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电影中的贾樟柯式精神切片

导演贾樟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那是北京一个普通小区的一套单元房，光线有些暗淡，空间也不算宽敞，如果没有一堆散乱堆放的胶片，和挤在一处的一座座奖杯，没人会把这里与导演工作室联系在一起。

贾樟柯坐在一堆杂书中间，显得有点疲惫，他点起一根雪茄提神。他的新作《山河故人》很快就要上映。标准的贾樟柯风格，细密、绵长，又有着暗藏的锋利。

他抽着雪茄，聊起自己的电影和生活，言谈中夹杂大量文学色彩颇浓重的词汇。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旧时代的读书人，手指细白，带着点墨水的痕迹，有点弱不禁风又书生气十足。

但一颗心里却全是酷烈的想象。

故人

一个山西小镇，三个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

他们中有的野心勃勃，企图抓住时代的脉搏，却最终被欲望与野心所害，自我囚禁在远离出生地、一座面朝大海的奢华“监狱”中；有的懵懂而不自知，用自我牺牲和终身孤独来为下一代换取了看似“正确”的选择；还有的在车轮滚滚向前中沦为炮灰，在尘埃中自生自灭。而他们的下一代，在未来世界的天涯海角中，与漂泊海外的中文老师，开始了一场猝不及防又注定戛然而止的“不伦之恋”。

这是《山河故人》的故事线索，它被置入数十年的绵长时间中，有温暖、爱意、撕裂和残忍。

告别了《天注定》里对于暴力的直接表达，《山河故人》中仿佛灌满了脉脉温情，“这是一部专注于情感的影片。”贾樟柯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情感历练，如果没有这样一段历练，很多事情我们即便身处其中，也很难产生深刻的体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生活中的很多层面都向我展开了，而在此之前，它们是隐藏着的。”

在筹拍《山河故人》的时候，贾樟柯无数次联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一对沉默却彼此深爱的人。但在父亲去世后，即便接到北京可以与儿子经常在一起，母亲仍然不可挽回地变得越来越孤独，“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孤苦，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达到的彼岸。”还处在人生盛年的贾樟柯发出了这样的慨叹。

在《山河故人》中，贾樟柯企图将人生最凡俗同时也最惊心动魄的“生老病死”以一种原始而粗糙的形式，展示在观众面前。而他电影中最让观众熟悉的女主角、“故人”赵涛和梁景东也认为，他们分别饰演的“涛”和“梁子”，也是在职业生涯中投入情感最多的角色之一。

赵涛仿佛至今都没有完全从角色中抽离出来，当她讲述起导演要求她在演绎2005年的涛一个转身动作的时候，要求“从这一个镜头中看到这个女人的一生”，并且谈及让她印象最为深刻的台词，涛对儿子说“妈妈是个没有本事的人。”现实中的赵涛的眼睛里依然含着泪水。

而与涛和梁子相比，贾樟柯在影片中最为“心疼”的角色是那个被从故土上连根拔起的孩子，“他是一个连坐的人，不得已和父亲一起遭受了残酷的刑罚，看起来，他仿佛身处自由之国，但事实上，他的一生都被囚禁了，这种无法选择的牵连，让我特别心疼。”贾樟柯说。

拍照的时候，摄影师要求赵涛扭头注视着贾樟柯，眼神中流露出一点崇拜，“她一点也不崇拜我。”贾樟柯哈哈笑起来。

但玩笑之外，赵涛信任并且感激贾樟柯将她从局促的舞蹈世界带到了电影中，“他带我认识了我自己。”赵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她的化妆间里，梳妆台硕大的灯泡下，一本张爱玲的《异乡记》摊开摆放着，那是赵涛随身带着正在读的书。她很喜欢这个故事，也是关于一个女人从故乡到异乡，一路寻找的历程。

县城

“看到文峰塔，我就觉得自己回家了。”

在电影《山河故人》中，山西汾阳的地标式建筑文峰塔又一次出现在了大银幕上，一座外观呈黄灰色的明清古塔，矗立在夕阳中，塔顶沉默向天。而随着时光的更迭，它的周遭时而萧索破败，时而工地轰鸣，只有它，永远一成不变。

在贾樟柯的心目中，文峰塔的象征意味是：“一切都是衰败的，但一切却又不会被轻易摧毁。”

文峰塔是汾阳的象征，而汾阳是贾樟柯电影的“宇宙中心”。

早年间表现县城青年生活的电影《小武》《站台》和《任逍遥》为贾樟柯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虽然它们中的任何一部都没有获得在中国大陆大银幕上正式公映的机会。

