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开始,不论是大荧幕还是小荧幕,正剧,这一曾经的文化标杆,已经越来越淡出我们的视线了。电影院已日益彻底沦为年轻人的社交场所,点击量也被那些充满噱头的大IP所垄断,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单一了,这不禁令人扼腕不已。
那么,正剧是如何一步步淡出我们的视线的呢?
1.90年代——正剧的辉煌
如果说80年代还存在尝试和试错的话,那么90年代,可以说是迎来了一个正剧的收获季节——中国最好的电影大都拍摄于这个时期,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的《活着》,田壮壮的《蓝风筝》,第五代导演们尽情挥洒着自己的才华,尽数斩获三大国际电影节的奖项。如今,中国电影的票房早已翻了不知多少翻,第六代第七代导演们也悉数登场,而这一辉煌,却至今尚未被打破。
回顾那个年代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1)电影市场尚未开放,电影作为一个稀缺的文化产物,总体上的制作还是偏向阳春白雪的。
(2)电影票占当时的居民收入比偏高,无形中以价格门槛过滤了用户层次——在90年代大家还普遍拿几百块工资的时候,五块钱一张的电影票显然是昂贵的。
(3)社会风气催生——80年代是一个文艺的年代,那是个连炼钢厂工人都会背普希金,澡堂子里大家都唠海子的时代。在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发展和变革之后,90年代他们大都成家,但他们同样需要电影来祭奠他们的青春。
(4)政策的宽松。8,90年代的中国电影,刚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领导层尚未掌控思想的边界,因此无形中也就给了文艺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正如芦苇那句悲凉到极致的话:《活着》得奖后,我以为我们中国电影终于起步了,谁知道,那就是我们的终点。
2.现在怎么样?以《大明劫》为例
服化道方面,完美再现了明代火枪兵的三眼火铳,普通步兵的藤牌和山纹甲,其细节上的用心简直堪比黑泽明。
剧情方面,围绕小个体与大时代的命运纠缠,暴露了传统的道义两难,通篇充满了难得一见的电影人节气。
演员方面,老戏骨冯远征和台湾演技派戴立忍同台飙戏——好一出家国天下,令人动容。
导演方面,王竞的片子在豆瓣就没下过7.5,部部精品不敢说,至少绝对是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分回馈给观众的主儿。
《大明劫》对外宣传3000万的投资,实际投入1800万,却硬是拍出了17世纪的战争大场面;请来德国柏林爱乐乐团作曲,小野丽莎演唱主题曲;后期CG也是韩国团队。制作方面毫不马虎。按照现在的标准,绝对够得上口碑营销了。
但结果呢?
截至2013年下档前,《大明劫》共收获了452万的票房。净亏损高达1600万。谢晓东编剧+王竞导演从《我是植物人》到《万箭穿心》《大明劫》,一直被誉为内地电影的“业内良心”,但这么棒的团队却在2013年《大明劫》失利之后从此一蹶不振,至此没有作品问世。
3.国外怎么样?以伍迪艾伦为例
这个精明的小个子犹太老头从60年代开始出品了一系列别有韵味的电影,既有商业片也有别具一格的文艺片。
伍迪·艾伦写作的主题不外死亡、性和不道德行为,他善于吸取无声片喜剧的优点,配合自己一套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机智对白,尤其是纽约客式的机智。其讽刺对象上至政治、文化、宗教、性,下至电影、电视、犹太人习俗等等,如果不懂得、不理解影片中的人物和环境,他的那种“内行人笑话”的幽默感,将无法理解,所以他的作品很受美国本国观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欢迎,在非英语国家则有所隔阂。挑剔的法国人称他为“美国电影界惟一的知识分子”。
嗯哼,名利双收。
4.老陈说
中国从不缺少好的导演和演员去实现严肃作品——冯远征老师从《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之后就已淡出主流媒体视野,但他拍摄了包括《我的父亲母亲》、《闯入者》在内的一系列高评价作品。郝蕾,这个名字大家恐怕已经不熟悉了,对她的认知也仅限于邓超前女友这一身份,但她的演技绝对可以称得上同期女演员的翘楚,收获了知乎豆瓣的一系列粉丝。
中国缺少的,是一个可以把这批力量团结起来的制度——包括电影分级制度和小众院线。与老美不同,我们的电影从来都是为了娱乐服务的,所以商业影院里充满了时尚与恋爱的味道。在这里,是远远无法做到安静地欣赏一部电影的。
其二,传统的商业电影宣发模式意味着高成本,高覆盖面,针对的是大众人群。但正剧却是低成本,精准营销,针对的是特定人群。此外,由于时间差的存在,往往会出现大家在知道这部片子之后其早已下线的尴尬局面。因此,开放一个特定的院线长期去做这件事十分重要。
综上,在中国,一个优秀的创作者还兼顾着优秀的招商投资人,优秀的政策解读者,优秀的营销者,优秀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坚持着。
而我们的影像世界也因他们的坚持而多了一抹别样的色彩。