在这个产业链里，片商买了，要发片，你得去宣传。所以这些东西他让我失去那种随意的生活，我想保护这种生活。
记者：那您在戛纳时成立了新公司暖流，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是投资人，岂不是又多了一层束缚？
贾樟柯：还好，我现在的公司实际上是摄制组过来的，等于说我们一帮人做独立制片，做到一定阶段觉得可以成立一个公司，要不然没法走账的，所以是一个传统的公司。那暖流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新的金融体系，我跟吴晓波是大股东，他在财经领域里有很多设想，所以这个公司对于我来讲反而变得简单，就是投资的问题，一些大的项目的意见。
记者：之前申报奥斯卡的事情也引起了一些风波，现在申奥片换成《肿瘤君》了，您觉得这个片子合适吗？
贾樟柯：《肿瘤君》我没看，但是口碑很好。我觉得对我来说，任何一个片子都可以代表中国电影申奥，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程序。一开始说实话我也不了解奥斯卡是怎么回事儿，怎么评选，都没参与过，但是制片人发行人他们就建议，他们觉得可以去试一试。我们整个团队没有势在必得的诉求，就像给孩子一个机会一样，让它去试试有没有这种可能。那就开始来做这种申请，我们原来一直觉得比如全国有那么七八部电影，大家都有这个诉求，都报好名。报好名之后有一个委员会或者有一个机构，大家都看着几部电影，然后来投票，最后决定一个，这是我们理解的程序。结果最后发现，好像不是这样的。
记者：那您自己会有点奥斯卡情结吗？
贾樟柯：我没有任何情结，我只有电影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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