至今，仍有人在怀念着“故乡三部曲”时代的贾樟柯，但贾樟柯本人却似乎一直在后来的岁月中刻意与故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曾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反驳：“难道我只会拍县城吗？”

这一次的《山河故人》中，他把时间线甩到了未来，把空间架到了澳洲，看起来，同样饱满。所以说，他确实不只会驾驭县城的景观与气息。只不过，山西县城对他来说，无法摆脱也没有必要刻意告别。

在贾樟柯的镜头中，中国山西的县城，是一个既非乡村又非城市的尴尬而又暧昧的存在，在那里，保留着民国风味的建筑与贴着硕大标语的土墙相依并存，百无聊赖的年轻人坐在街边闲逛，他们一边痛恨着像父辈那样，从凝固的时间里寻觅着生存的意义，一边把一本翻卷了边儿的《故事会》或者《今古传奇》藏在枕头下，作为唯一的精神娱乐，在夜深人静时翻阅。

贾樟柯曾发誓要逃离它。但离开以后却发现，县城也许无处不在。

贾樟柯坐在车里，车子驶入北京东北郊的一处城乡结合部，周遭环境荒芜黯淡，一条废弃的铁轨延伸向远方。这样的场景显然勾起了贾樟柯的某些回忆。

他想起很多年前在电影学院完成老师布置的一次作业，题目是《将北京拍成县城》，结果他和同学们在电影学院附近的小巷、地摊和饭馆取景拍摄剪辑完成之后发现，完成这样的作业似乎一点也不困难。

贾樟柯的老友、山西传媒学院教师梁景东（《山河故人》中梁子一角的扮演者）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一件往事。

“1994年，也许是95年，我记不清了，不过肯定是在拍《小武》（97年）之前。”他说。那次，贾樟柯从北京回到太原，又从太原坐长途汽车回汾阳，梁景东送他到站台。一个秋天清晨，微雨，四周落木萧萧，空气中满是凉意。他们看到一对青年男女从身边走过，女的抱着小孩，男的撑伞，一家人缓缓向站台走去。梁景东感觉贾樟柯用手肘碰了他一下，然后扭头看到贾樟柯的表情，像是马上要哭出来了。

时至今日，梁景东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温馨、平淡又家常的画面能够让贾樟柯如此动容，“他一直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也许那时候他就想到，选择拍电影，那这种安逸恬淡的、具有浓烈县城味道的生活就再也不属于他了。”梁景东说。

在新片《山河故人》中，重回县城的贾樟柯又一次用取景框放大了沉浮在时代海洋中无根个体的乡愁，夹杂在关于政治、命运与阶层巨变翻转的讲述中，甚至还被点染上了一点点中年危机的气息。而据贾樟柯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讲述，这样的故事设定，来源于他的家乡：“最近几年我感受到了山西某些人的命运，我想表达他们特有的痛楚。”

“比如张晋生，他是我非常投入感情的一个人，我不做道德评判，也不会去想他的财富到底是怎么来的，我只想表达，他的命运所经历的魔术般的变化，之前再怎么飞扬跋扈，而到了2014年，他拎包就得走。”贾樟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电影中那个名叫“美元”的孩子，他所面临的无根的困境，则来源于贾樟柯一位朋友一家的人生际遇。

两年前，贾樟柯去美国华盛顿的朋友家探访。那一家人在孩子上小学期间移民美国，母亲原来是大学教师，英文很好，但父亲的外语却不好，为了让孩子尽快融入美国社会，父母就积极鼓励孩子讲英文，逐渐发展到基本丢弃了母语。后来父母二人因故离婚，父子二人之间的交流只能依靠谷歌翻译。

“看到那个场面，我真的是五味陈杂。”贾樟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你知道语言所牵扯的乡情是不一样的，能想象到吗？那个孩子，在前些年，他六七岁的时候，还在汾阳尘土飞扬的街道上，父母拉着他在跑，而几年之后，他摇身一变，就成了不会说中文的少年。”他顿了顿，又说，“牵扯了乡情之后，那种震撼更让人心酸。”

关乎乡情，不只渗透在电影里。在如今太原城某个隐匿的角落里，躲藏着一家小小的面馆，它的老板是贾樟柯。

那里是贾樟柯与旧时朋友与同学聚会的“秘密基地”，地处繁华地带，却暗藏玄机，非常隐匿，面对大批得知消息后企图前往探访的文青，贾樟柯只狡黠地一笑“你们找不到它。”

他不时回到山西，在面馆里和旧友们进行“纯爷们儿”式的聚会。吹牛，八卦，聊国际政治和国家领导人，“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谈论普京。”贾樟柯说。而对于电影，他的朋友们很少触及，顶多只会偶尔开起这样的玩笑：“导演，今年你又‘潜规则’了谁？”而按照赵涛的讲述，贾樟柯和他的朋友之间的话题，永远是关于过去的鸡毛蒜皮，“比如上学时候，老师骂了谁，谁和谁又打了一架，基本都是聊了大半辈子的事，每年又再接着聊好几遍。”

如今的贾樟柯似乎有意把生活劈成两半，一半是电影，意味着工作和事业；而另一半则属于家乡与故友。最近几年，他养成了一个喜欢回乡参加红白喜事的习惯，用贾樟柯自己的话形容“这让我感觉自己还在真实地活着。”这种心绪，似乎也被他投射到了电影中，在《山河故人》中，贾樟柯特意安排了一个面容喜感的胖子，作为小县城唯一的司仪，多次出现在婚礼和葬礼之上。

在被记者问及是否觉得家乡汾阳变化巨大时，贾樟柯给与了一个否定的答案：“我从不觉得汾阳变得陌生，但也许这种感觉是因为自己回去的密度比较高，所以没有多年不见惊诧感。”

而作为“汾阳媳妇”的太原姑娘赵涛却认为，汾阳的变化日新月异，“越来越有现代都市的味道。”

陌生还是熟悉，过客抑或归人，这样的答案看起来显得颇为有趣并且意味深长。

在早年完成关于汾阳的“故乡三部曲”之后，贾樟柯用了很多时光，在他的电影版图中勾画出了一块大大的疆域，山西、重庆、上海、湖南、广东，甚至阿拉木图和澳大利亚，都在他的影像中先后被跨越呈现。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山河故人》中的“故人”，某种程度上，仿佛就是贾樟柯本人，在兜兜转转之后，他又回到了汾阳县城。

古风

在贾樟柯的故友梁景东看来，他身上一直具有着“书生气与江湖气”相互混杂的气息。

关于贾樟柯身上的书生气，梁景东觉得，那是来源于他的父亲，一个在中学担任语文教师的老人，谦和儒雅，“他有智慧，但绝不卖弄。”梁景东回忆。父亲在世时甚少评价贾樟柯的电影，只在看完《站台》后，淡淡说了一句：你要是在五八年，肯定是个右派。

而贾樟柯身上的江湖气则或多或少是因为撞上了大时代的缘故。与父亲那代人压抑隐忍的个性不同，1970年代生人的贾樟柯不仅见证了大革命风暴的遗迹，还一步步见证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1990年代的经商热潮。旧世界已经分崩离析，新世界的规矩却仿佛尚未建立，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唱着“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一边在气味复杂的录像厅看港片，一边在课余时间做买卖赚钱，心里怀揣着懵懂又壮怀激烈的梦想，大把大把地挥霍青春。

关于贾樟柯的电影，国际主流电影评论界曾有这样一句流传颇广的评价：在中国，有贾樟柯这样一个叙述者，能够让我们理解这个国家在发生些什么。

看上去，这仿佛是一句针对西方观众的广告语；而传回国内，它又拥有了一个更为醒目的译笔：在贾樟柯的电影里，读懂中国。

虽然贾樟柯并不承认自己有“讲述中国”的义务与责任，但他也承认自己对各种突发新闻事件的关注，以及在作品中流露出“与现代社会快速的互动性”。

但事实上，贾樟柯的“中国叙事”显然并非停留在对于当代中国的解读之上，剔除掉那些与现实保持极高敏感度的故事与事件，人们甚至可以在贾樟柯的影像中，隐隐看出一个幽深浮动着的、对于旧时代中国传统的想象。

在驾车出门工作或者旅行的时候，贾樟柯和他的司机都喜欢打开音响听歌，但二人在歌曲选择的口味上却大相径庭。司机喜欢《中国好声音》以及一些“时下年轻人都追的歌”，而贾樟柯的欣赏习惯却还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的港台流行音乐是他延续至今的保留曲目。“我们只好达成协议，先听一小时他的歌，再放一小时我的歌，轮流替换。”贾樟柯笑道。

贾樟柯最喜欢的歌手是叶倩文，甚至不止一次在电影中选择叶倩文的歌作为主题音乐。在《山河故人》中，叶倩文的《珍重》又一次作为主题曲贯穿始终，那一把幽幽的声音，影射着主人公每个人生阶段的不同状态，隐隐唱出孤寂、乡愁与沧桑。

“好多人问我，贾樟柯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老歌？那么喜欢叶倩文的歌？我真的回答不出来。肯定不是因为旋律的问题。因为新歌中也有那么多旋律好的歌，也唱得那么深情。然后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我们所经历过的过去的情感，包括叶倩文的歌里，八九十年代港台流行音乐的爱情里面，那些粤语表达的老歌里面，充满了古风。”贾樟柯说。

他强调“古风”这个字眼，甚至追溯到了他的录像厅电影时代，吴宇森的白鸽、周润发的风衣，还有叶倩文的歌，那些江湖儿女的红尘往事，构成了一个二十年前小镇青年全部的文化想象。

“那些歌里不单有情，还有义，情义相连，这些关于情义的表达，成了我一直舍不掉那些歌的最根本的原因。”贾樟柯说。

在贾樟柯看来，粤语老歌中的“古风”和“情义”是承接着中国传统文化顺流而下的，而《珍重》中扑面而来的宿命和危机感也让他觉得分外动人，“有一句歌词是‘盼望世事总可有转机，牵手握手分手挥手讲再见’我特别喜欢‘转机’这个词，仿佛把一个爱情故事放置在某种颠沛流离和艰难处境之中，带有一种‘不浪漫的浪漫’。”贾樟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海外发行中，《山河故人》的英文名字没有选择直译，而是被叫做“Mountains May Depart”，言外之意是“青山可移，情义不变”。从中似乎也可以看出贾樟柯对于传统中国式情感的怀恋，甚至他给在影片三段故事结构选择时间点时，特意把第一段的时间背景设置在了上世纪90年代末，在他看来，那还是一段“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相对古典的时期，与明清时代的中国差异不大。”而“网络出现了，手机出现了，短信出现了，新的科技彻底改了人们的情感模式，那些求而不得、‘日日思君不见君’的想念再也没有了。”

贾樟柯曾开玩笑形容自己说，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我信鬼神，并且敬之。”

在他那座位于北京市区西北方、夹杂在一片居民楼中、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工作室里，戛纳金马车奖和一些大大小小的奖杯被随意放置在一个款式陈旧的玻璃金属搁架上。一进门最显眼的位置，则摆放了一座关公塑像，香炉里却并没有青烟缭绕。而在客厅隔壁的书房里，则堆放着大批杂书，贾樟柯经常在那里抽雪茄，读他收集的清末民初的山西地方县志。

在采访中，他很兴奋地说起《聊斋》中与汾阳有关的故事。一篇叫做《狐妾》的小说，讲述一个情深意重的狐狸精如何幻化为人妻，为夫家排忧解难，并在最终未卜先知飘然离去。

贾樟柯甚至坚信自己曾在老家见到过真正的“狐狸精”。他说，在一次过年的庙会上，他在人群中发现了三个穿着款式陈旧丝绸衣服的女人，她们很美丽，但眼睛的颜色却是有蓝有绿的，他喊身边的妈妈和姐姐，但她们却看不见。时至今日，那三个女人脸上“一点点兴奋、一点点惊慌”的神情依然让他印象深刻。

贾樟柯喜欢的中国电影是《马路天使》与《小城之春》，《马路天使》是因为里面流露出的活泼而灵动的市井表达，而《小城之春》则是因为“喜欢里面的人物，在他们身上看得到旧时中国人的‘礼’”。

“在山西的家庭里面，这样的‘礼’，也是处处呈现的，比如怎么吃饭，大人动筷子之前小孩是不能吃的，然后坐姿、吃饭的频率，所有的东西都是被规定的。大人也教育我们从小要学毛笔字，虽然我写的得不好，但身体完全是被控制的，然后到了《小城之春》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的人就是这样的人，比我们更加地被控制，一个中国人，假如只知道“欲”，而不知道“礼”，是永远体会不到《小城之春》的内涵。”贾樟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同时，贾樟柯最喜欢的哲学家是戴震，“他和我们汾阳有点交集，小时候我经常听老先生们提起什么饮食男女啊，欲满则情达啊，我觉得很厉害，通情达理，是表达在欲的通融与宽容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自我个体自由的表达。”

看上去，这似乎有一点矛盾，但不论是“礼”还是“欲”，这都是困扰着中国人千百年的难题，“所以我在《山河故人》中想告诉大家，最终约束我们个体自由的不是什么形态或者主义，而是我们平时不愿承认也意识不到的，来自自我的约束与怯懦。”

夜奔

在梁景东的印象中，贾樟柯“是一个永远不停奔跑的人。”

“他仿佛总有着一种时不待我的急迫感。”梁景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上世纪90年代，贾樟柯在筹备《小武》时，资金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焦急等待中，梁景东不止一次听到贾樟柯念叨：“如果这次不成，那我就再也不拍电影了。”言语中，带着点破釜沉舟的意味。

“他总是说，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与贾樟柯相识二十年，合作了六部电影，在梁景东的回忆中，几乎拍摄每一部电影时贾樟柯的状态都是“等不及的”。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贾樟柯是个工作狂，他紧紧抓住任何一次闪烁的灵感和直觉，以强烈的意志和严格的控制来完成每一部电影。除了和山西老同学的定期聚会，他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而据赵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因为贾樟柯的生活乏善可陈，赵涛甚至更享受与他一起出国参加电影节的时光，“因为在国外，没什么人认识，每天可以一起出去跑步、看电影那仿佛才是生活。”赵涛说。

作为妻子和合作伙伴，在赵涛看来，贾樟柯是一个“特别不会神化并且诗意拍电影这件事情的人。”“我们经常提起黑泽明有一本书叫《等云到》，为了拍一朵云，黑泽明导演会花费长时间的等待。但实际上对于电影导演来说，等云，真的是一件太简单的事情。”赵涛说。

按照赵涛的讲述，在拍摄《海上传奇》时，有一场赵涛在上海繁华地段人流与车流中穿梭而过的戏，从早上六点一直拍到了夜晚，“我们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在等什么，我在马路上走，周围的人和车时刻不停地穿梭，但他就是在那里等待，希望下一刻一个‘对’的人或者一辆‘对’的车能够在我身边出现。”

“但是他又没告诉你什么才是‘对’的车与‘对’的人？”记者问道。

“对，他没有必要告诉我，我的工作是负责完成表演，至于怎样安排什么样的路人出现在我旁边，那是导演的事情。”但赵涛笃定地相信，“导演对于每一个镜头的要求，都是最高最高的，至于他从来不会说这些事，那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事是正常的。”

赵涛甚至在拍摄《三峡好人》时候，被贾樟柯的执拗与坚持逼迫得差点跳江。在那部电影中，她饰演一个被生活和命运的重负捉弄以及压迫得绝望乃至于麻木的女人，但贾樟柯始终觉得赵涛脸上的麻木与绝望不够真实，于是一遍遍地推翻重来，她想自己躲起来，但又不能让剧组等候，终于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与角色的绝望合为一体。“我当时看到江水，真的恨不得跳进去，跳进去，这一切就都结束了，这真的不是在开玩笑。”赵涛说。

但更多时候，贾樟柯在片场中的坚持是以一种更为温柔的方式呈现，他对于演员的要求经常以这样的话语来表达：这条很好，接下来让我们再来一条更好的。而在一条一条拍摄之后，他依然不紧不慢地提出要求：继续，再来一条更更更好的。

但偶尔，贾樟柯也会流露出一点多愁善感的情绪，他曾经感叹身边的好朋友四散天涯，“他们走掉了，现在经常一桌麻将都凑不齐。”

尽管他会怅惘于时光的流逝，但贾樟柯并不是一个无条件恋旧的人。在他的工作室中，散落的胶片盒子随意摆放在地上，“都是我以前电影的胶片。”他笑笑，“早没用了，只能放在这。”

与《红楼梦》相比，贾樟柯更喜欢的中国古典小说是《水浒传》，但并不是因为少年时代暴力往事的残留，而是因为一个林冲夜奔的故事。他也看过好几个传统戏曲版本中对于这段故事的演绎，虽然已经记不得是看过哪位名伶的演出，但那个舞台上，在茫茫暗夜大雪纷飞中奔逃的末路英雄身影，始终在贾樟柯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关于《山河故人》的电影结局，贾樟柯原来在剧本中设计的是，涛一个人买菜回来的路上，听到儿子在叫她，但事实上周围在下雪，白茫茫中没有一个人。

但实际看景的时候，那片地域周围很嘈杂，有人声，还有工地的轰鸣。当时贾樟柯突然觉得，此时此刻，需要有一个青春时代的回响继续传回来，于是《珍重》的歌声再度响起，“一方面是孤老的忧伤，一方面，即使在那样的环境里，人也应该还具有着不灭的生命力，而把这两点融合在一起，应该是五味杂陈的。”

而他每次一想到这一幕，就会感觉到一点“愉悦的忧伤”。

“这算是一种生命的救赎吗？”记者问。

“我的电影里永远不会有救赎。”贾樟柯以他少有的肯定语气强调。

他依旧是那个在大雪纷飞的茫茫暗夜中夜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